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向孙中山请教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的必要性。宋庆龄回忆:“在1924年,当国共合作问题正进行讨论时,我问孙中山为什么需要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他回答说:‘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他不止一次向我说:‘国民党里有中国最优秀的人,也有最卑鄙的人。最优秀的人为了党的理想与目的而参加党,最卑鄙的人为了党是升官的踏脚石而加入我们这一边。假如我们不能清除这些寄生虫,国民党又有什么用处呢?’”“他说:‘我们对于共产主义,不但不能说是和民生主义相冲突,并且是一个好朋友。主张民生主义的人,应该要细心去研究的。共产主义既是民生主义的好朋友,为什么国民党党员要去反对共产党呢?”[1]
2.为孙中山制定和实现“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做了大量的实际工作。宋庆龄既是孙中山的夫人,也是秘书,她不仅照顾孙中山的饮食起居,还帮助孙中山做了大量的革命工作。1922年李大钊多次到上海孙中山家里,与孙中山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宋庆龄做了许多接待和联络工作。宋庆龄说:“孙中山特别钦佩和尊敬李大钊,我们总是欢迎他到我们家里来。”[2]宋庆龄还帮孙中山起草了许多往来函电,如孙中山与苏俄领导人列宁、齐契林的函电“多由孙夫人及廖仲恺、朱执信等帮忙”[3]孙中山身边的卫士们都称赞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好助手。郑卓回忆说,宋庆龄“她敬仰先生的主义和理想,总是希望能设法分担先生的一些工作”,她“是孙中山先生的最好助手,非常难得的无与伦比的好秘书”,“孙中山先生有此助手,深庆得人”[4]。马坤也评价说:“孙的工作人员中最得力的就是孙夫人。”[5]马湘的回忆更为具体:1923年1月20日,“林伯渠和李大钊介绍苏俄特使越飞来访先生。先生与越飞相见之下,极为喜悦,当即与越飞在楼上客厅开始会谈,孙夫人、林伯渠和李大钊亦参加,一连整整谈了6天。在这期间,先生吩咐我,无论何人都不予通传和不许登楼”[6]。1月26日,孙中山与越飞在上海联合发表了著名的《孙文越飞宣言》,宣告孙中山联俄政策的确立[7]。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任命苏俄代表鲍罗廷为国民党中央顾问,鲍的夫人回忆说:“孙中山的妻子宋庆龄对我们以及对所有的苏联同志很热情友好,她一直积极参加她丈夫的政治活动。我们与她来往同样也可以不用翻译,因为她的英文相当好。宋庆龄向我讲述了很多关于中国妇女的饶有趣味的事情,介绍我认识了社会各阶层的很多女代表,我后来曾不止一次与她们见过面。”[8](www.xing528.com)
3.坚定不移地维护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三大政策。1962年11月12日宋庆龄在《人民日报》发表《孙中山和他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一文,以纪念孙中山诞辰96周年。她回忆说,1924年1月孙中山主持召开国民党“一大”前夕,“国民党右派不满意孙中山倾向于社会主义和刷新三民主义的做法。他们十分厌恶他的三大政策,特别是‘扶助农工’这一条,他们认为这一条是对他们利益的威胁。在这种合作中,像在其他革命工作中一样,每当孙中山要向前跨一步的时候,就有许多人企图把他拉回来。一听到宣布他决定实现这种统一战线,有些人就来找我,以为我会帮助他们反对这一行动,当我拒绝这样做,孙中山坚决做下去的时候,这些人就退党,并且公开攻击他,可是孙中山是吓不倒的”。1924年1月下旬,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当时,长期担任孙中山秘书工作的年轻国民党员宋庆龄,虽然没有以代表身份参加大会,但她是这次大会通过的宣言和孙中山倡导的新三民主义的积极支持者,并为大会的召开做了许多具体工作”[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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