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我们就鄂军政府初期经费筹措和支用方面的史实进行了概况性的探讨。对这一史实进行历史观察，不难发现鄂军政府初期的价值取向和作风有几点值得充分肯定，应该获得正面的很高的历史评价。
（1）鄂军政府成立不到一周时间，即发布布告，宣布豁免苛捐杂税。鄂军政府在最需要经费的时候为什么要主动减少自己的经费来源呢？因为“本军起义”，“原以扫除苛政造福国民为宗旨”[68]。鄂军政府正确处理了筹措经费与践行革命宗旨的关系。这个豁免政策，无疑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促进了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鄂军政府是中国最早主张收回海关管理权的政府，并作了接管江汉关的初步试探。从以上二点，我们可以看到鄂军政府初期的价值取向就是救民于水火，救国于危亡。这里，鄂军政府从经济的角度凸显了辛亥革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彰显了辛亥革命的正义性和进步性。这对于那些质疑辛亥革命进步性的观点是个实实在在的回应！
（2）鄂军政府初期为保卫新兴的革命政权，号召全国各省响应起义，共同推翻清朝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制国家，结束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想尽了一切办法筹措经费，成效显著，功不可没。这表现了鄂辛亥革命志士管理经济，执掌政权的能力。
（3）鄂军政府初期为节约军费，实行低薪制和军官薪饷同等制，“就是都督也不能例外”。大家“都一致拥护这个决议。实行数月，从无一件贪污案发生，可见当时革命党人的纯洁作风”[69]。连原湖北谘议局驻会议员，后为鄂军政府理财部第一任部长的胡瑞霖也不无感慨：“革命党已经占领了武昌省城，公家有藩库，有官钱局，有粮储善后局，金店钱庄，到处皆是，不去一染指，不去一征发，秋毫无犯，市廛不惊，不但宗旨正大，举动文明，党人心理，更是纯洁，在在令人感激佩服。”[70]当然，军官薪饷同等制实行的时间并不长，而下级官佐和士兵一直实行低薪制，时间较长。这个层次的人员许多是参加首义的革命党人，人们“感激佩服”的是这些革命党人。武昌首义革命党人的经济作风，为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精神宝库中之“清廉无私的奉献精神”作了最好的注脚。
（4）鄂军政府在自己经费并不充裕的情况下，还“协款于湘，助资于赣”，并拟拨款于黔，体现了高尚的团结协作精神。
当然，世上无有完美之事，鄂军政府初期在筹措经费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主要有二点：一是在盐款问题上，与中央政府纠结不放，在政策面缺乏大局意识；在策略面，又少了灵活性。二是动用武昌公储钱局存款，引发储户半价私售存折于洋商，既损失了群众利益，又影响金融业的稳定，对军政府形象的影响也是消极的。
尽管如此，鄂军政府初期所作筹措经费的努力，是功不可没的。这些经费为保卫和巩固中国新兴民主共和政权，促进全国响应武昌起义，从而推翻清朝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制国家，结束君主专制制度起到了重要的经济支撑作用！
另外，还有一桩历史不得不让人点评，那就是南洋华侨的爱国义举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在武昌起义前5个多月，孙中山发动的广州黄花岗起义的经费大多是南洋华侨解囊捐助的，该役捐躯的烈士，也有很多是南洋华侨兄弟。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们从悲痛中走出来，无怨无悔，迅速向武昌起义的革命军政府解囊相助，同样也送来了一百多名志愿军，英勇参加阳夏血战，其爱国精神，何其崇高！岂不令人敬仰之至！这也是孙中山所说的“华侨是革命之母”的最好注脚。
（本文系作者2011年提交“辛亥革命与百年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注释】
[1]本文界定鄂军政府初期的时间为：自1911年10月11日鄂军政府成立起至1912年4月1日孙中山公布《参议院法》并解除大总统职务止，近6个月时间。
[2]当时的公文、电文、函札等皆简称“鄂军政府”，为从简，本文袭之。
[3]即皮明庥：《武昌首义中的武汉商会和商团》，《历史研究》1982年第1期；李天松：《湖北军政府初期的财政措施》，《江汉论坛》1983年第10期；梁开平：《湖北军政府商税政策的前后演变》，《江汉论坛》1984年第10期；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下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贺觉非、冯天瑜：《辛亥武昌首义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第1版；海平：《辛亥革命与近代湖北武汉经济》，载简永福等编《辛亥武昌首义研究文集》，武汉出版社2001年版；皮明庥主编《武昌起义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冯天瑜、张笃勤：《辛亥首义史》，湖北长江出版集团、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4]冯天瑜、张笃勤著《辛亥首义史》记述鄂军政府接受官钱局等款项数额方面的内容较为详细，但其认定的数额与笔者探究的数额有较大的出入。
[5]详见李春萱：《辛亥首义纪事本末》，湖北省政协编《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二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8页。
[6]邓汉祥：《武昌首义亲历记》，全国政协文史委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七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1页。
[7]《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二辑，第169页。
[8]湖北省暨武汉市政协：《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43页。
[9]《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卷，第355页。
[10]《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二辑，第169页。
[11]《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卷，第334页。
[12]《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卷，第345页。
[13]《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卷，第334页。
[14]《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卷，第343～344页。
