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越战中的失败验证了兵贵胜，不贵久

考察《孙子兵法》在美国的传播，离不开阐述《孙子兵法》在英国的传播——英美语言文字同宗同源，出版物相互交流极其方便。

美国人开始见到的前两个《孙子兵法》英译本，都是英国人翻译的：一书名为《孙子》，由英国皇家骑兵团上尉E.F.卡尔思罗普（E.F.Calthrop）翻译，1905年在日本东京出版；另一书名为《孙子兵法——世界最古老的军事著作》，由大英博物馆东方书刊和书稿助理官员莱昂内尔·贾尔斯翻译，1910年在伦敦出版。

美国军事出版社1953年再版的《孙子兵法》（初版印于1944年），所依据的是贾尔斯1910年的伦敦版英译本。全书也分两大部分，正文为《孙子兵法》十三篇译文及注解，注解亦为贾尔斯所作，主要援引西方战例诠释孙子的思想，但军事价值不大者未收入。正文之前的长篇序言为美国陆军准将T.R.菲利浦斯所写，他参考并多处引用贾尔斯的原序，其内容有：（一）关于孙子见吴王及吴宫教战故事。（二）关于各家注《孙子》（曹操、杜牧等）的情况。（三）关于欧洲对孙子的赞赏。（四）关于中国从古代至现代的战争概况、军队建设与作战特点。菲利浦斯在序言中对《孙子兵法》的总评价是：《孙子兵法》是世界最古兵典，言简意赅，以阐述基本原则为主，其中许多在2000多年后的今天，即现代战争条件下仍能适用，对指导战争的实施很有价值。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人所见到的，当代最重要的《孙子兵法》英译本，出自退役准将塞缪尔·B.格里菲思之手，书名为《孙子——战争艺术》，1963年在伦敦、牛津和纽约出版。

塞缪尔·B.格里菲思，1929年毕业于美国海军学院，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经历过战后几次局部战争，也曾在美国第七舰队和海军陆战队驻天津和青岛部队任职，他对于西方军事理论的局限有一定认识，并主张把眼光投向东方的军事理论。1960年，格里菲思来到牛津大学攻读军事，在博览群书、悉心钻研的基础上撰写了大量有关《孙子兵法》的论文，次年以研究《孙子兵法》为主在牛津大学获博士学位，时年已55岁。此后，格里菲思主要在美国的军事院校执教，并在战略研究部门从事学术活动，著有《毛泽东论游击战》《北京和人民战争》《中国人民解放军》等介绍中国军事史和军事思想方面的著作。《孙子——战争艺术》的译文所依据的是清代孙星衍校《孙子十家注》本，格里菲思发挥了他军人兼学者的优长，对于《孙子兵法》十三篇作刻意军事角度的探索，并采用大量现代军事术语表达译文，修正了贾尔斯版本中的不少错误。如开卷首篇即订正了贾本将“兵者”译为“兵法”（Art of War）的错误，改译为“战争”（War）。在《谋攻》篇中，他从战略学角度表述了孙子“上兵伐谋”这一著名的战争指导原则，订正了贾本对“伐谋”“伐交”等的误译。在《军形》《兵势》《虚实》《军争》《地形》诸篇中也对贾本有所修改，其中不乏译得好的佳句。此外，译者还吸收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外学者对《孙子兵法》的研究成果，其中包括我国著名学者郭沫若、顾颉刚等人。但该本亦有若干缺点：首先，每篇文句编号过多，显得枝蔓，采取孙校本《孙子十家注》方式，选择注释，利弊参半。其次，删节不当，有的关键字句被删译，不符合原作之意。

《孙子——战争艺术》的序言为西方著名军事理论家、战略家利德尔·哈特所写，称《孙子兵法》在论“战争艺术”的作品中出现最早，但其闳廓深远，却迄无超越者。此书真可谓集运用之妙的大成。在以往所有的军事思想家当中，只有克劳塞维茨可与之相比，但就连他也比孙子要“过时”，显得有点古老陈旧，尽管他著书立说比孙子晚了两千多年。哈特认为，孙子有更清晰的眼光，更深刻的见解和可以垂之永久的魅力。哈特分析道：

克劳塞维茨的名作《战争论》曾塑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欧洲军事思想。如果这种影响能与孙子对“战争艺术”的看法刚柔相济，那我们的文明在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中便可能免受不少摧残破坏。因为孙子讲实际和懂节制，恰与克劳塞维茨的重理念和尚绝对形成对照。克劳塞维茨的后学对抽象发挥“总体战争”的理论和实践十分卖力，而克劳塞维茨的名言也助长了这种命定的发展，因为他说：“把适度原理引进战争乃是荒谬——战争是一种趋向极端的暴烈行动。”尽管随后他对这一主张有所限定，承认作为战争最初动机的政治目的，既应是衡量“军事力量达到何种目标的尺度，也应是衡量它付出多少力量的尺度”。但归根结底他还是说，对逻辑极端追求会导致“手段与目标的脱节”。

