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制形式：谋略处与文博研究

重新检阅实录馆档案文献等旧籍，可发现都督府成立的最初几天“谋略”有人，能统计出与史学著作、早期文献所述“谋略处”成员基本相同的人物，这些“谋略”也是以革命党人为主体，并以蔡济民为核心。尽管如此，仍然不能涣然释除有关“谋略处”的疑窦的。诸如：为什么除了寥寥几份早期文献外，实录馆档案文献等旧籍没有有关“谋略处”的直接记述？为什么本文所说“谋略”也好，史学著作、早期文献所述“谋略处”成员也好，人员庞杂而不恒定？为什么在肯定“谋略处”存在的早期文献中，有关“谋略处”的记述也是戛然而止，悄无声息即结束了？要释除这些疑窦，探讨“谋略处”的存在形式，探讨“谋略”的活动方式，也许是一把钥匙。

笔者在阅读贺觉非《蔡济民》传时，由贺先生一句“因建议成立谋略处，以会议制形式发号施令”而获得顿悟：也许“会议制形式”即为“谋略处”的存在形式，或者说“谋略”的活动方式。贺觉非原文是这样说的：

二十日正午，黎被迫到会，众议纷纭，黎默无一语。有人请黎在布告上划押，黎表示拒绝；有人骂黎不识抬举，不如杀之为愈。他一直好言劝说，声泪俱下。又劝慰同志，不要操之过急，人总有个转变过程，何况黎是清军统领，不能不给予和平期待。革命事宜，吾人自理。因建议成立谋略处，以会议制形式发号施令。谋略处内他是主要负责人。最初数日，上至政制建立，下至茶水灯油，事无大小都管，任何人都要找他。以至面容憔悴，声嘶力竭，说话不能出声，佐以手势（凡八月二十日以后到谘议局者，都说蔡如何劳瘁）。党人和非党人无不赞其勤劳，而他自己却谦退自牧，任其事不享其名。遇有争执，必力任调停。许多人自诩元功，竞相标榜，他从来不作自我宣传^[23]。

贺觉非堪称辛亥武昌首义史研究专家。他较之其他辛亥革命史研究者的优长在于，他是一个醉心于乡邦文史的官员兼学者。他在20世纪40年代任四川理化县县长时，即独力修成第一部《理化县志》。50年代至80年代初，他致力辛亥武昌首义史研究凡30年。他访问过数以百计的辛亥志士，搜集评点过131种有关武昌首义的文献资料，主持编辑出版《辛亥首义回忆录》4集，有关武昌首义史的研究著作除与冯天瑜合著的《辛亥武昌首义史》外，还著有《辛亥首义人物传》上下两卷。贺在《蔡济民》传中所述“谋略处”之“会议制形式”，看似不经意间之表述，实为其研究深入之厚积薄发。循着贺的认识，再检阅实录馆档案文献等旧籍，可以找到“谋略”以“会议制形式”活动的史证，以及“谋略处”以“会议制形式”而存在的依据。

先看实录馆档案文献中佚名《纪堪颐革命事略》所述：

二十一日，纪堪颐到谘议局谒见都督，面陈三事：……是夜，开会拟举参谋长一人，预备作战。其时在坐尚能记其姓名者邓玉麟、纪堪颐、蔡济民、杨开甲、胡瑛、冯中兴、毕晤明、胡仰、雷洪及张振武等约二十八人，众以纪堪颐首举全省军械相应，起义后筹画最多，所计亦善，欲举充参谋长。纪堪颐力辞，恐不能胜任，并举杜锡钧。众不许。复力让杨开甲充正长，自请暂充次长，或曰张振武亦可举充次长，其余均充参谋员。是夜，始议定暂编八协，派定协统以下之各员。统制一席，留待有战功者充之。由是渐有作战计划，此为开国第一次会议之结果耳^[24]。

纪堪颐也是一名旧军人出身的都督府领导人，都督府初期职任参谋部兵谋科科长。有关纪的这段记述可资探讨的有三点：（一）二十一日（10月12日）夜会议非参谋部会议。会议有张振武等非参谋部人员参加，有举实为军令部部长杜锡钧充参谋长、实为军务部副部长张振武充参谋次长之议，可证“拟举参谋长”之会议非参谋部会议。（二）与会“邓玉麟、纪堪颐、蔡济民、杨开甲、胡瑛、冯中兴、毕晤明、胡仰、雷洪及张振武等约二十八人”，与本文第二节讨论的到都督府办事的人员，或曰“谋略”人员，大致相同，似可看作“谋略”。（三）如果把这次会议看作“谋略”人员活动的话，那么可以说“谋略”们以“会议制形式”在活动。

