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孙中山逝世以后,由于没有一位既具有孙中山的理想信念,又有很高威望的人物接班,因此,孙中山建立的国民革命统一战线阵营开始分化并逐步加剧,国民党右派开始猖獗起来。宋庆龄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她以坚强的毅力,隐忍着失去中山先生的巨大悲痛,坚守孙中山的理想信念,极力挽救统一战线阵营的分裂,号召全党“团结坚固”,推动国民革命向前发展。1925年8月20日,孙中山的得力助手,坚决执行三大政策的廖仲恺在广州被暗杀,身在上海的宋庆龄向何香凝发去唁电说:“惊闻仲恺先生哀耗,无良遽丧,吾党损失甚巨,实深痛切。家母亦深哀悼。但先生为党牺牲,精神尚在,吾辈宜勉承先志,竭力进行”。“务希各同志扶助本党,积极进行,万勿因此挫折”[14]。国民党右派一再拖延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吴玉章出任大会秘书长。1926年1月大会胜利召开。宋庆龄一面通电谴责右派的分裂活动,一面赶赴广州出席大会,并发表讲话。她热情地鼓励在广东为国民革命辛勤工作的同志:“我这次回到广东来,觉得是非常安慰的,因为此间一切的政治军事都很有进步,而且比先生在的时候弄得更好,这不但我个人安慰,而且亦安慰先生在天之灵。所以我觉得前途非常乐观,非常有希望。”接着她号召大家团结合作,“希望诸位团结坚固,不要受人家的挑拨,不要因一二人的私见便争意气。因为先生的主义成功不成功,全仗诸君的努力。如果诸位能大家合作,则先生的主义一定是能够成功的,能够实现的。如其不能合作,则先生的主义决不能成功。所以我竭忱地希望诸位要大家合作”[15]。宋庆龄紧密团结国民党内的左派和中派,团结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国民党“二大”取得了重要成果,通过了《接受总理遗嘱决议案》《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和《处分违犯本党纪律党员决议案》,惩处了“西山会议”的首要分子,重申国民党“一大”制定的纲领,作出了进行北伐的原则决定。“这才把孙中山死后动摇了的国民党基础稳固住”[16],“为国民革命军北伐争取了喘息的时机”[17]。海伦·斯诺评价宋庆龄:“她像一条强悍的女中之龙,尽力在敌友之间保卫自己和孙中山的名誉。……这使她产生了自尊,同时对于左、中、右各派的人,亦都加以尊重。”“孙夫人之所以成为伟大的女子,不单纯因为她能在诸多矛盾的处境里活下来,而且还能将矛盾加以揉合。”[18]
2.国民革命开始北伐以后,宋庆龄为维护革命阵线的团结做了大量的工作。宋庆龄在国民党“二大”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夺得了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其新右派的面目逐渐暴露,为了“以应革命时势之要求”,促成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全面推进国民革命,也为了挽救国民革命阵线的分裂,宋庆龄等前往武汉途中,专程绕道江西南昌与蒋介石等商议迁都武汉以及外交、财政、军事等问题,这就是著名的“牯岭谈话会”。会议“对迁鄂问题皆认为甚重要,必须从速准备。数日后,谈话会终了,第一批同志于十二月十日到武汉”[19]。蒋介石多次赞同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鄂,此后,他发现徐谦、陈友仁、邓演达、宋庆龄等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国际和共产党配合得很好,工农群众发动得很好,收回了汉口和九江的英租界,威望日隆,于是就反悔,变更决议。(www.xing528.com)
1927年1月5日,蒋介石在南昌召集国民党中执会发表国民政府暂驻南昌的通电。为了国民革命的胜利,也为了挽救革命阵线不破裂,宋庆龄、陈友仁、蒋作宾于1月7日给南昌的蒋介石发去了一封密电,报告湖北武汉的革命形势很好,“内顺应民心,外崇威信,务希坚持到底”,进一步强调“革命势力之集中及迁鄂为必要”,“不独战争必须身先士卒,政治亦然。中央领袖必须亲临政治冲激之地,始能战胜敌人”。认为“苟非有军事之急变,不宜变更决议”,“武汉政治有维持现状之必须……务求在南昌诸同志谅解”[20]。密电既坚持了为革命利益迁都武汉,以武汉为革命中心的原则,又解释了“不宜变更决议”的原因,尽力避免革命阵线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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