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桐在文普通学堂鼓吹革命，逃离学校东游日本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田桐入蕲春县学读书。1901年，遍游各地，至岳麓、匡庐、武汉等地。与黄兴、宋教仁结识，以宣传革命相砥砺。1903年考入武昌文普通学堂。“在校期间，由于对清廷专制和卖国的黑暗统治不满，常与湖南同学宋教仁等倡议排满，致为清官吏所忌，欲将他逮捕治罪。时该校监督为清廷大吏纪晓岚之孙纪钜维，深奇其才，而又怕牵连，不敢庇护，因暗示他远走避祸。于是，他便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夏秋之际，东渡日本留学。至此与黄兴、陈天华、宋教仁等交游日益密切，彼此意气相投，均以革命排满为己任。”^[2]关于此事，《田氏七修家谱》的记载更为鲜活：（光绪）二十九年，秋，考入（武昌）文普通中学堂，与宋教仁等极力鼓吹革命，两湖人士多为所动。冬，校中月课，有二三媚上教习以先生文大犯时忌，闻于（湖北）巡抚端方。（端）方怒批曰：“肆谈革命，大逆不道。”时监督纪香聪（钜维）雅爱先生之名，讽令出校。遂走日本^[3]。上述两处的记载略有差别，但共同印证了田桐因为在武昌文普通学堂畅言革命，被当局所忌，在学堂监督的帮助下，逃离学校，东游日本的事实。

田桐到日本后，根据日本图书馆中收藏的记载满人入关罪行的书稿，辑录成《亡国惨记》，1904年由东京秀光社出版。田桐在《亡国惨记》例言中说：“是书系明季我祖我宗，痛我华土被夺于膻胡，且身历其境，见夫膻胡残虐惨无人类，屠戮生灵、奸淫妇女之种种目不忍见、耳不忍闻之事，恐我子孙于经过大劫之后，忘九世之仇雠，故笔之以遗后世。愿凡我亲爱之同胞读此书时，宜为笔书之祖宗设身处地而深长思也。”他在该书的序言中，更是开宗明义指出“古今最惨之事，莫如亡国。亡国之惨，又莫如我中国之明季。夫我中国明季之亡之惨，何以与他国不同……此其中盖有特别二原因在。一是变种之原因，二是变相之原因。“世界之人种无虑百数十，可一言以蔽之曰：其最丑者莫如满蒙之鞑子，故人之恶鞑子也，甚于恶狐鼠”。恨鞑子之心，为中国自古以来一般社会之心理也。无他，种不同也，恐自变其种而成非种之人也。“我中国自古以来，衣冠文物之盛，冠绝群伦，故其时如越南、如缅甸、如暹罗、如朝鲜，莫不钦慕文明而为华化也。乃清虏入关，豚其尾而鼠其头，奇其服而异其言，屈一足垂一手以为礼，及种种怪异之形状，直大远于人道，而与禽兽无异者。”“试思自明季以迄于今，上下三百年，纵横二万里，阴风凄凉，举目皆肃杀之妖气者，谁非亡国之惨记乎？呜呼！同胞，同胞，公等其将何以堪此？”站在今人的角度，田桐的这些论述当然有丑化满、蒙民族之嫌，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可谓振聋发聩。难能可贵的是田桐在《亡国惨记》中就明确提出了反对立宪的主张。“然吾尝见夫我同胞中人，竟有唱勤王者、唱保皇者、唱要求政府以立宪者。吾不知所勤者谁氏之王，所保者谁氏之皇，所要求者谁家之政府。公等何以恨清鞑子者不如其恨元鞑子，何以视清鞑子之待汉人者不百倍于元鞑子耶？噫！是亦不思而已矣！盍读《亡国惨记》。”用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的政治主张昭然若揭^[4]。

日本志士宫崎寅藏在读过《亡国惨记》后感慨，“余读之竟，乃皆系满州人入关残杀汉人之一部惨历史。始知满州人种，虎狼成性，蛇蝎居心，自祖宗以及子孙，传遗之而不改者也。”“故对于此事，不能不为支那人痛……更不能不对满州人愤。呜呼！天道好还，人道不可以一日或灭。满州人如此，其应受诛戮淘汰之列，可无容疑，是满州人被排之结果。其为支那人之雪愤复仇者，其事小；其足以彰世界文明之公理与正义人道者，其事大”^[5]。撇开宫崎寅藏是中国革命的同情者这一层关系，透过他的感受可以清楚地看出，《亡国惨记》的出版，的确达到了揭露满清王朝的血腥统治，唤起民众勿忘“亡国”之痛，勿忘“复仇雪耻”的宣传效果。(www.xing528.com)

1906年12月2日，田桐在《民报》纪元节庆祝大会上发表演说，畅谈自己的革命思想。他首先指出：我们正处在一个“亡国的时代”，要做“革命的事业”，讲究“革命的学问”，兴办“革命的教育”和“革命的学校”，使用“革命的教科书”，培养革命的人才。接着又对同情革命而不愿担负义务，认为中国人程度太低“非过五十年后”不能革命，先“回去做满鞑子的官，把大权弄到了手，然后实行革命”三种错误思想进行了批判。他强调革命的思想，是从“良心”和“耻心”生发出来的。为着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子孙的“良心”，为着洗净为异族奴隶的大耻大辱，合革命之外，别无他策。鼓舞人们“男儿气节刚于剑，不灭清胡死不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