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革命党人在武昌首义之夜，头脑清醒，深知经费对革命非常重要，在攻打湖广总督署的同时，就派遣第四十一标胡廷佑部攻打藩库，但遭到藩台连甲的顽抗，至天亮，革命军发动第二次进攻才拿下[5]。起义次日，天刚亮，革命党人李作栋在省咨议局指派学生军大队长邓汉祥将其300余人的队伍带去“守藩台衙门”，因为“藩台衙门有很多银钱、款项，叫别人去不放心”[6]。鄂军政府一成立，就“派吴兆麟、蔡济民、李作栋、徐达明等四人到藩库银元、铜元两局（即造币厂）、官钱局、善后局等处”查收库存款项[7]。关于起义之初查收库存款项的数额是多少？说法不一，差别较大。主要的史料有三通，兹按时间顺序将其摆出来加以鉴别，看是哪一通最接近史实。
第一通史料为辛亥年十月二十三日（1911年12月13日），鄂军政府理财部呈文黎都督，电乞各省济饷。文曰：
窃查湖北财政在满清时，已极困难。起义之初，库存仅银二百万两，银元一百四十万元，铜元一百六十万串[8]。
第二通史料为1912年4月8日理财部呈文黎都督，“历陈湖北财政情形及维持之法”。文曰：
窃维湖北财政，在清末已极艰窘，所持以流通资本、操纵汇兑、维持生计现象者，官钱局而已。……迨创义之初，检点库存：其正货则有银六十六万二千五百六十三两四钱二分；银元五十二万四千九百二十三元，合银三十六万七千四百四十六两一钱；铜元十二万九千三百三十三串十文，合银八万五千五百八十八两四钱六分四厘，合计银一百一十一万五千五百九十七两九钱八分四厘。其法币则有银票十两、五两，计银五百八十九万九千二百八十两；银元票十元、五元、一元，计银元三百六十四万四千九百六十二元，合银二百五十五万一千四百七十三两四钱；制钱票十串、五串、一串，计钱四百九十八万八千五百七十四串，合银三百三十万一千二百七十九两二钱五分三厘，合计银一千一百七十五万二千零三十二两六钱五分三厘。合正货、法币两项，计银一千二百八十六万七千六百三十两零六钱三分七厘。较之原定钞票、所负债额，合银一千三百五十八万四千二百四十二两[9]。
第三通史料为曾任理财部部长的李作栋撰写的回忆录《辛亥首义纪事本末》之记述。文曰：
武昌光复的第二天，军政府派吴兆麟、蔡济民、李作栋、徐达明等四人到藩库银元、铜元两局（即造币厂）、官钱局、善后局等处，查得存款计现银二百二十万两，现洋一百万元，铜元六十万封（每封当十铜元一百枚，等于通用制钱一千文），官票二百八十万张（每张等于当十铜元一百枚），银元票二百四十万张（每张代表银元一元）[10]。
对比以上三通史料，笔者认为第二通史料比较接近历史本真。理由是：(www.xing528.com)
其一，从时间上讲：这通史料是鄂军政府财政司于1913年5月29日交到湖北实录馆的公文资料。而第三通史料是当年曾任理财部部长的李作栋于1956年写的回忆史料，其间相距40多年。一般来说，时间靠近的比时隔久远的记忆清楚一些。
其二，从史料类别看：第二通是档案资料，第三通是回忆资料，档案资料相对准确一些。
其三，从记载数额的精确度分析：第一通和第二通都是出自财政司上报的一个公文之中，时间和类别一样。所不一样的是：前者记述的数额粗略一些，而且不全，只表述了正货数额，对于法币只字未提；后者表述不但全面，而且记载的数额精确到最小单位。
因此，我们采信第二通史料，那就是，当年收缴的库存钱款总共合银为：一千三百五十八万四千二百四十二两。
起义以后，清政府眼看要垮台了，商人和百姓不敢再接受湖北官钱局印制的纸币，因此，很难流通，几乎废了，因此，这批纸币发挥的作用有限[11]。由于“湖北财政在满清时，已极困难”，所查收的库存公款硬通货并不算多，尽管如此，这笔经费还是支撑鄂军政府初期阳夏战争和内政外交的经济基础，非常重要！
鄂军政府不仅查收了省城武昌的湖北官钱局，还于1911年12月“委徐松之清理沙洋、安陆、老河口、樊城官钱分局存款。其各县在革命前征存之款，亦次第委员查取”[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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