克劳塞维茨学说的消极影响，固然是由其后学忽略这些限定，且解释过于浮浅和偏激造成的，但他蒙受曲解也是咎由自取。因为他的论述方式太抽象，思路迂回不定，令习惯形象思维的军人无所适从。他们抓住了他生动的警句，却忽略了他强调的思想倾向，印象很深但又不知所云。其实这种倾向与孙子的结论未必像表面显现得有那么大的不同。

克劳塞维茨的晦涩本来可以借孙子的清晰而得到矫正，但不幸的是，《孙子》只是在法国大革命前不久才由一位法国传教士以节译本传入西方。尽管它很符合十八世纪重理性的谈兵时尚，但其影响却为这场革命的激情大潮和后来拿破仑的辉煌胜利所淹没。拿破仑屡挫因袭守旧、战术刻板的对手，令人倾倒。克劳塞维茨是受他的影响而开始其构思的，但他未能修订其著作便与世长辞，这使他遭受到其遗言预见的那种“没完的误解”。在后来的《孙子》译本出现之前，西方军事界对克劳塞维茨的极端之说完全是一面倒，这位中国兵圣的声音并没有引起多大反响。没有一个军人或政治家留心过他的警告：“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盼望能有一个准确表达孙子思想的既新又全的译本。这种需要正因具有潜在自杀性和毁灭性的核武器之发展而与日俱增。特别是考虑到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正作为一大军事强国而重新崛起，这就显得更加重要。所以，如果能找到一位既懂军事又熟悉中国语言和思想的研究者来承担译事就太好了。而格里菲思将军（General Samuel B.Griffith）就是合适的人选。他满足了人们的这一愿望。我个人对《孙子》的兴趣是由1927年春顿坎爵士（Sir John Duncan）的一封来信而引起的。当时他正指挥着陆军部派往上海的守备军，用以对付蒋介石率广东之师北伐，应付上海出现的紧急状态。

顿坎的来信在一开头就说：我刚读过一本名叫《孙子兵法》的奇书，它写于公元前500年的中国。其中有一处令我想起您所发挥的“激流说”：“夫兵形像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书中还有另一原理也为时下的中国将领所遵循，即“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

读此书，可以从中发现许多彼此冥合的地方，特别是书中反复强调出其不意和迂回行军。这说明，许多较为基本性的军事观念，哪怕是战术性的东西，都是经久不变的。

大约15年后，即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到一半时，有位中国武官多次登门。他是蒋介石的学生。听他说，我和福勒将军（General Fuller）的书都是中国军事院校的主要教材，所以我问：“那《孙子》呢？”他回答说，尽管孙子的书也被奉为经典，但多数年轻军官都认为它已过时，在机械武器的时代根本不值一顾。对此我说，正是现在，他们才应重归《孙子》。因为在这样一本小书中，它所包含的兵略要义，几乎可以抵得上我在20多本书中所能涉猎到的东西。简言之，《孙子》不仅对初学战争者来说是最简明的入门书籍，而且对作深入探讨的人也不失为必要的参考。

利德尔·哈特在此序言中继续评论道：“《孙子兵法》是世界上最早的军事名作，其内容之博大，论述之精深，后世无出其右者。”与2000年后的西方军事思想家克劳塞维茨相比，“孙子的文章讲得更透彻、更深刻，永远给人以新鲜感”。利德尔·哈特对于《孙子兵法》未能在两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西方得以传播深表遗憾：“如果《孙子兵法》当时得以传播，《战争论》中掺有孙子思想的成分，从而使人们对其理解不失之偏颇，那么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文明造成的巨大破坏在很大程度上本可以避免。”

一位声名显赫的西方军事理论家、战略家亲自作序，为该本增色不少。该本当年即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中国代表作翻译丛书中，近30年来多次重印再版并转译成德、法等文字，在美国和西方各国广为流行，取代了原先贾本在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的权威地位。利德尔·哈特与格里菲思二人在努力不懈地探求一种使《孙子兵法》的军事思想同西方传统军事思想融合互补的道路，他们孜孜不倦地宣传《孙子兵法》以期引起更多西方人士对此书的重视，尤其是那些制定国策和拥有战争决策权的西方国家首脑人物的重视，他们确实也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实现了共同的目标。美国国防部高级反叛参谋官维克托·克鲁拉克少将如此赞扬了格里菲思的贡献：“他从该书（指格里菲思的《孙子兵法》译本）中找到了把孙子的思想同克劳塞维茨、杜皮盖、若米尼和马汉的思想紧紧联结在一起的‘线索’。”

