1906年5月，田桐在《民报》第一期上发表《满政府之立宪问题》，痛斥清政府之立宪为假立宪，指出以清政府为主导不可能有真正的立宪，号召民众通过革命实现真正的法制，“流血者，自由之母也；立宪者，革命之产儿也。”田桐指出：谋生活，谋幸福，谋自由，谋权利是人们追求的生活目标。在通常情况下，通过立宪政治，可以达成这样的目标。但在清政府的统治下，不具备实行立宪政治的基本条件，即使立宪，也达不到这样的目的。首先，清政府实行民族压迫政策。只有汉人向政府纳税，满人不仅不纳税，还从出生之日起就享有每年四两库银的定俸，“由我汉人所纳之税，衣服之，饮食之，且于衣服饮食之外，欢乐之、消耗之”，缺乏立宪政治要求国民均等承担国家义务的必要条件。其次，实行立宪政治的第二个必要条件是，国民均须享有平等的公权。但清政府统治下的现状是“满人独享有权利，而汉人独无权利也”。在这两个必备条件不成立的情况下，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立宪政治。即使颁行宪法，也是强权宪法，“是满州一方面之宪法也，是满人限制汉人之宪法也，是满人限制汉人而使之万劫而不可复之宪法也”。一言以蔽之曰，不推翻清封建王朝，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立宪。要实现真正的立宪政治，必须首先推翻清王朝，“执干戈，荷梃杖，破铁狱，出死士，碎皇宫，歼贵族，血流成河，尸堆积山，然后得攫民贼之肉而朝食之”。“中国可以合十八省之团体而立宪也，万不可以戴满州政府而立宪。中国可以为民主之立宪也，万不可以戴满州政府而为君主之立宪。中国可以联合满、蒙、青、藏而为平等之立宪也，万不可以戴满州政府而为不平等君主政体之立宪”。“以十八省之机关为主，以满、蒙、青、藏之联合为客，使联邦民主立宪国，辉煌出现于亚洲大陆之上则可耳”[7]。
1906年6月，田桐在读过《民报》第四号上刊登的汪精卫《驳〈新民丛报〉最近之非革命论》一文后，致信《民报》同仁，驳斥“非革命论”，指出梁启超故意挑起与《民报》的争论，其目的是为了讨好清王朝，刷存在感，提醒革命党人勿上其当。他指出《新民丛报》是清政府之机关报，梁启超是清政府的弄臣。“以清政府之机关杂志与清政府之弄臣，而责其与我革命宗旨之不表同情者，自其不能听之方面言之，则犹之对牛而弹七弦琴，自其不肯听之方面言之，则犹之遇仇人之出刃刺我，而责其不仁也，容有济乎？”《民报》创刊以来，“受海内外热心同胞之欢迎者，固非笔墨形容之所能尽”，“国民主义与民族主义渐浸盈于同胞之脑海，向之与《新民丛报》有关系者，莫不倒戈相向而敌国之，撰述者向他报而撰述，投稿者向他报而投稿。故数月以来之《新民丛报》，为梁启超一人所作之《新民丛报》，党派之机关杂志忽变而为独夫之机关杂志，此真千古未有之惨状也”。在此窘境下，梁启超希望能引起人们的关注，即使受骂也乐意，“吾知梁启超之心，苟有可以达其利己做官之目的，虽其丑于受骂之十倍，如咀吮痈粪之事，亦无不乐而为之”，“受骂之程度愈高，则其做官之时期愈熟。笑骂任他笑骂，好官我自求之，非梁启超之谓而谁之谓哉”。他提醒革命党人不要理会梁启超的叫嚣，任其自生自灭。倘若梁启超一定要辩论的话，他必须要首先回答如下两个问题才行：“一、尔自今以后，肯不为异族之奴隶否，肯不为卑劣龌龊之行为以要求利禄否？二、尔自今以后，肯与清政府断绝关系否？且即使清政府召尔，任用尔，尔肯不应彼之召，不受彼之任用否？”田桐断言，梁启超必忍气吞声，不敢作嘻嘘之叹，何也？有害于利禄之为也。“愿贵社诸公自今以往，慎无攻击笑骂梁启超为也。愿凡我同胞爱国诸公，慎无攻击笑骂梁启超为也。则中国前途之幸。”田桐又作诗二首，讽刺梁启超所作《新中国未来记》，称其如“一般妓女乞怜，专颂虏廷神圣，殊觉令阅者肉麻”。诗一曰：“海外羁栖已六年，君王不谅妾心丹。只余一掬孤臣泪，洒向横滨日暮天。”诗二曰：“一片归心未有期，梦魂夜夜拜丹墀。君王若问妾颜色，大不如前宫里时。”田桐至《民报》函，文风辛辣，步步进逼，揶揄立宪党人的穷图末路，令人叫绝[8]。(www.xing528.com)
1908年3月，田桐在《中兴日报》上连载《泣告同胞之希望立宪者》，呼吁彻底打破对清政府主导下的立宪幻想。他指出，清廷提出的所谓立宪，是在革命形势逼迫下的权宜之计，“贼鞑虏有鉴于此，不得已而行自利其族者，以诡吾族之计，此立宪之议所由（仿）也”。又用印度及安南捕象的方法，来比喻国人与清廷的关系。“先设一阱，上覆以粟类，象至则坠阱中，然后经二三日，始饷以食，象于是以此人系救己者，德之，而遂甘以身报。希望立宪者，象也；设阱捕象者，贼鞑虏也”。接着他又从六个方面论述了立宪不可行的理由：一、满人立宪，于汉人必无利益，而且有大损害。二、满人立宪成功，汉人希望立宪者必无好位置。三、立宪必无成功之日。四、若立宪有成功之日，其内忧外患，当甚于今日百倍。五、吾敢断言满人心中必无立宪二字，且立宪并无定期。六、希望满人立宪者，与希望汉人革命者不两立也。他语重心长地说：综上六项言之，希望立宪者，绝无好结果。“夫吾人不能不泣告于公等者，非以公等不知革命，吾党遂不能革命也，公等阻挠革命，革命遂不至于成功也，特以公等犹是我祖父之子孙也，犹是我同胞之一分子也，迷津促返，歧路导归，非吾党之事而谁之事哉？”“吾等以救同胞之故，而力图革命，又安忍坐视公等之失足而不一言乎？此吾不得不忠告公等之苦衷也。倘公等而犹有疑团也，请于清夜平旦时，细思希望立宪之结果。”[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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