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纪念之中，以同盟会为代表的革命党人纪念辛亥方式多样，活动能量很大，特别注重对“革命”历史的宣扬。
1912年借助南京临时政府的主导作用，革命党人创设、实施了一些革命纪念制度，并由此开展一系列纪念活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改建大汉忠烈祠活动以及追悼革命先烈的活动。1912年2月由黄兴主持的陆军部通电各省都督，要求“迅将前清忠义各祠，分别改建为大汉忠烈祠，汇集各该省尽忠民国、死事诸烈士入祀其中”，“春秋致奠”，“永以为例”[31]。不久，陆军部又发布《通告各省迅将前清湘楚淮军昭忠各祠堂改建为大汉忠烈祠文》，要求“各军政学报各界”迅即办理[32]。这种“大汉”字眼彰显着鲜明的“革命”色彩。
南京临时政府时期，以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府、黄兴的陆军部为枢轴举办了多次追悼革命先烈活动。1912年3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在南京小营演武厅开追悼革命死义诸烈士大会[33]，这是中央政府主持的一次大型追悼活动。在此前后旅居南京的各省人士也纷纷各自举行祭奠先烈仪式，2月22日，在南京的川籍人士举行了追悼蜀中死义烈士大会[34]。旅宁鄂籍人士于3月17日下午一时，在南京三牌楼劝业场内第一舞台，为武汉死义诸烈士开追悼大会[35]。3月20日，南京举行追悼江皖倡义诸烈士大会[36]。尽管这些追悼活动为民间组织，但大总统孙中山每次均亲临大会，并致祭文。
在清帝退位诏书发表之后三日，南京临时政府即郑重其事地谒明孝陵，孙中山亲致祭文，表达“我民来斯，言告厥成”[37]的欣喜之情，光复大汉的民族革命含义昭然若揭。
除在制度、仪式和活动中表达革命纪念含义外，在纪念言论和文章中表达的革命意涵更加鲜明。
追祭先烈的活动，孙中山在祭文中，毫无顾忌地对清政府使用了“虏清”“满夷”“胡虏”字样[38]，甚至用了“满清”“行同窃钩，号等摸金”[39]等词句，丑化其为小偷和盗墓贼。对于旨在倾覆清政府而牺牲的诸烈士，则不吝直书“革命”，高度赞扬他们不惜牺牲以肇建民国的历史功绩。如果说此时的革命言说，尚且是处于南北相持之际的政治示威的话，而在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位，南北实现统一的背景下，他回乡祭奠黄花岗烈士，还在申述“在昔建夷，窃夺中土，凶德腥闻，天神怨怒。嗟我辕孙，降侪台隶，含痛茹辛，孰阶之厉。种族义彰，俊杰奋发，讨贼义师……”[40]不免就是“革命”话语的惯性了。
对于革命史事的梳理，也是同盟会中人在纪念中特意强调的。1912年3月1日，孙中山在祭奠“近二十载以迄今兹革命死义诸烈士之灵”时，用古奥的字句缕述革命历程：“朱陆邱程，竭蹶支掎，……轰轰杨禹，煌煌史邹，滟滟沪江，隆隆惠州。梁洪彯影于岭海，吴弹煏煏于幽燕。……乃有徐熊竞兴，联缥袭紫……萍乡标矗，钦廉飙起，雄飞镇南之关，鶻突珠江之涘。赫矣温侯，雝揄悠扬，而何先驱乎黄花之岗之七十有二也。虽然，熻赩武汉，彯绷聿渲，漫渳大江，漩漩来还。南部陆离，旬月之间。而我老彭，收功弹丸。”[41]追溯了陆皓东等人的广州起义、杨笃生的北方暗杀活动、禹之谟遇害、史坚如刺杀德寿、邹容的“苏报案”、惠州起义、洪全福的大明顺天国起义、吴樾刺杀五大臣案、徐锡麟的江皖起义、熊成基的安庆起义、萍浏醴起义、钦廉起义、镇南关起义、倪映典广州新军起义、温生才炸孚琦、三二九起义、武昌起义、各省响应、彭家珍炸良弼等一系列革命史迹，开列出同盟会革命党人的长长成绩单。10月10日共和纪念会中，有着同盟会背景的燕喜堂参演的国庆纪念戏，以十二折依次表现了“一、武昌兴师。二、南北大战。三、吴禄贞在石家庄遇害。四、黎元洪致书萨镇冰。五、瑞澂逃走。六、冯国璋火烧汉口。七、张彪、铁良安置家小。八、狮子山、雨花台大战。九、光复南京。十、唐绍仪伍廷芳议和。十一、清帝退位宣布共和。十二、大总统即位”[42]等内容，不难看出，此中表现的正是同盟会系统所参与的从武昌起义到民国建立的光荣革命历史。
作为辛亥革命的参加者，同盟会中人在不同场合也演说其个人经历。民元双十日，孙中山应上海环球中国学生会邀请，莅会演说，首先追述了他在武昌首义后的经历：“其时余在美国，同志居正君有电达香港黄克强先生，托余筹款助饷。余阅电文，知革命军已得武昌，不胜欣喜。”[43]宋教仁在中华革命第一次纪念会上的演讲，更为系统细致讲述了革命党人的方略和自己的革命经历，他说，“革命思想为我中华民族心理中所固有，惟其发动在十年以前，先由中山先生之于广东，次由克强先生与鄙人之于湖南，然皆遭失败，于是于东京发起同盟会，创《民报》联络同志，鼓吹革命”，并对1911年的广州起义以及此后的武昌起义、各省响应追述甚详[44]。(www.xing528.com)