1963年，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还出版了塞缪尔·B.格里菲思的另一部译著《孙子兵法——翻译与导论》。此书包括两大部分：对《孙子》十三篇的英译与研究性的导论。导论部分实际上是格里菲思在1960年向牛津大学申请哲学博士学位的论文提纲基础上进一步深化研究的成果，其主要内容如下：（一）关于《孙子兵法》的作者。格里菲思在此节之末同意清人姚际恒的观点，认为《孙子兵法》的作者仍属悬案一桩。但十三篇绝非多人编纂而成，乃出自实战经验极为丰富的某一个人之手。（二）关于《孙子兵法》的版本。格里菲思在叙述了《孙子兵法》版本的源流之后认为，明、清两代研究孙子的学者最有影响的是赵本学和孙星衍，他的英译本依据的即是孙星衍的《校正孙子十家注》。（三）关于战国时代，主要论述了战国时代的历史特点。（四）关于孙子所处时代的战争。（五）关于孙子的战争观。格里菲思在这一节扼要阐述了十三篇的要点，称赞孙子的慎战、重算、重道（政治）对战争胜负的决定作用，重战争与经济的相互依存，重将之智与谋，重因敌制胜与奇正之变，重天候、地形之用，以及用间等思想，并认为：孙子重视作战双方“五事”之比较，实际上是正确地把握了现代所谓“国家战略”与“军事战略”的相互关系。格里菲思对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上兵伐谋”，以及“兵者，诡道也”等战略思想尤为折服。

1969年去世的美国前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在他的《情报术》专著中盛赞孙子的“用间”思想。他指出，在中国历史更早的时代，间谍就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对此孙子的观点更加切实可行。他说：“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在“用间篇”中，孙子阐述了公元前五世纪中国人所采用过的谍报的基本做法，其中很大一部分今天仍在运用……孙子所获得的声望，不仅归功于他首次卓越地分析了谍报的方式，而且还归功于他第一个就有组织的情报事业提出了书面建议。他指出谍报高手能使“五间俱起”，并且将此称之为“神纪”，就如同一张“纲举目张”的渔网一样。孙子的贡献还远不止于此。他论述了反间谍、心理战、欺骗术、安全、假情报制造者。总之，论述了整个情报术。孙子的著作成为毛泽东喜爱的书籍和中国共产党战术家们的必读书是不足为奇的。在军事作战搜集情报的活动中，他们显然是把孙子的学说付诸实践的。当然，在古代的西方，孙子所倡导的这种不依靠鬼神的间谍活动也有所运用，但是没有达到像东方那样精深的程度；西方也没有类似的谋术意识或规章条例可以代代相传和继承发扬，有记载的事例大都没有超出今天我们所称的侦察的范围。

“二战”结束后，随着核武器的发展，核战略思想应运而生并不断改进。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中期，美国凭借其绝对的核优势，采取了“大规模报复”的核战略。但后来由于苏联核力量的增长，美国转而采取“相互确保摧毁”（Mutualasseured Destruction）理论。这是一种为维持“恐怖平衡”而保持必要核报复力量的威慑理论。然而，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苏联的进攻性战略核武器依然激增不已，并在莫斯科地区建立起战略防御体系。相比之下，美国核力量的改进尤其是战略防御体系，受到了“相互确保摧毁”理论的严重束缚。美国不乏有识之士，竭力抨击这一理论，认为是“发了疯”（“MaD”恰好是“相互确保摧毁”的英文字头缩写）；指责该理论是“紧箍咒”（美议员沃洛普语），抑制了美国对空间战略系统的研究和发展。

1973年，美国战略家约翰·柯林斯的《大战略：原则与实践》一书出版。他在书中极力推崇孙子战略，他说，孙子是古代第一个形成战略思想的伟大人物……孙子十三篇可与历代名著包括2200年后克劳塞维茨的著作媲美。今天没有一个人对战略的相互关系、应考虑的问题和所受的限制比孙子有更深刻的认识。孙子的大部分观点在我们的当前环境中仍然具有和当时同样重大的意义。

