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要求宣统帝退位，引发王公激烈争论和武力反抗

武昌起义爆发不久，面对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局势，载沣虽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试图挽救危局，如宣布取消皇族内阁、开放党禁、以宣统的名义下罪己诏等，但徒劳无功。在罪己诏中，载沣说道：

朕缵承大统，于今三载，兢兢业业，期与士庶同登上理。而用人无方，施治寡术。政地多用亲贵，则显戾宪章。路事蒙于佥壬，则动违舆论。促行新治，而官绅或藉为网利之图。更改旧制，而权豪或祗为自便之计。民财之取已多，而未办一利民之事。司法之诏屡下，而实无一守法之人。驯致怨积于下而朕不知，祸迫于前而朕不觉。……区夏腾沸，人心动摇，九庙神灵，不安歆飨，无限蒸庶，涂炭可虞，此皆朕一人之咎也^[34]。

此处“朕”名义上是宣统，实际上就是载沣。从罪己诏中可以看出，载沣意识到了自己用人无方、施治寡术，也意识到了自己的摄政举措只是部分权贵得利、无一利民之事。但这种反思，于时局无补。在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组织责任内阁，颁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十九条，发内帑赈济灾民，委派宣抚大臣、释放革命党人汪精卫、黄复生、罗世勋等一系列举措并无时效之后，载沣向隆裕太后奏请辞退监国摄政王之位：

自摄政以来，于今三载，用人行政，多拂舆情。立宪徒托空言，弊蠹因而丛积。驯致人心瓦解，国势土崩，以一人措施失当，而令全国生灵横罹惨祸，痛心疾首，追悔已迟。傥再拥护大权，不思退避，既失国民之信用，则虽摄行国政，诏令已鲜效力，政治安望改良？泣请辞退监国摄政王之位，不再干豫政事^[35]。

在这份以隆裕太后名义发出的上谕中，引用了载沣面奏时的原话，说其在用人行政、推动立宪方面违背了民意，导致矛盾丛生、人心瓦解，进而“国势土崩”、人民生灵涂炭，将政权崩溃的责任一个人担了起来。客观来说，清政府的覆灭并不是载沣一手造成的，但他确实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正如《大公报》所言：

监国摄政王自敬承顾命居摄大位以来，兢兢业业，日昃不遑，久为臣民所共晓。所惜者，德有余而才不足，为人用而不善用人，荏苒蹉跎，以至今日，不得已而至于退位……夫此次中原鼎沸，谓王实造成之，固未必然，谓非王造成之，却亦不可。

摄政伊始的载沣雄心勃勃、踌躇满志，但政治历练不足、行事缺乏果断，加上政治腐败和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权夺利、相互掣肘^[36]，导致其施政经常朝令夕改、很多政策更是被束之高阁。朝廷的威信日渐下降，民族、国家面临的危急形势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日渐紧迫，而清政府的改革始终落后于时代的要求；立宪运动如火如荼，要求速开国会、设立责任内阁的呼声日渐高涨，但以载沣为首的统治集团始终以维护并强化皇权为主要目的，千呼万唤始出来的责任内阁却以皇族为主，国内外舆论哗然，立宪派也大失所望；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则蓬勃发展，得到越来越多社会力量的支持，以四川保路运动为契机，反清革命在武昌首义成功，一举而天下应，清王朝的统治很快土崩瓦解。面对迅速发展的革命形势，摄政王载沣可调以镇压革命的力量非常有限，朝中没有可担大任的统兵大员，而清军主力北洋新军则又在政敌袁世凯的掌握之中，在犹豫再三之后，载沣不得不重新启用袁世凯出来收拾残局，自己则退归藩邸，不再过问政事。

