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成立之后，政党政治成为热潮。在政坛上与同盟会（国民党）相抗衡的政党有统一党、共和党、民社、进步党之属，在民元的辛亥纪念中，他们也展现了其别样的历史记忆。这些党派人员构成比较复杂，原立宪派[53]占有较大比重。
梁启超、章太炎是这些党派的活跃人物。梁启超闻武昌起义，曾转道东北，谋入京有所作为，结果未遂而返。直到一年之后的10月，面对各方的呼唤，梁启超才姗姗归来。到京之后，忙碌异常，辗转于各处演讲，令梁启超最为看重的是“报界欢迎会、民主党欢迎会、共和党欢迎会三处”，“此三次演说，其势力之伟大，未可量也”[54]。在这几次演讲中，集中表现了梁启超对辛亥革命的解读。章太炎为光复会巨擘、同盟会要角，辛亥革命南北相持之际，提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天下为公，乃克有济”的政治主张，自此与革命党阵营渐行渐远，政治倾向与梁启超代言的立宪（温和）派日益接近。1912年4、5月间，章太炎主动与梁启超联络，表达联合各党，以对抗国民党的决心，章在致梁书信中有感于“党见纷争”，混淆黑白，虽稍与立异者，犹不可保”，暗指同盟会之坐大。表白“自金陵光复以来，弟与雪楼、季直、秉三、竹君诸公，即尝隐忧及此，与诸君子相合，为中华民国联合会，近改署统一党，无故无新，唯善是与，声气相连，遂多应和。而同盟气焰犹盛，暴行孔多；旁有民社，则黎宋卿部下旧勋不平于南京政府者，虽与弟辈意见稍殊，大致亦无差异。以言政党，犹非其时；若云辅车相依，以排一党专制之势，则薄有消长耳”[55]。相似的党派立场，使他们在对辛亥革命的诠释上有许多共同之处，曲折表现了革命党之外的政治派别的辛亥纪念声音。
首先，创立民国，与有力焉，梁启超对此毫不讳言。回国之后的第一场演讲，是对报界中人，他说，“报馆鼓吹之功最高”，“中华民国之成立乃以黑血革命代红血革命焉可也”。他回顾了与报馆同仁先后创办《时务报》《中外公报》《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报》《政论》《国风报》，与晚清“政府宣战”的经历[56]。在共和党欢迎会上，梁启超认为“共和党常出其能力与专制政治奋斗，而着着奏效。去年八月，其蹶起以摧破二千年君主专制政治使无复痕迹者，共和党党首及党员之力也”。他以极富感染力的反问句强调，“直接实行，一蹴而倒彼魔王者，谓非共和党党首及党员之功得乎？”“主动首义，树旗帜以为天下先者，谓非共和党党首及党员之功得乎？是故人人所痛恨之君主专制政治实假手于共和党锄而去之”[57]。认定共和党在辛亥中居功至伟。共和党汇集黎元洪、孙武所组创民社等政党而成，以此而论，并非无据。
其次，民国创立乃各方协力而成。梁启超对此颇能自圆其说，在演说中他回忆“当去年九月以前，君主之存在，尚俨然为一种事实，而政治之败坏已达极点。于是忧国之士，对于政界前途发展之方法，分为二派：其一派则希望政治现象日趋腐败，俾君主府民怨而自速灭亡者，即谚所谓‘苦肉计’也，故于其失败，不屑复为救正，惟从事于秘密运动而已；其一派则不忍生民之涂炭，思随事补救，以立宪一名词，套在满政府头上，使不得不设种种之法定民选机关，为民权之武器，得凭借以与一战。此二派所用手段虽有不同，然何尝不相辅相成！去年起义至今，无事不资两派人士之协力，此其明证也”。民国建立既然是激烈派与温和派演出的一幕双簧剧，因而“现在之国势政局，为十余年来激烈、温和两派人士之心力所协同构成。以云有功，则两俱有功，以云有罪，则两俱有罪”[58]。此番演说，着意表扬立宪（温和）派具有不逊于革命派的历史功绩。民国成立之后，照例会在元旦、国庆节前后发表授勋名单。1912年底章太炎对于北京政府拟授予其勋二位，大不以为然，认为功劳不当在孙、黄之下，并且排出功劳相当的五人名单，章自谓鼓吹之力，“首正大义，截断众流。黄克强百战疮痍，艰难缔造。孙尧卿振威江汉，天下向风。段芝泉首请共和，威加万乘。汪精卫和会南北，转危为安”[59]。人员涉及同盟会、光复会、湖北共进会以及北洋将领。其中提名段祺瑞，盛赞其领衔北洋将领通电赞成共和，突出体现了协力建国的特点，也与其“无故无新”的组党方针不谋而合。