大战略含义与利德尔·哈特的如下结论是完全一致的：真正的目的与其说是寻求战斗，不如说是寻求一种有利的战略形势。这种战略形势是如此有利，以至于即便它本身不能收到决定性的效果，那么在这个形势的基础上再打一仗，就肯定可以收到这种决定性的效果。也许有人认为，这不完全是个新观点。孙子早已认识到“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机动是实现集中的手段。机动是与思想上的僵化或物质上的静态相对立的。它意味着将战略重点迅速从一种方式转到另一种方式的能力，这同在时间和空间上重新调整部署一样重要。孙子在两千多年前就指出：“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根据计划、压力或意料不到的时机等情况，机动性不仅是军事的，也可以是政治的、经济的和心理的……孙子说：“上兵伐谋。”在越南战争的情况下，“谋”即指革命战略。美国忽视了孙子的这一英明的忠告，愚蠢地投入了战斗，我们过高地估计了我方的能力，过低地估计了对方的能力。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当“相互确保摧毁”战略理论濒临破产时，华盛顿的著名“脑库”斯坦福研究所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罗伯特·B.福斯特，邀日本京都产业大学教授三好修合作，提出了旨在改变美苏“均势”的新战略思想，冠之以“孙子的核威慑战略”之名。该战略理论的核心内容，即使用强大的核威慑力量使对方不敢贸然动武，以实现孙子提出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理想境界。来自东方的三好修对于孙子思想有较深入的研究，他在《苏联帝国主义的世界战略》中，最早提出了“孙子的核战略”概念。他认为，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军事观点非常深奥，触及了核战争的实质，具有现实意义。核战争会给人类造成巨大的灾难，理应尽力避免，眼下最理想的战略还是孙子提出的观点：‘不战而克敌’‘不付代价取天下’”。

福斯特与三好修合作而成的“孙子的核威慑战略”理论体现了一种审慎对待现代核战争的观点，对美国军事理论界有很大影响，一定程度上对美国军事决策人改变对于核战争的传统观念产生了作用。

美国军事家乃至高层战略决策人物，不仅在制定其战略、战术思想时重视借助《孙子兵法》为“外脑”，力图将自己的军事理论同《孙子兵法》加以联系，而且还不同程度地以《孙子兵法》反思、总结或具体指导实施战后的一些局部战争。越南战争结束后，美国朝野上下对“越战综合征”众说纷纭。尼克松总统等人从多方面总结美国失败的教训，他认为，与孙子所说的“上下同欲者胜”背道而驰，是导致越战失败的主要原因。美国公众舆论不支持打越南战争，美军远隔重洋作战却无公众支持，是无论如何打不赢的。他还援引《孙子兵法·作战》说：“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故兵贵胜，不贵久。”在一场没有尽头的战争中，胜利无望，撤军就成了必然的结局。前任陆军参谋长、原驻越南美军司令威廉·威斯特摩兰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出版的《一个军人的报告》一书中，也引用孙子名言“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作为他说服美国最高领导人从越南撤军的理论依据。

1980年，已是美国前总统的尼克松发表了《真正的战争》一书，书中不止一次地运用《孙子兵法》回顾与分析他任总统期间的战争问题和对苏战略问题。在该书“军事力量”一章中，他论述了当时美苏的力量对比，分析了苏联从对美均势走向核优势的原因，着重运用孙子的《谋攻》思想阐明美国当时战略理论的缺陷。他指出，美国奉为圭臬的“相互确保摧毁”理论有三大严重错误：其一，苏联并不以为然，继续我行我素。其二，一旦威慑失效，美国毫无合理的选择方案可供采用。同时，一旦爆发战争，这种理论也无合乎理性的政治目标或军事目标可言。其三，在道义上，这一战略理论暗示着把蓄意屠杀平民当作正当的目标。威慑以此为据实不足取。尼克松认为，战略和道义两者相互联系，密不可分，他援引《孙子兵法·谋攻》中的“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以表示对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奉行的“相互确保摧毁”战略理论的不满。尼克松后来声称支持里根的“战略防御倡议”，并认为二十一世纪有可能以“战略防御倡议”为威慑力量，从而使核武器过时作废。正是基于上述考虑，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期上台的尼克松政府终于以“现实威慑”战略取代了“相互确保摧毁”战略，并进行了必要的战略收缩，调整全球军事部署，重点加强欧洲地区防务，着重强调避免在局部战争中消耗美国自己的实力，而把它们“委托”给盟国去进行。这一战略一直延续到卡特政府时期。(www.xing528.com)