再看记述“谋略处”的早期文献，也有“谋略处”以“会议制形式”而存在的依据。吴醒汉在《武昌起义三日记》中说：

至下午一时，正与黎午餐，忽外面突放一排枪，守卫学生即退走。余与幼香亦即邀黎暂避蛇山。（山上有很多队伍）一面派人调查是何处队伍放枪，一面与黎商量都督府组织法，并协筹防守事宜。黎在山指刘家庙而言曰：“海军一到，刘家庙敌人即占不住。”（此时张彪带回［四］十二标及辎重营在刘家庙故云。）未几，据报攻谘议局者，系三十标一营旗兵，已由蛇山驻队追去。于是仍邀黎氏同返谘议局，并加派卫兵，严为戒备。至晚，即召集合议，共有十五人。同志中有蔡幼香、邓玉麟、高尚志、李春萱、张廷辅、王宪章、徐达明、王文锦、陈宏诰、谢石钦、黄元吉、吴醒汉、胡瑛，临时加入者，吴兆麟、杨开甲、王安澜、马祖全等。翌日即由谋略处商议都督府，及军务、内务、财政、外交、各部之组织^[25]。

吴文已经再清楚不过地表明，“谋略处”本身即由“会议制形式”而诞生，第一次会议的主题是“商量都督府组织法，并协筹防守事宜”，第二天会议的主题是“商议都督府，及军务、内务、财政、外交、各部之组织”。由此可以说，“谋略处”由“会议制形式”而诞生，以“会议制形式”而存在。

顺便说明，在三份记述“谋略处”的早期文献中，吴文是最应该受到重视的。查光佛《武汉阳秋》成文早，但查光佛在都督府只任过秘书，他关于“谋略处”的记述也简略，故不具影响力。居正10月14日才到武昌，他在《辛亥札记》中所记“谋略处”以听闻为主，所遇所见不多，故也杂乱。而吴醒汉不同，吴在都督府初期是与蔡济民齐名的“四大金刚”之一，撰写《武昌起义三日记》时任国民党党史编纂委员会编纂，故其关于“谋略处”的说法应最为权威与正统。事实上，在有关辛亥革命的史学著作中，较为严谨记述“谋略处”的，大多以吴文为本的。

此外，前引说明“谋略”有人的文献中，也有“谋略”以“会议制形式”而活动的明确说法。如向谟在《治国日记》中的记述：“二十日……午后偕同学等在谘议局院内齐集休息。谟同傅李二人至局内，与汤议长绳武、胡议员子笏、李君玉山、蔡同学国桢等会议我军进行策略。”佚名《陈君宏诰革命事略》也有“与诸同志咸集谘议局，会议一切”语句。

如果认可上述“谋略”以“会议制形式”而活动的方式，“谋略处”以“会议制形式”而存在的组织形式，有关“谋略处”存在的疑窦将大大释除。

之所以除了几份早期文献外，实录馆档案文献等旧籍没有有关“谋略处”的直接记述，主因即“谋略处”并非都督府一级组织机构，而只是都督府成立之初权力行使的一种特殊的组织形式，即“会议制形式”组织形式。当实录馆档案文献等旧籍记述都督府成立初期的组织系统时，除了都督，再就是都督直属的部处，“谋略处”非都督府直属机构，当然不会轻易被提及了。这正如蔡济民不论其发挥了如何核心的作用，不论被多少人所肯定，但记述都督、部长时，是不会提到他的名字的。贺觉非说蔡济民“党人和非党人无不赞其勤劳，而他自己却谦退自牧，任其事不享其名”，蔡济民境况的描述正是“谋略处”境况的缩写。

关于“谋略”，或“谋略处”成员庞杂而不恒定，也由“谋略”以“会议制形式”而活动的方式，“谋略处”以“会议制形式”而存在的组织形式，而可以得到解释。首先，“谋略处”会议有主题不同，自然与会人员有不同，由此可推想“谋略处”会议应近似联席会议。其次，“谋略”，或“谋略处”成员，是由当事人的忆述所提出的，因此不能不庞杂而不恒定。革命是成千上万人共同做成的事业，可以肯定，都督府成立的最初几天，到都督府办事、“谋略”、会议的人，不只以十计，而当以百计。以文字忆述，当事者首先会提到自己；兼及他人，一定是自己熟悉的，或有影响的。所以，文献列名的“谋略”，或“谋略处”成员，可以多到不便确定；而公认的，则不会太多。事实上，只要弄清“谋略”，或“谋略处”成员的基干、核心即可。本文第二节由文献记述统计出的16人的“谋略”，巧合地半数以上（9人）与吴醒汉《武昌起义三日记》所记17人的以“会议制形式”活动的“谋略处”成员相同，这说明尽管“谋略”，或“谋略处”成员庞杂而不恒定，但是其基干、核心是稳定的，说明以“会议制形式”的组织形式而存在的“谋略处”的召集者、主持者是稳定的。

