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参加“五卅”反帝运动。1925年6月初“五卅”惨案发生几天后，宋庆龄即对上海《民国日报》记者发表公开谈话，谴责帝国主义的暴行，指出“此次惨剧”，“实为英日强权对于中国革命精神之压迫”。号召全国国民“共起奋斗，为民族争独立，为人权争保障”，“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中国国民党党员，尤当努力以竟其领袖未竟之志”[24]。6月9日，她同沈仪彬、于右任、李佩书、徐谦等“发起五卅事件失业工人救济会”，“专向各界募集款项，救济因五卅事件失业之工人”[25]。为了“唤起全国人民之民族精神”，她帮助国民党左派杨杏佛创办《民族日报》，专载“五卅”运动的反帝信息和宣传孙中山的反帝思想。她不辞辛劳，撰写《为力争两广关余向英帝国主义斗争的孙先生》一文，在1925年7月2日广州《民国日报》上发表，鼓舞国民的反帝斗志。她大力支持共产党人向警予、钟复光发起成立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鼓励妇女积极参加反帝斗争，并于6月5日出席其成立大会。不仅如此，她还抱病从上海前往北京，参加6月30日由北京各界对英日帝国主义雪耻大会发起的在天安门召开有20万群众参加的“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国民大会”[26]。
2.热情援助省港大罢工。她向广大侨胞宣传省港大罢工的爱国精神，呼吁侨胞施以援手。爱国侨胞援助省港罢工工人的款项多达10余万元，极大地鼓舞了罢工工人。广东省港罢工委员会对宋庆龄和捐款华侨特别地感谢。
3.在武汉国民政府时期参与领导反帝斗争。众所周知，武汉国民政府时期最显著的反帝成果是中国人民收回了汉口和九江两处英租界。这一辉煌成果是有共产党人参加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这一国民革命的最高职权机构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开展积极的反帝斗争所取得的。宋庆龄是联席会议的重要成员，她积极主张不失时机地收回汉口和九江租界。她与外交部部长爱国华侨陈友仁是忠实践行孙中山革命思想的战友，她不断支持和帮助陈友仁坚定地履行其反帝外交职权。
宋庆龄总是站在反帝浪潮的前沿，向人民群众宣传反帝思想。1927年1月，她在《为创办湖北妇女党务训练班敬告全国女界同胞书》中说：“在百十年前，我们的国家本来是很富的，人民是家给户足、安居乐业、何等幸福。现在不同了，差不多遍地皆是贫农苦工……啼饥号寒，触目皆是。这是什么原故呢？……这就是我们国家受到了帝国主义的经济压迫……他们压迫我们最利害的就是不平等条约。我国和外国所缔结的不平等条约……每次均丧失了种种权利……我国人民的生存问题更危险了。……帝国主义者任意残杀我们民众，如上海五卅惨案，沙基六月二十三日惨案，最近的万县屠杀，这又是那帝国主义者来开端做导线了。这种举动简直是拿最野蛮的民族对待我们，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们在这个生死关头，逼得我们不能不走这个革命路了。……所以我们民族要在世界上生存，非一致联合打倒帝国主义不可。”[27](www.xing528.com)
武汉国民政府展开的反帝斗争，除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外，还授权外交部就“英轮在团风撞沉神电案”“英舰在武穴撞沉华舰案”等进行严重交涉，并提出抗议；请外交部核办“驻日党部各团体代表请愿自动宣布中日条约无效案”；就“大连中华工学会会员被日警逮捕事”，“向驻汉日本总领事提出抗议，要求将傅景阳等立予释放”；请外交部长致电世界反帝大同盟，报告“最近帝国主义者种种压迫国民革命之行为”，“要求反帝大同盟宣传，并设法防止帝国主义者用武力干涉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并“赞助中国民众取消不平等条约之运动”，另外还派遣廖焕星和邵力子为代表参加世界反帝大同盟；委任“陈友仁、孙科、宋子文为委员，研究收回海关办法”；宣布收回汉口领事裁判权和治外法权[28]；抗议比利时向西南军阀唐继尧销售枪械武器。1927年3月，国民党中央二届三中全会发表了《对全国人民宣言》，进一步谴责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犯下的罪行，重申国民革命运动是“中国的工人、农民及城市中广大的民众”“反帝国主义与反封建军阀”的运动，“我们要继续的向帝国主义作战，直到我们达到目的”[29]。
宋庆龄在评价武汉国民政府时期外交成就时说：“由于孙中山以大政治家的风度运用了三大政策，并由于三大政策使各种力量相互结合”，国民党才有了“在广东的惊人政绩以及在北伐中取得的伟大军事收获”。此外，“国民党在中国历来只有失败和耻辱的国际舞台上还获得一些值得纪念的成就。它使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地提高了，迫得列强的代表与中华民国的外交部部长在会议上以平等地位进行谈判，使世界各地朝野人士都重视他就国民革命的目的与抱负所发表的谈话。在那些日子里——还只不过三个月前啊——国民党可能叫人憎恨，甚至叫人害怕，但是没有人敢轻视它”[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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