兵行诡道，实施军事欺骗是孙子军事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出其不意”“因敌制胜”的必由之路。随着军事技术的发展和战争规模的扩大，军事欺骗已包括战略、战役和战术欺骗三个层次。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美军专门研究了军事欺骗这一学科，其专著《战略军事欺骗》（唐纳德·丹尼尔和凯瑟琳·赫尔比格合著，1982年），不仅研究了孙子的思想，而且全面地探索了战略欺骗的科学含义、历史经验和实施方法，并在理论上有所发展。实际上，美军颇注意实施军事欺骗。例如，1983年10月，美国入侵格林纳达的海军特遣队“貌似”是赴黎巴嫩海域对贝鲁特兵营爆炸案做出反应的，但在途中突然“转向”格林纳达，成功地实施了一次战役行动的欺骗。

1982年，里根政府修订对苏核战略方针，以“相互确保生存”的“孙子的核威慑战略”代替“相互确保摧毁”的“均势”战略。该战略为军政最高当局所采纳。同年，美国陆军所颁布的首版《作战纲要》中第一次正式提出了被称之为“陆军的基本作战思想”的“空地一体作战”理论，该理论阐述了在现代战争中，美国陆军通过贯彻主动、纵深、灵敏、协同四项基本原则，在战役、战术两级培养提高和在实战中运用战斗力的方法。该理论要求合成军队指挥官在扩大的战场上利用空军和地面部队等各种作战手段，综合运用各种作战方法在全纵深内打击敌人。“空地一体作战”理论具有广泛吸收、灵活运用世界各国军事理论精华的特点，《作战纲要》自诩“美国陆军作战行动的基础是战事原则及其在古典和现代作战理论中的应用”，为此而引用了孙子、克劳塞维茨、马汉、德·萨克斯、利德尔·哈特、巴顿等古往今来军事家和军事理论家的名言警句十余条。在“作战思想”部分，更是开宗明义地援引《孙子兵法·作战》中的名言“兵贵胜，不贵久”和《孙子兵法·始计》中的警句“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以作为贯彻四项作战原则的指南。与孙子的一贯思想相同，《作战纲要》强调战役战斗的速战速决，强调作战的机动性、突然性以及兵力使用的灵活性。美国国防大学校长理查德·劳伦斯上将在介绍美国陆军战役机动思想时说，不管是内线机动还是外线机动，都应具有孙子所说的特点即“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关于兵力使用的灵活性，劳伦斯认为：以混合编组的重型部队作为牵制部队，即孙子所说的“正兵”，以轻型部队作为机动部队，即孙子所说的“奇兵”；把空中力量看作特殊部队，即孙子所说的“奇兵”，把地面部队看作支援和掩护部队，即孙子所说的“正兵”。重型部队与轻型部队、地面部队与空中力量相互依存、同时并用、有效配合，就能取得出奇制胜的效果。

1983年，美国国会出版物数据编目图书馆出版的《孙子兵法》，主要为十三篇英文译文，附有少量贾尔斯的注解，以及编者詹姆斯·克拉维尔所写序言。克拉维尔是美国当代知名的亚洲问题学者，写过不少有影响的专著。他在前言中说，他第一次得知《孙子兵法》是在1977年，一读之后就佩服得五体投地，从此爱不释手。据他自述，《孙子兵法》之所以深深地打动了他，一是这本非凡的著作在2500年前阐述的许多真理到今天还用得上。他说，他真诚地认为，《孙子兵法》过去若为当代的军事领导人与政治领导人所认真研读，两次世界大战很有可能避免。二是《孙子兵法》极其清楚地揭示了夺取主动权与克敌制胜的法则。三是《孙子兵法》中包含的真理，同样指明了在军事之外的各个领域内对付冲突与斗争的取胜之道。

1986年，美国国防大学校长劳伦斯访问中国国防大学。他在演讲中说：“《孙子兵法》在美国军校中是作为教科书来学习的。”据他讲，美国国防大学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所编教材《军事战略艺术与实践》一书，收录了古今名家战略著述共883页，其中属于必读文献的古代战略原著，只列入了《孙子兵法》首篇的英译全文。而且编者特别指出，孙子对在战争中起作用的思想、物质、环境等因素的认识之深刻、阐述之明确，是两千多年后西方大部分军事著作不能望其项背的。此外，该校还规定，将《孙子兵法》列为将官主修战略学的第一课，位于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之前。劳伦斯还谈道，《孙子兵法》在今天已成为美军确定作战原则的重要理论依据。在演讲中，他还提及了《孙子兵法》对美军战略思想和美军战役战术思想两个方面的巨大影响。