至于说到在肯定“谋略处”存在的早期文献中，有关“谋略处”的记述为什么戛然而止，似也有“谋略处”是以“会议制形式”而存在的组织形式的原因。由本节所述“谋略处”会议的主题可知，“谋略处”所要做的事似乎主要是“商量都督府组织法”，只是因为政权初立，同时要“协筹防守事宜”。10月14日往后，黎元洪态度开始转变，15日晚在教育会的会议通过《军政府组织条例》，16日起军令、军务、参谋、政事（民政）四部开始组织并正式成立，17日黎都督祭天，至此，“谋略处”的主要目标达成，“谋略”们也出而任都督府或实或虚职务了，以“会议制形式”而存在的“谋略处”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再行会议，故有关“谋略处”的记述也悄无声息结束。“谋略处”或以“会议制形式”的组织形式完成了其历史使命。

归结本题，贺觉非先生发现并提出“谋略处”之“会议制形式”，本文在以史料佐证的基础上，指出“会议制形式”或为“谋略处”借以存在的组织形式。这个命题，也许不失为“谋略处”考辨与研究的新认识、新路径。

历史研究的任务即弄清历史之真相并说明之。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谋略处”的考辨、研究已沉寂二十余年。本文权作投向一泓静水的石子，期以溅起微小的水花，引起研究者对“谋略处”更多的关注。“谋略处”真相不致因考辨、研究而更远离，而当更切近。

（原载辛亥革命史研究会、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编：《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5辑，湖北人民出版社2012年11月第1版）

【注释】

[1]详见《历史研究》1987年第4期。

[2]详见《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2期。

[3]胡鄂公：《武昌首义三十五日记》，熊守晖：《辛亥武昌首义史编》（下），台湾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959页。(www.xing528.com)

[4]黄中垲：《辛壬闻见录》，湖北省图书馆：《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史料辑录》，书目文献出版社1981年版，第9页。

[5]内务司：《内务司实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暨武汉市委员会等编：《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74页。

[6]佚名：《周之翰革命事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暨武汉市委员会等编：《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90页。

[7]向谟：《治国日记》手稿本，现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8]胡鄂公：《武昌首义三十五日记》，熊守晖：《辛亥武昌首义史编》（下），台湾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959页。

[9]佚名：《都督府参谋部沿革及事实》，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暨武汉市委员会等编：《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69页。

[10]胡祖舜：《六十谈往》，武汉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编《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8页。

[11]《邓玉麟革命小史》原件眉批，此件由邓玉麟口述，洪姓文牍笔记，故行文以君称邓玉麟。

[12]邓玉麟：《邓玉麟革命小史》，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暨武汉市委员会等编：《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27～228页。

[13]民史氏：《张振武之革命战史》，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暨武汉市委员会等编：《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94～395页。

[14]共进会：《刘君公事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暨武汉市委员会等编：《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10～311页。

[15]佚名：《陈君宏诰革命事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暨武汉市委员会等编：《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49页。

[16]胡捷三：《胡捷三事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暨武汉市委员会等编：《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37页。

[17]何锡蕃：《湖北起义战守实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暨武汉市委员会等编：《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7～38页。

[18]向谟：《治国日记》手稿本，现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19]胡鄂公：《武昌首义三十五日记》，熊守晖《辛亥武昌首义史编》（下），台湾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958～973页。

[20]黄中垲：《辛壬闻见录》，湖北省图书馆：《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史料辑录》，书目文献出版社1981年版，第8～9页。

[21]查光佛：《武汉阳秋》所记“谋略处”成员为蔡济民、吴醒汉、邓玉麟、高尚志、张廷辅、王宪章、王文锦、徐达明、陈宏诰、谢石钦，参见武汉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编：《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44页。

[22]吴醒汉：《武昌起义三日记》所记“谋略处”成员为蔡幼香（济民）、邓玉麟、高尚志、李春萱（作栋）、张廷辅、王宪章、徐达明、王文锦、陈宏诰、谢石钦、黄元吉、吴醒汉、胡瑛、吴兆麟、杨开甲、王安澜、马祖全，参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2～83页。

[23]贺觉非：《蔡济民》，《辛亥武昌首义人物传》（上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73页。

[24]佚名：《纪堪颐革命事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暨武汉市委员会等编：《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22页。

[25]吴醒汉：《武昌起义三日记》，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2～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