能够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上淡然退下，首先与载沣的个人性格有关。如前所言，载沣虽出身皇室、生来即享荣华富贵，但并不贪恋政治权力，在奉命出使德国之前，也没有实际的从政经验；他生性醇厚，谨小慎微，做人做事规规矩矩，没有随机应变、当机立断和勇于开拓的能力，这一点也正如隆裕太后所言：“监国摄政王性情宽厚，谨慎小心，虽求治綦殷，而济变乏术”^[37]。同时，载沣之所以选择急流勇退，也是他看清了形势，迫于无奈之举。监国摄政三年，载沣虽在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等几乎社会各方面都推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但由于皇室内部派系林立、政出多门，紫禁城发出的谕旨，很多都被地方督抚束之高阁、并没有切实执行，这一方面是出台的政策不切实际、难以操作，同时也是中央政府的凝聚力下降、地方政府的离心力增强所致。

后来袁世凯要求宣统帝退位、皇室让权之时，隆裕太后曾多次召开御前会议，要皇室王公提出具体的意见，战和两派激烈争论，很多人提出拒绝退位，并要求组建决死队武力反抗。在这些会议上，载沣始终冷眼旁观，一言不发。对于溥仪退位，他内心虽不情愿，但也冷静接受，对于宗社党的活动他从不参与。对于后来的张勋复辟、袁世凯称帝，他均认为是胡闹，至于溥仪当伪满洲国皇帝他并不认同，认为只能是日本人的傀儡，对于日本人要他出任伪满洲国的相关职务他婉言拒绝。这些都说明，载沣对大势的判断是正确的，在涉及民族国家大义方面尚不糊涂。

纵观载沣的政治生涯，德国的“道歉”之旅虽不光彩，但其个人的表现倒可圈可点；同时，此行也是他的政治启蒙之旅，其后来监国摄政的很多大政方针皆源出于此行的感悟，特别是强皇室、抓军权，载沣所采取的措施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只可惜效果不佳。其监国摄政的治国之策，根本目的是兴皇室、保皇权，但根深蒂固的皇权思想，令他大力加强中央集权、特别是集权于自家的做法，导致皇室内部派系林立、矛盾重重，某种程度上反而削弱了强化皇权的初衷，同时也导致地方督抚离心离德；以立宪之名行集权之实，也促使立宪派势力大失所望，最终与很多地方督抚一道倒向了革命派，清朝统治土崩瓦解。面对革命与皇帝退位，载沣虽极不情愿，但未作困兽之斗，对于后来的张勋复辟、袁世凯称帝以及溥仪的伪满洲国等皆消极应对，在顺应形势、民族气节方面值得称道。

（本文系作者2016年提交“纪念辛亥革命10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注释】

[1]凌冰：《最后的摄政王载沣》，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2]据笔者所见，相关著述主要有陈宗舜：《末代皇父载沣》，北方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凌冰：《最后的摄政王：载沣传》，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柳白：《历史上的载沣》，中国工人出版社2007年版；丁进军：《载沣等王公贵族履历》，《历史档案》1988年第1期；李志武：《载沣研究》，中山大学2003年硕士学位论文；雷俊：《集权政策与清末政争》，《荆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苏全有、姚腾：《载沣新论》，《新乡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7年第一期；李学峰：《清末摄政王载沣研究综述》，《团结报》2012年12月13日第7版；李学峰：《载沣与预备立宪》，《明清论丛》2015年第2期；姜叶帆：《清末民初政治转型中的载沣研究》，贵州大学2015年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3]《清史稿·列传八》。

[4]《清史稿·列传八》。

[5]此为载沣在辞去摄政王职位后，在醇亲王府鉴意轩所写的对联。

[6]《醇亲王载沣日记》卷十四，群众出版社2014年版，第437～455页。

[7]《醇亲王载沣日记》卷六，第170页。

[8]《醇亲王载沣日记》卷十，第285页。

[9]《醇亲王载沣日记》卷十一：“（光绪三十四年戊申十月二十一日）孝钦显皇后暨德宗景皇帝连日上宾，国恤两遭，椎心泣血……万古兆世为大清帝国之臣。”

[10]《醇亲王载沣日记》卷二：“（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张翼到府，捧外国鉴、万国鉴书至”。张翼是老醇亲王奕培养起来的亲信，也是载沣出使德国期间的主要随从之一。

