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袁世凯如愿于3月10日在北京继任临时大总统。他在就职临时大总统誓词的通电中，即表白“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荡涤专制之瑕秽，副国民之愿望，藉达国家安全强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10]。自此，袁世凯的北京政府，对辛亥纪念紧紧把握一个关键词——“共和”。
在民元辛亥纪念中，一项纪念设施的改建颇令人关注，就是北京正阳门内大清门的更名。早在武昌起义之际，即有人在北京前门桥头公然张贴示谕，昭告民国新政府“到京后举措”，其中就有将“乾清宫改为政事堂，为民主召集新政府国务大臣议事之所”，“大清门内至太和门前改为公园，平民皆任游览；大清门改题民国门，太和门改题中华门”的主张[11]。民元国庆之际，这一提议部分变成了现实，内务部发布部令，称“国体变更，京师正阳门内旧有大清门，与民国名义不符，自难存在，本部爰于元年国庆日撤换旧匾额，颜曰中华门”，并通知参议院及各团体10月10日齐集门前，行开幕礼[12]。当日国务总理赵秉钧到场主持了这一极具象征意义的开幕式。城门更名标志着清王朝已成历史，中华民国赫然诞生。大清门更名中华门的开幕式，其会场布置极有深意：中华门外赫然“搭起彩楼一座，悬挂前清隆裕太后退位之诏旨”[13]。回顾一下诏旨内容：在南北相持之际，清王室无奈地认识到“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各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归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太后与皇帝自愿“退处宽闲”[14]。诏书揭橥的正是五族共和宗旨。这座彩楼为内务部布置，体现的当是北京政府的主张。
同样由内务部举办的追祭礼中，其灵位牌书曰“中华民国为国死事诸君灵位”[15]，对于那场推倒清政府，建立民国而牺牲的诸烈士，仅仅以“为国死事”模糊带过，不知是否包括北洋军战死将士？国务总理赵秉钧代表袁世凯恭读的祭文，颇堪玩味。其文曰：
荆高之殁，我武不扬，沉沉千载，大陆无光。时会既开，国风丕变，帝制告终，民豪聿见。神皋万里，禹迹斯区，谁无血气，忍此濡需？矫首仰天，龙飞海啸，雷震电激，日月清照。蹉跎不遂，委骨荒丘，壮心未已，毅魄长留。嗟我新民，毋忘前烈！煜煜国徽，自由之血。革故既终，鼎新伊始，灵爽既昭，勗哉君子！尚饗[16]。
拗口的古体文，曲折回环地表现了民国肇建过程，承接了退位诏书国体变更的说法，肯定了诸位烈士终结帝制之功；同时也对“新民”建设民国寄予厚望。祭文中对于民族革命是暧昧其词，只讲共和取代帝制，而不提一年前风行时髦的满汉对立，这种表达方式十分耐人寻味。
在民元国庆前夕，北京政府按照此前不久公布的《国庆日纪念日案》，发布“停刑”公告，公告称“前清之际，各处官绅制止革命，捕戮无辜，不无过激行为，亦系职守使然。共和成立，咸与维新，自应既往不咎，共相更始”，规定“自今以往，除现在犯罪者外，概不得追论反正以前罪状”[17]。这份公文除了借普天同庆之机，体现法外施恩、宽大为怀的本意外，昭示的还是“共和”题旨。
在袁世凯的授予勋位令中，“黄兴、程德全、段祺瑞、冯国璋特授以勋一位”。辛亥年间对垒拼杀的两军主帅，同时列名授勋，看似怪异，然而细读其“深维民国创业之劳，允宜赠授勋位，旌显元功”的初衷[18]，同样能品读出“五族共和”“南北一家”的意思来。
民元北京政府在辛亥纪念中何以如此？其实有迹可循。(www.xing528.com)
首先，以袁世凯为首的北京政府关于民国肇建的集体记忆[19]，与南方各省人士是大为不同的。对于袁世凯的北洋系而言，辛亥年间的经历构建了其集体记忆。武昌首义后，北洋六镇即担负起“平叛”之责，在山陕、长江沿线与民军反复厮杀。在他们的记忆中，恰恰是他们的力战，造成了五族共和局面。袁世凯的总统之位，不是革命所赐，更非革命党相让，权力明明白白地来自前清皇帝的主动禅让，袁世凯不过奉旨行事罢了——清帝退位诏书上分明写着“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军民协商统一办法”[20]，这就是北京政府关于辛亥的集体记忆的主要内容，“共和”无疑是其最好的注解。
