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元辛亥纪念的文博研究

何　广

1912年9月底，北京琉璃厂开始热闹起来，孙中山、黄兴等发起在此举办革命纪念会，各项事务在紧张有序地进行。北京政府内务部也在忙着筹备民元国庆大典，其中一项是办理追祭为国死事先烈之礼，拟定于天坛祈年殿。10月8日，人们从《政府公报》中敏感地注意到几个变化：原定于天坛的追祭地点改到了琉璃厂；革命纪念会悄然更名为共和纪念会^[2]。两天后，在史册上留名的辛亥纪念大幕如期拉开。

“辛亥”“革命”“共和”等词汇百年来盛行不衰，其内涵所包含的历史记忆也延续到今日。哈布瓦赫认为历史记忆不是一个既定的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3]。历史记忆建构的途径很多，如通过教科书、文艺作品、媒体，甚至口耳相传。但无论如何，也不能忽视“纪念”在历史记忆建构中的特殊作用。哈布瓦赫指出历史记忆能通过纪念活动、法定节日诸如此类的东西存续下来，周期性的庆典仪式发挥了一种焦点的作用^[4]。柯文还进一步指出“周年纪念可在现实与历史之间筑起一条情感桥梁，对纪念的人物和事件加以重新塑造，以适应现在的人们和政府不断变化的看法”^[5]。

纪念不但包含对过去的记忆，还紧密关联着现实需要，它不仅仅是历史记忆、文化传统的传承问题，实际上还纠缠着现实的政治问题。这在辛亥纪念中表现得极为突出。在纪念中向国人传达何种历史记忆，选择并主导什么样的纪念话语体系，逐渐成为各种政治力量耐人寻味的政治运作了。

1912年是一个特定的时间节点，既是中华民国元年，也是开展辛亥纪念的起始年，此后种种纪念制度以及纪念主题的流变，在此年度中可寻觅到端绪。因此有必要对民初主要政治力量的辛亥纪念做一个切片研究，探讨一下事关辛亥的历史记忆如何演化为公共记忆，进而剖析历史记忆建构过程中潜藏着的政治博弈现象^[6]。(www.xing528.com)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没有采用当下惯用的“辛亥革命纪念”一词，是因为“辛亥革命”当时相当罕见^[7]。而其含义纷歧，令今人也欲说还休；也没有采用时人所称呼的“国庆纪念”，对民初纪念节日的专题研究，不是本文题旨的主要方面；研究对象若为“共和纪念”，则对“革命纪念”不够公平，二者虽有交集，但差别显然，时人仅从情感上即做了简单区分：“共和纪念有喜意而无悲观，革命纪念则悲喜兼集。”^[8]实际上其差异远不止此，因此二者均不采用。

为保持名词的弹性，本文采用“辛亥纪念”一词作为研讨对象，指称农历辛亥年（1911年1月30日至1912年2月18日）发生的旨在结束清王朝统治、建立中华民国的一系列事件的纪念。

“辛亥之秋，八月既望。武昌起义，各省响应”^[9]，旬月之间，年轮即步入1912年。在这一年里，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开启了中国民主共和时代。2月12日，清帝下诏退位，君主专制制度宣告终结。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4月1日，孙中山正式交卸临时大总统职务，南北实现统一。这一年是南北一家、举国欢腾的一年。在这一年中，前后相续的南京临时政府、北京临时政府，草创、延续了系列纪念制度，改建大汉忠烈祠、设立稽勋局、召开追悼大会、设定纪念日、筹建国史馆、发行纪念币纪念邮票、公布旗帜符号等等，不一而足；纪念活动更是连绵不断，元旦纪念、南北统一纪念、黄花岗起义纪念、国庆纪念，其中尤以文首提及的国庆共和纪念会最为热烈。在中央政府的倡导下，地方和民众投身其间，各种政治力量广泛参与，依托以上特定纪念日，在“民国万岁”的欢呼声中，烘托出一派热热闹闹的庆祝景象。

透过对辛亥纪念的仪式和纪念文章的分析，在以上一派祥和欢快的辛亥纪念气氛中，朝野上下似乎友声相和，气味相投，却依然掩盖不了民初政坛上主要政治力量对辛亥纪念的不同表达，由此也彰显出各派之间的政治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