同在1986年，前卡特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运筹帷幄：指导美苏争夺的地缘战略构想》一书出版。他在书中根据孙子“伐谋”的思想提出了对苏联的长期性战略，以夺取“历史性的胜利”。布热津斯基认为，随着核时代的到来，军事胜负的传统概念已经过时，美苏任何一方的战略优势都不足以剥夺对方进行有效报复的能力。那种在战时要对方“无条件投降”的提法已不复存在。“打赢”或“取胜”不是结果而是过程，即谋取上风或优势的过程。在这个“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漫长过程中，某些问题上与苏和解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竞争方式”。布热津斯基认为，保持美国的持久力量是对苏全面竞争的关键，“伐谋”是美国竞争战略的精髓，主张以孙子的“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作为与苏竞争的总方针。他还按孙子提出的“衢地”概念以及“衢地则合交”原则对美苏争夺欧亚大陆的三条主要战略方向——欧洲、远东和西南亚及其他战略方向上的“要害国家”（即孙子讲的“衢地”）进行详细分析。他还提出了在政治上压倒苏联的可能，认为孙子的“上兵伐谋”对进行持久的历史冲突也同样可行。他认为，美国欲在与苏竞争中不战而胜，上策是挫败苏联的政策和利用苏联的弱点。布热津斯基还以其对《孙子兵法》思想的独特领悟，对一些重要问题，如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战略规划班子的人员选择、利用苏联内部矛盾使苏“偏离原来的轨道”等作了分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1988年，尼克松出版了另一部新著《1999——不战而胜》。尼克松对当时国际形势发生的重大变化和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改革与新思维持谨慎与保留态度，反对随波逐流。他认为，苏联人对于即将来临的21世纪所追求的目标是不战而胜，美国绝不能谋求不战而和，而是也必须谋求不战而胜。他以孙子的“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的作战思想，对美苏竞争战略进行再探讨。他认为“正”指“普通的、直接的力量”，“奇”指“非常的、间接的力量”。奇正相生，同时并用，方可制胜。他指出，当今美国务必首先“以正合”，即以自己的军事力量对付苏联的军事力量，同时团结西方盟国，加强西方的联合力量，以免失败，并遏制苏联的推进。其次必须“以奇胜”，这是同时进行的更为复杂、微妙和紧迫的措施。只要美国善于用“奇”，善于安排和运用特别的、间接的力量，西方就会拥有最大的优势。

1989年，美国兰德公司政治学研究部主任乔纳森·波拉克出席了首届《孙子兵法》国际学术研讨会。他在会上所作的书面发言中指出：孙子是军事史上最负盛名的思想家之一。他的思想不仅在中国，还对中国之外的许多国家都有很大的影响。当然，要科学地证明孙子的具体影响是很难的。《孙子兵法》对军事战略提出了很概括的见解，它的内容是许多不受时间限制的作战指导原则，而不是应付种种具体情况的详细的建议和忠告。从这个方面来说，它是名副其实的兵典，学者和军人总能从中获得教益。

美国许多军官在院校学习期间都学过孙子的思想，但不能说他们对孙子的思想有很深的了解或理解。在美国军校和培训高级军官的高级军事院校中，学员们阅读并讨论孙子的理论。不过，美国大多数军官学习的只是《孙子兵法》的基本观点与原则。例如，最常见的情况是他们结合对革命的战争的分析来阅读、讨论《孙子兵法》，而且往往同时还讨论毛泽东的持久战理论，但他们主要用孙子的理论来分析他人的军事思想，而不是用来全面地认识和理解战争的整体。因此，我们可以说，美国军官是根据其他国尤其是中国的经验和方法来分析《孙子兵法》的，却并不一定把《孙子兵法》用于他们自己的军事思想和战争指导中。

美国同其他国家一样，是根据自己的历史、文化、环境与需要来研究军事战略问题的。与中国不同，美国总是强调并依靠战略需要的物质方面，而不是心理方面。当美国军事计划人员认为可能有必要用兵时，他们更多注重的是敌方的能力，而很少考虑敌方的战略与意图。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在战略上倾向于强调直接路线而不是间接路线。

美国军事思想受地理影响也很大。孙子在《孙子兵法》中提醒人们注意一国军队出国作战的风险与代价，但这恰恰是美国为显示它军力的全球性所不得已而要做的。美国这样做并不是要威胁别国，而是要确立美国力量的可信性。美国在它自己的边界附近并未面临主要敌人的种种挑战。美国必须把它的力量投送到国外，其投送距离往往非常之远，付出的代价也非常之大。如果美国全然采用间接路线，它就不成其为一个世界强国。

美国还十分强调进行威慑的必要性，使许多国家依靠美国承担的义务才感到安全，这就是“扩大威慑”思想。美国并不寻求战争，但美国的战略家们认为：一旦威慑失效及美国的某个盟国直接受到威胁时，美国必须做好投入作战并捍卫美国利益的准备。因此，美国并不是一个好战的国家，但对需要做好战争准备这一点是郑重其事的。