[15]《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卷，第337页。
[16]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湖北省政协文史委：《湖北军政府文献资料汇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23页。
[17]1911年11月22日，改委刘鸿勋为淮盐督销局总经理。见《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卷，第342页。
[18]《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卷，第337页。
[19]《民立报》1911年12月17日，第2页。
[20]《湖北军政府文献资料汇编》，第644页。
[21]《湖北军政府文献资料汇编》，第645页。
[22]《湖北军政府文献资料汇编》，第645页。
[23]《南京临时政府公报》（1912年2月1日），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组：《辛亥革命资料》，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32页。
[24]《湖北军政府文献资料汇编》，第652～654页。
[25]《湖北军政府文献资料汇编》，第641页；参见《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卷，第334页。
[26]《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卷，第341～342页。
[27]《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卷，第342～343页。
[28]《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卷，第349页。
[29]《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卷，第349、351页。
[30]《民立报》1912年4月17日，第8页。(www.xing528.com)
[31]《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卷，第337页。
[32]1913年5月财政司提交给实录馆的《革命以来湖北财政司要录》回忆说是“周息四厘”，应以当年《民立报》载《简章》为准。
[33]《湖北军政府文献资料汇编》，第621页。
[34]《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卷，第342页。
[35]《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卷，第345页。
[36]《民立报》1912年1月20日，第8页。
[37]《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卷，第344页。
[38]《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卷，第355页。
[39]《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二辑，第204页。
[40]贺觉非：《辛亥武昌首义人物传》上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89页。
[41]《湖北军政府文献资料汇编》，第622页。
[42]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藏件，《湖北军政府文献资料汇编》，第625页。
[43]《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卷，第344页。
[44]《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卷，第344页。
[45]《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卷，第357页。
[46]《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卷，第359页。
[47]《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卷，第334页。
[48]《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卷，第345页。
[49]《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卷，第351页。
[50]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委会：《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6～19页。
[51]《湖北军政府文献资料汇编》，第643～644页。
[52]《湖北军政府文献资料汇编》，第651～652页。
[53]《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卷，第343页。
[54]《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卷，第344页。
[55]《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卷，第626页。
[56]《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卷，第627页。
[57]《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卷，第343页。
[58]《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卷，第355页。
[59]《湖北军政府文献资料汇编》，第618页。
[60]《湖北军政府文献资料汇编》，第621页。
[61]《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二辑，第184页。
[62]湖北省博物馆：《武昌起义档案资料续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1页。
[63]《民立报》1911年10月30日，第4页。
[64]《武昌起义档案资料续编》，第11、19、24、44页。
[65]《湖北军政府文献资料汇编》，第653页。
[66]《湖北军政府文献资料汇编》，第617～618页。
[67]《湖北军政府文献资料汇编》，第617页。
[68]《湖北军政府文献资料汇编》，第641页。
[69]《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二辑，第184～185页。
[70]《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二辑，第180～1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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