其三，种族革命非其所宗，政治变革是素所践行。民元10月在对报界的演说中，梁氏犹记“曾作一小说，名曰《新中国未来记》”，文章设计“理想的国号，曰‘大中华民主国’；其理想的开国纪元，即在今年；其理想的第一代大总统，名曰罗在田，第二代大总统，名曰黄克强”。“罗在田者，藏清德宗之名，言其逊位也；黄克强者，取黄帝子孙能自强立之意”。可见梁氏立宪派并不反皇帝，不反清朝。“其后见留学界及内地学校，因革命思想传播之故，频闹风潮，窃计学生求学，将以为国家建设之用，雅不欲破坏之学说，深入青年之脑中；又见乎无限制之自由平等说，流弊无穷，惴惴然惧；又默察人民程度，增进非易，恐秩序一破之后，青黄不接，暴民踵兴，虽提倡革命诸贤，亦苦于收拾；加以比年国家财政、国民生计，艰窘皆达极点，恐事机一发，为人劫持，或至亡国；而现在西藏、蒙古离畔分携之噩耗，又当时所日夜念及而引以为戚。自此种思想来往于胸中，于是极端之破坏，不敢主张矣。故自癸卯、甲辰以后之《新民丛报》，专言政治革命，不复言种族革命”[60]。则鲜明表达了他反对革命破坏之主张。
在梁、章的辛亥回忆中，各种政治力量对于肇建民国均发挥了作用，新生的民国政权是各派协力的结果。如此解读辛亥，固然与其辛亥经历极有关联，也与其所属党派争取在民初政坛的政治地位不无关系。
通过诠释辛亥，提振了前立宪派参与民国建设的士气。1912年梁启超对报界的演说中，在评述激烈、温和两派协力建立民国的历史后，话锋顺势而下，“然则前此曾言君主立宪者果何负于国民？在今日亦何嫌何疑而不敢为国宣力？至于强诬前此立宪派之人为不慊于共和，则更是无理取闹。立宪派人不争国体而争政体，其对于国体主维持现状，吾既屡言之，故于国体则承认现在之事实，于政体则求贯彻将来之理想。夫于前此障碍极多之君主国体，犹以其为现存之事实而承认之，屈己以活动于此事实之下，岂有对于神圣高尚之共和国体而反挟异议者？夫破坏国体，惟革命党始出此手段耳，若立宪党则从未闻有以摇动国体为主义者也。故在今日，拥护共和国体，实行立宪政体，此自论理上必然之结果，而何有节操问题之可言耶”，并进而反问，“若谓前此曾言立宪之人，当共和国体成立后，即不许其容喙于政治，吾恐古往今来普天率土之共和国，无此法律”[61]。这番话语说明，立宪派在过去和现在均维护其国体，惟致力于政体建设。简言之，立宪派只争民主，反对专制，至于君主制还是共和制，则非其所问焉。毫无疑问，这种解释将立宪派从过去保皇的政治泥沼中拔出，自然有堂皇的理由参加民国政治建设了。(www.xing528.com)
这番辛亥诠释效果如何呢？在公开的报纸和演说中，自不方便述及，而在梁氏致家人信中，则多所说明。1912年10月24日，梁启超在家信中评述了连日在北京之演说，“要之，此行为国中温和派吐尽一年来之宿气矣”[62]。一周后，梁氏在家信中又说道，“其尤为快意者，即旧日之立宪党也。旧立宪党皆以自己主张失败，嗒然气尽，吾在报界欢迎会演说一次，各人勇气百倍，旬日以来，反对党屏息，而共和、民主两党，人人有哀鸣思战斗之意矣”[63]。照此言之，梁氏回国借辛亥纪念，集结原立宪派的队伍，奠定了他们的历史地位，提振了士气，鼓舞了他们参与民初政治的信心与决心。
不仅如此，通过辛亥纪念，还顺势打击了政敌。
1912年3月，旅宁川籍人士举办追悼四川死义烈士大会，孙中山等南京临时政府要员亲往致祭，刚刚经历光复会重要领导人陶成章被刺事件的章太炎送来一副挽联，“群盗鼠窃狗偷，死者不瞑目；此地龙蟠虎踞，古人之虚言”[64]。联中所指，不言而喻。同月章太炎在致同盟会员张继的信中，毫不客气指出“武昌、江南之起，非尽同盟会之人造端。当时市肆不惊，闾阎无扰。及同盟会高材乘机秉钺，秩序因以破坏，市井为之纷蹂。南京政府既成，任用非人，便佞在位，私鬻国产，侵牟万民，无一事足以对天下者。同盟会人，惟是随流附和，未尝以片语相争”[65]。这几乎成了对联的注解，对同盟会极尽讥诮和指责。
梁启超在演说中，十分客气地以激烈、温和两派俱有功于民国立言，在私底下，两派宿怨并未有丝毫消除。梁启超以自己和孙黄在北京的影响作了对比，“日来所受欢迎，视孙、黄过数倍（彼等所受欢迎会不过五六处，吾到后已十余处相迎矣。吾之演说，本非甚佳，而都人以为得未曾有。昨夕总统府开欢迎会，国务员全体作陪），且其人皆出于诚意（自赵秉钧、陆征祥以下皆是先来谒见，吾除项城外，唯先拜刚甫耳。各都督来电欢迎者已有十省），听演说后无不欢迎鼓舞”[66]。反观国民党，“经此刺激，手忙脚乱，其中大部分人皆欲来交欢，其小部分则仍肆攻击，党中全无统一，狼狈之态尽露”[67]，不仅如此，“孙、黄来时，每演说皆被人嘲笑□（此来最合时，孙、黄到后，极惹人厌，吾乃一扫其秽气）。吾则每演说令人感动，其欢迎会之多，亦远非孙、黄所及”[68]。
围绕诠释辛亥，民初政局复杂可见一斑，以梁启超为首领的进步党（共和党、统一党）与国民党（同盟会）的角力，借助民初的辛亥纪念，已表露无遗。两党在民初政坛的竞争势所不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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