在下定决心用兵的情况下，美国认为，往往只要采用快速打击的方法就一定能够打败敌人。这样做并不是鲁莽从事，而是美国人对久拖不决的军事冲突束手无策。孙子也认为，持久战绝非明智之举。但《孙子兵法》强调，万不得已之时方可用兵，而美国军事思想家则经常认为：大胆而坚决的军事行动能迅速达成其战略目标。如果用兵不能迅速取胜，重重困难就随之产生。在这方面，美国的军事理论家需要深思的是：为了实现他们的战略目标和计划，在用兵之后所应采取的种种步骤。美国人在用兵之前往往下功夫做过长时间的审慎考虑，但有时用兵并不是解决战略和国策问题最好的答案。关于这一点，孙子仅仅在更广阔的战略估量背景下才考虑用兵的明确思想，是值得人们认真研究与思考的。

与此同时，必须指出，美国人对于抽象思维或普遍性的概括并不是很内行。美国文化很讲实用，偏重于“问题的解决”。在美国，人们总是从当前的认识与需要这个角度来寻求各种问题的解决办法。美国人与中国人不同的是，他们往往并不深刻地研究自己的历史。作为一个国家，美国总是向前看，而不对过去种种教训作反思。这一点与中国的思维方式大不相同。美国这样的思维方式可能并不总是明智的，但它反映了美国的文化与价值观。

如前所述，美国军方人士更多的是注重作战能力，而较少注重意图和战略，以至于他们极重视武器系统的特性，以及如何运用它们能够直接有助于达成军事目的。他们至为关注的是武器系统的性能及其作战效能。美国军事计划人员强调的是，某种武器能派什么用场。举例来说，如果他们考虑空军的作用，他们就要对以下各项进行评估：某种飞机飞多远、飞多快，它要使用何种武器，能完成什么任务。但是，他们对于使用这种飞机对敌人的思想及其战略可能有何影响的问题却想得很少。

如果动用兵力没有达成某一特定目标，美国往往会出现前后不一致的情况。因为它对于用兵之后应当采取哪些步骤的问题，并不总是清楚明白的。有人可能认为，这种前后不一致的情况是有意用来欺骗或者扰乱敌人的；其实，一般说来上述不一致反映了情况的不确定性，或反映了未能更全面地对用兵问题思考清楚。如前所述，美国军事思想家们在战略上一般都是偏爱直接路线而不注重间接路线。这种倾向往往意味着，对孤立地用兵这一点期望过高，而不是考虑其他可能采用的手段来达成国家的目标。

最后要说的是：美国许多学者和战略家公认孙子的军事战略思想蕴藏着伟大的智慧，深入理解孙子的思想必使美国的军事思想与战备计划工作受益。但一切国家必须根据自己的制度、环境和历史制定它们的计划和政策。因此，分析孙子的思想可以有助于人们提高对军事战略的认识，改进人们研究军事战略的方法，但不应机械地运用孙子的思想。孙子的思想并不拘于某一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但对他的思想需要按照具体的事件和时间进行估量与应用。从这个意义上说，采用综合的方法即既吸收孙子的见解而又尊重美国面对的具体情况和环境，对于美国的军事思想及战略计划工作，可能具有极大的价值。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发生的以高新技术为主要特点的海湾战争中，美国在战略指导上采取了“先胜而后求战”的战略方针：在政治上最大限度地孤立伊拉克；在外交上争取到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对伊拉克实施国际封锁；在经济上得到了日、德、沙特诸富国的资助；在军事上聚集了足以在战场上制胜对方的强大兵力、兵器，从而使战争有可能速战速决速胜。据《洛杉矶时报》记者于战争期间对布什总统的采访报道，当时布什办公桌上摆着两本书，一本是《恺撒传》，另一本则是《孙子兵法》。关于海湾战争的作战指导，美国国防部在战后所写的报告《海湾战争》一书中毫无隐晦地说：“多国联盟成功地实践了孙子所说的‘上兵伐谋’的战略思想。”在持续42天的战争中，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发挥了情报准确、空中力量强大等全部优势，首先对伊拉克军政首脑机关、通信指挥机关等战略目标和地面部队进行了持续28天的大规模战略空袭；继而在为期仅4天的地面战中巧妙运用孙子“避实击虚”“以正合，以奇胜”等作战原则，合理部署兵力，实施出其不意的机动运动战，最终以极小的伤亡赢得了战争的胜利。战争中，美海军陆战队负责制订作战计划的苏顿将军曾明确指出：“正面攻击是下下之策，这完全是《孙子兵法》的运用。我们将避免与伊军正面交战，使用可以垂直起降的‘猎鹰’式战斗机和可以运送轻型装甲车及大炮的载重直升机，把一整个装甲纵队运送到内陆，再夹击伊军部署在海滩的重兵，这样就可减少损失。”美国海军陆战队官兵在海湾战场上学习《孙子兵法》，研究取胜之道，一时成为重要新闻。