[11]《醇亲王载沣日记》卷二，第38页。

[12]《醇亲王载沣日记》卷三，第46页。

[13]关于详细过程，学者已有研究，此处不再赘述，相关研究参见李学通：《醇亲王载沣使德史实考》，《历史档案》1990年第2期；李志武：《载沣使德述论》，《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张杰：《舆论笔下的载沣使德——以〈申报〉报道为中心的考察》，《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刘占青：《载沣的德国“道歉”之旅》，《文史天地》2013年第4期。(www.xing528.com)

[14]郭招金：《醇亲王轶事和醇王府沧桑——访溥仪四弟溥任》，《末代皇朝的子孙》，团结出版社1991年版，第35页。

[15]《各国赞成醇亲王》，《大同报（上海）》1908年第17期，第34页。

[16]《论说：论摄政王》，《申报》1908年11月15日，第4版。

[17]《论说：两宫升遐后中国之前途》，《申报》1908年11月19日，第3版。

[18]金梁：《光宣小记·摄政王》，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

[19]袁世凯：《与兄世勋书》，载《袁世凯家书》，中央书店1935年版，第48～49页。

[20]庄练：《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中册），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86页。

[21]载涛：《载沣与袁世凯的矛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晚清宫廷生活见闻》，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80页。

[22]（清）赵炳麟：《赵伯彦集》（上），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473～474页。

[23]崔志海：《摄政王载沣驱袁事件再研究》，《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6期；李永胜：《摄政王载沣罢免袁世凯事件新论》，《历史研究》2013年第2期；李雪峰：《试论载沣袁世凯之关系》，《团结报》2013年2月21日第7版。

[24]《支那经济报告书·1909年清国大事记》，李少军编译：《武昌起义前后在华日本人见闻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81页。

[25]《醇亲王载沣日记》卷十二，第330页。

[26]凌冰：《最后的摄政王载沣传》，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第1版，第76页。

[27]《宣统政纪》卷一。

[28]《宣统政纪》卷二。

[29]《宣统政纪》卷八。

[30]《监国摄政王拟开宪政讨论会》，《东方杂志》1909年第6期，第28页。

[31]《摄政王之新政见：关于宪政者》，《华商联合报》1909年第4期，第40页。

[32]《醇亲王载沣日记》卷十三：“（宣统二年十月初三日）内阁奉上谕：……溯自分年筹备立宪，其限定自前朝，朕仰承付托之重，夙夜兢惕，无时不以继志述事为心，既不敢少事迟回，亦不敢过形急切。”

[33]《立宪纪闻》，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四），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7页。

[34]《宣统政纪》卷四十。

[35]《醇亲王载沣日记》卷十四，第422页。

[36]胡思敬《国闻备乘》载：其时亲贵尽出专政，收蓄猖狂少年，造谋生事，内外声气大通。载洵、毓朗为一党；载涛、良弼为一党；肃亲王善耆据民政部，领天下警政为一党；道光帝的长曾孙溥伦，阴结议员为一党；隆裕太后宠任太监张德为一党；载泽以其妻是隆裕之妹，可私传隆裕言语，挟制载沣，他把持财政大权，出任度支部大臣为一党；载沣福晋颇通贿赂，联络母族为一党。以上七党皆专予夺之权，茸阘无耻之徒趋之若鹜，而庆邸别树一帜，又在七党之外。另据金梁《光宣小记》载：摄政王监国，亲贵用事，某掌军权，某专财柄，某握用人，某操行政，以参预政务为名，遇事擅专，不复能制。各引私人，互争私利，某某为监国所倚恃，某某为太后所信宠，间有一二差明事理者，为所牵率，亦不免逢君之恶。时又创中央集权，兵事财政，皆直接中央，疆吏不复负责，内重外轻，时争意见，国事不可为矣。（载章伯锋、顾亚：《近代稗海》第11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14页）

[37]《宣统政纪》卷六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