不仅如此，北方舆论界对于辛亥的记忆，不惟与南方大相径庭，甚至截然对立。民元北方的《大公报》称“黄兴获全国矿务权，闻陈其美获全国邮电权”，同盟会诸公可谓“身入宝山，不空手而返”，并不无讥诮地称之为“英雄造权利，权利造英雄”[21]。对孙中山的嘲讽更有甚焉，有文章调侃孙中山是“我第一聪明伶俐之大总统，夫固有遇化存神之妙焉，无为而治者，其舜也欤？无为而登总统之位者，其第一开大口，说大话，成大功之孙逸仙欤？仙乎仙乎，孙逸仙之为第一大总统也”[22]。革命党人缔造民国的功劳，全然不被认同。虽说是偏见，但与北方人士的辛亥经历及其集体记忆不无关系。
在这样的集体记忆主导下的政府，中华门外高张退位诏书，冯国璋、段祺瑞与黄兴同授勋一位，也就不难理解了。1913年前清隆裕皇太后去世，北京国务院郑重通告“大清孝定景皇后梓宫奉移之期，各官署一律下半旗一日，以志哀忱”[23]之举，固然是以外国君主之礼对待前清皇室的践约，也可视作对其一年前主动让位的投桃报李吧。
其次，高举“共和”大旗，也是国家建设的现实需要。民元4月以后，袁世凯为首的北洋系居于执政地位，民国初肇，政府迫切的任务是统一和稳定，“五族共和”已成国策，纪念中过分强调革命，显然不合时宜，不利于国内各族敦睦，稳固国基，共建民国。这在讨论纪念日案、国旗案中已有所反映。在9月24日参议院辩论国庆日纪念日咨询案中，有代表提议刺杀五大臣而死难的吴樾值得纪念，当场即有满蒙代表“达赉［赖］、熙陵阿、博迪、唐古色、鄂多台皆退席”，以示抗议[24]。而在以武昌起义军旗——十八星旗作为陆军军旗的讨论中，东三省议员怒气冲天，几乎决裂。他们认为“旗上十八星点，只能表明十八省，至合东三省、新疆以及蒙藏青海二十六区，则尚不能全然表示”。若采用十八星旗为军旗，“是否有抛弃土地之虞？况某国野心甚著”，遽行实施，“于民国前途大有危险”[25]。最后乃以“十八星中央增绘一星，合成十九星。星之大小一律”[26]的十九星旗为陆军旗，方才平息纷争。
最后，作为执政集团，在纪念中将“共和”的集体记忆上升为公共记忆，乃是一项必不可少的政治运作手段。无可否认，北洋政府要员原在清政府任职，辛亥之役中曾效忠清朝，与革命军进行过正面的军事对抗，纪念之中宣传革命之功，无异授人以柄，其执政地位尤显尴尬。而在辛亥纪念中宣扬“共和”，回避“革命”，则可以确立其历史地位，树立其正面合法的政治形象，并巩固其现实的政治地位。
与此同时，借用主导话语权打压其他政治势力，消解其他集团的集体记忆，自然是纪念的题中之义。在民元朝野相安之际，这种打压并不明显。如文章开头所述，由孙黄发起的革命纪念会，经内务部干预，改名为共和纪念会，这是政府主导辛亥纪念的一个信号，体现了北京政府的意图。此后北洋系在辛亥纪念中，存在着刻意“去革命化”的倾向。1913年北洋系将领段祺瑞督鄂，认为武昌“以中和门、通湘门改为起义门、聚义门”，甚为不妥，“致军民脑筋易起浮动观念”，下令恢复其原名[27]。二次革命发生之后，当年的共和纪念会在先农坛继续举办，据记者黄远庸的描述，固然“因是日天雨，殊异常寂寞。然其中之人物风景，实今昔大异”，所挂新烈士之肖像，加入了“此次新殉难之人”（二次革命中北洋政府军战死者——笔者注），“黄与孙文诸像，则一律闭置之于一室焉”[28]。南京政府改前清昭忠祠、专祠为大汉忠烈祠制度，到北京政府时期，也渐渐改变了其创设初衷，与革命纪念之义渐行渐远。1914年10月4日，陆军中将萧安国等人联名呈请为前湖北督练公所提调松俊被难身死给予抚恤，陆军部代为转呈，认为前清官员松俊与“湖北陆军第八镇死难人员”“事同一律”，拟请照例抚恤。袁世凯批令：“准如所请，拟给恤。”[29]10月5日，江苏巡按使齐耀琳呈请为前清京口副都统载穆建祠，并将其事迹宣付清史馆。载穆为镇江统辖旗兵官员，在镇江攻克之时，自缢而死，殉节清廷。这道呈文竟获袁世凯批令：“载穆准交清史馆立传，并准由该地方人民自行集资建祠，以昭崇报。”[30]至此，纪念中的革命意味消解殆尽。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