1998年10月，第四届《孙子兵法》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召开，美国国际大学白邦瑞发表的《孙子兵法与新军事革命》指出：《孙子兵法》这部世界上现存最古老、应用最广泛、对世界军事战略家影响最大的一部书，不仅在中国流传久远，而且也正在为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

多少世纪以来，孙子的名字是与“谋略”“胜利”这些词汇连在一起的。孙子的兵法成功地指导了数不清的中国和外国的著名战役。今天，无论是发挥各国的传统战法，还是探讨高新技术作战，孙子的战略思想仍然没有过时。他强大的生命力伴随着历史的车轮一起前进，在新世纪的谋略征途中将越发显出他的风采。

在2000年的第五届《孙子兵法》国际研讨会上，美国陆军军事学院院长罗伯特·H.斯凯尔斯作了《长征：技术对于未来战争的无情影响》的发言，他阐述说：在技术进步与战争艺术之间存在着一种永恒的关系。多少世纪以来，技术的进步一直发展着进行战争的方式和方法。可以肯定地说，21世纪的战争也将继续这一模式。到2020年以后，计算机芯片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开发将使未来战争行为发生重大改变。许多今天的创新性技术将很快成为明天常规战场体系的一部分。因此，要描绘明天的胜利蓝图，就必须依靠这样一种战略，它势在必行地结合了三种新兴的重要技术力量，即隐形技术、精确制导技术和信息技术。毫无疑问，这三项科学上的努力必将极大地改变将来美国从事战争的方式。在未来20年中，当整个行星把人类社会结构的各个方面嵌入各种芯片的变体之时，后现代的军人一定要认真监控转变中的技术潮流。当新一代技术被发展和应用起来的时候，我们工业时代的战场范例将逐渐变得缺乏实际价值。精确制导时代战争的黎明已经过去，那些预见未来战争轮廓的有先见之明的指挥官们试图把明确定义诸如计算机化、小型化、数字化、卫星通信、光纤通信及互联网等技术结合进来。当然，战争是严肃的事情，诚如孙子所言，“国之大事……不可不察也”。作为专职领导者和这一重要努力的实践者，我们必须乐于将最高的智能应用于战略艺术的研究。与财政、医疗或法律方面的研究不同，战争中的往复变化总是难以预见和理解的，其中的积极经验往往是幸运的、插曲式的。不过，在相对和平时期，军人和政治家们从以往的经验和对那些发展了战争理论的伟大的权威思想家们的研究中汲取启示也是很有必要的。毫无疑问，克劳塞维茨和孙子就是两位值得认真研究的伟大战略家。在许多军事分析家看来，这两位天才战略家分别代表了东、西方军事思想的不同特征。很显然，“每个时代都有其自身的战争形式”。而且时代、地域和文化的差异造就了克劳塞维茨和孙子的不同。不过，尽管他们有许多相对立的看法，但他们在如下一些方面却持有相近的观点：关于政治在战争中的首要地位，在行动中保持军人指挥决断权的必要性，兵力优势在总体上的重要性，以及在战争不可避免时尽可能快速、果断地克敌制胜的可行性等。而且，我还要指出的是，这两位权威理论家都认识到了一个永恒的原则，即战争从根本上来说是两支敌对武装力量之间决心或意志的较量。

美国将军事注意力集中于火力战和消耗战已有几十个年头。美国的军事战略家们已经预见到了一种未来国家安全方面的挑战：精确打击将试图击败我们所全力关注的既定模式。美国军事能力的未来武器库必须包括隐形技术、精确制导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全面结合，以确保精确打击和精确机动成为可能。攻势平衡将是明天战场制胜的关键，美国将力求铸就一把由火力和机动构成的双刃剑，这一战略将是至关重要的。用孙子的话说，就是：“必须要夺敌人三军之‘气’，为了夺敌方将领之‘心’，就必须‘避其锐气，击其惰归’。”

在当今的美国，对《孙子兵法》的学习研究不仅从政治军事角度进行，还延伸到经济、外交、文化、体育及社会生活等其他领域。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甚至要求学生记诵《孙子兵法》的某些章节，以备日后经商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