在民元的国旗案以及国庆日纪念日案中，同盟会籍人士力持过甚，希冀在国家生活中能留下更为醒目的革命纪念符号。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孙中山对于参议会讨论通过的五色旗作为国旗，颇不以为然，委婉坚持青天白日旗为国旗，他认为“天日之旗，则为汉族共和党人用之南方起义者十余年。自乙未年陆皓东身殉此旗后，如黄冈、防城、镇南关、河口，最近如民国纪元前二年广东新军之反正，倪映典等流血，前一年广东城之起义，七十二人之流血，皆以此旗。南洋美洲各埠华侨同情于共和者，亦已多年升用，外人总认为民国之旗”[45]。可见青天白日旗映照的是革命党人士的集体记忆。北京政府时期参议院在讨论国庆日、纪念日案中，关于三二九起义是否应列入纪念日，争执最多。蒋举清、张华澜、徐传霖、刘彦、李肇甫、彭允彝、杨永泰等多人坚持4月17日（阳历）为广州起义纪念日，列举了不少理由。如同国旗案一样，这些符号中蕴含了同盟会的革命历史。
与北京政府不同的是，同盟会在纪念中并不排斥对“共和”的申述，在追溯革命历史之后，最后落脚处还是民国建立，共和告成的事实。“革命”与“共和”有着密切的因果联系，革命是共和的前导，共和是革命的结果。“国旗灿五色之光，政体臻共和之域，胥前此殉难诸烈以头颅代价为民国前驱”[46]。“漠漠沙场，烈骨所暴；崭崭新国，烈士所造”[47]。“民国缔造之功，匪一手足之烈，睹兹灿烂之国徽，尽系淋漓之血迹”[48]。这些话语无不表明，没有革命在前，何来共和在后。当然，共和是已成的事实，而革命是远去的历史。在纪念之中，革命在同盟会的话语体系中占有更大的比重。
同盟会系统在辛亥纪念中的革命表达，也有其原因。
首先，“革命”是同盟会系统的集体记忆。孙黄为首的革命党人二十多年来即以武力和笔战的方式开展反清斗争，锋镝余生之辈多有见过同仁倒在革命路途之中的经历，对于此中历史是感同身受，印象深刻。纪念作为一种合适的意见表达平台，正好提供了极好的回放其集体记忆的场所。比如1912年4月，孙中山辞职后首途武汉，随员胡汉民在同盟会鄂支部欢迎会上演说称，“中山先生既揭三民主义为本会宗旨，会员等抱持之而牺牲者，雪碧丹心，前仆后继，由今综计，亦不知断送几许英雄，卒之诚至而石开，风行而草偃，一刹那间，竟铸成此绝后空前之事业。斯固四万万之精灵有以上通帝座，令悔祸于末日，而要非诸会员之预为提倡不为功”[49]。回忆了同盟会以三民主义为宗旨多年革命的经历。
其次，“革命”话语的集中爆发也是数十年压抑的结果。诚如1913年1月10日孙中山在元旦上海国民党恳亲会上承认的“吾革命党人，昔为一秘密团体，一言一行，虽理由充足，然以干犯专制政府之忌，不能公然宣布”，而“自去岁民国成立，吾党竟堂堂正正开大会于国内，研究建设民国诸问题，一言一行，均足以为轻重于现在之民国。须知此等境遇，悉由诸先烈之热血换来，吾党诚不可不珍重视之，稳健进行，有以慰诸先烈于地下”[50]。“地下”转变到“地上”，不但要以堂堂正正地参政来“慰诸先烈”，而对于民国成立之前那段隐而不彰的历史，自然也有宣讲、传播的必要了。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可以凭借中央政权的力量灌输，而在野之际，则充分利用纪念会等活动形式极力宣传。
其三，强化“革命”的集体记忆，一方面有助于增强政党的凝聚力。集体记忆的建构过程，实际也对应着形成共同记忆的集体的凝聚过程，在纪念活动中的“革命”展演，不停地提醒着身与其事者的身份，促使他们在历史与现实中寻找合适的定位。蔡元培在民元黄花岗纪念会演讲就指出，“同盟会以外之党派甚多，对于本会时有诋毁之言，或谓同盟会争权夺利，或谓同盟会多运动做官者，种种言论，皆污蔑本会太甚，元培深信我们同盟会只知牺牲性命，不知争攘权利。黄花岗死义诸人，我们同盟会之代表也”[51]。这番言说实际在构建着同盟会的集体记忆，同时也对与会者进行身份定位。
另一方面通过“革命”的集体记忆，也建构起其正面的积极的政治形象。正如梁启超在二次革命后不久评述人们对待革命的心理：“当革命前，必前朝秕政如毛，举国共所厌苦，有能起而兴为难者，民望之如望岁也。故革命成为一种美德，名誉归之。及既成功，而群众心理所趋，益以讴歌革命为第二之天性”，甚至“几认革命为人生最高之天职”[52]。在纪念中，举起革命的旗帜，让民众了解他们在肇建民国历程中的勋劳，可以获得广泛支持，有助于提高同盟会现实的政治地位。民初国民党（同盟会）能成为议会多数，除了宋教仁等人的才干外，也与民众认同其革命形象有关。北京政府在民元对建国有功人员大颁勋位，革命党人受勋奖者不在少数。而孙、黄坚辞勋位，则表明对“革命”荣誉的珍视，不愿与革命的对手冯、段同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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