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的下场与《孙子兵法》无关

《孙子兵法》传入法国的时间是1772年，由巴黎书商及印刷商迪多（Di-dot）发行，书名为《孙子十三篇》（属于丛书《中国人的军事艺术》），408页，21幅彩色附图，译者为耶稣会传教士法国神父让·约瑟夫·玛丽·阿米奥（Jean Joseph Marie Amiot）。阿米奥于1718年出生在法国土伦（Toulon），1793年逝世于北京。该书的编辑、出版者是德顾内（Deguignes）先生。这是欧洲首次出版《孙子兵法》译本。

本书有《孙子兵法》一书的译文，且为了便于了解中国人的军事演习、部队征募、服装武器和战争装备，除刊有21幅彩图外，还刊有中国当时在位的乾隆皇帝的父亲雍正皇帝给军队的十道上谕。

1782年，阿米奥对《孙子兵法》一书进行注释，作为“中国历史·科学·艺术·风俗习惯”一套丛书的第七卷，由“北京教会”发行。作为资料，阿米奥引用了《武经七书》。他可能是通过一位中国友人从一位解职的中国官吏出售的个人财物中购得《武经七书》的。

在《孙子兵法》法译本的序言中，阿米奥提及，他是受法王路易十五的军事部长培尔丁（Bertin）的委托翻译此书的。作为一位传教士，为什么会受军事部长的委托来翻译一本中国战争艺术的著述呢？1948年，法国人L.纳欣（L.Nachin）在孙子译本的新版序言中承认：“我们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用了他们的高层关系，以服务于所有基督教各国国王的利益。他们不遗余力地把他们感兴趣的事物，加以报道。”

阿米奥后来在谈到《孙子兵法》译本时说：“我所从事的，不仅仅是照本翻译，还要把中国著者论述战争的思想和方式加以阐述。在解释战争概念时，尽量保持原著真谛，不歪曲原义。我设法对通常语意比较含糊、致使理解会有不明之处加以阐明。我不仅从满文文本，而且从古代及现代注释中获得裨益。”

阿米奥本来就不打算逐字逐句翻译。从上述引言中可看到，他对《孙子兵法》一书是在作探索性阐述。下面，列举几条他对《兵势》的翻译：

孙子曰：凡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

阿米奥译：了解所有军官、将军以及下级军官的姓名，登记在一本专门的典籍上，注明每人的才能，以便一旦需要时，加以使用。

孙子曰：斗众如斗寡，形名是也。

阿米奥译：敌我之间的差别在于强弱众寡。

孙子曰：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无败者，奇正是也。

阿米奥译：使所有受统率指挥的军队都能信服你的着眼点，免受损失。

孙子曰：兵之所加，如以碫投卵者，虚实是也。

阿米奥译：指挥部队向敌人推进，必须像石子那样，投向鸡卵。

孙子曰：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

阿米奥译：公开出击，秘密制胜。

孙子曰：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

阿米奥译：这表明，用简单的话来说，领导军队的真实机智和圆满完成就在于此。

从上述引例中可看出，阿米奥是根据自己的见解来理解原文的，常常偏离原意。他在文中多次把自己的思想说成孙子的思想，经常把注释当作孙子的原文，从而使人无从判明哪些是孙子原文，哪些是他自己以及其他人的注释。无怪乎英国汉学家瞿林奈（Lionel Giles，1875—1958年）提出批评，认为：“如果把阿米奥的译文对照原文来阅读，译文是一篇欺伪之作。书中有不少地方，孙子并没有写过；很少地方是孙子确乎写了的。”

从翻译的角度来说，阿米奥的译文是“不及格”的。他最大的贡献，无疑是把《孙子兵法》十三篇的战争哲学及其最重要的部分向西方作了介绍。

十八世纪末，凡属中国的东西，在法国都受重视，备受赞扬，因而阿米奥的译作当时在法国的文艺杂志上受到好评。美国研究《孙子兵法》的专家塞缪尔·格里菲思（Samuel Griffith）对此有以下论述：“该书一问世，立即引起注意。当代文艺杂志上登载评论，这颇令人惊讶的评论甚至说，《孙子》一书把色诺芬（Xenophon）、波里比阿（Polybius）和德塞克斯（DeSaxe）笔下的精彩内容包罗无遗。如果我们指挥军队的将军以及一般军官能够拥有这部‘杰作’，人手一册，那就会对王国起重大的作用。首先，他希望‘年轻一代的贵族能认真阅读这位名将的著作’，并把孙子比之于蒂雷纳（Turenne）和伟大的孔代（Conde）。在1772年7月号的《杂志精萃》和《特雷武回忆录》（刊登于《斯卡范杂志》）中只刊登了内容摘要。后一著述还对译文重复处及编排讹误处提出了批评。”

阿米奥的《孙子兵法》译本初版发行150年后，1922年在巴黎又发行了E.肖莱（E.cholet）上校的新译本，书名为《中国古代的战争艺术，两千年前的古代战争学说》，该书参照的是1772年阿米奥的译本。肖莱在书中选辑了阿米奥的思想，而不是孙子的思想。这种独特的做法严重歪曲了原著的本意。

阿米奥译本的第三次新版由L.纳欣（L.Nachin）于1948年在巴黎刊行。纳欣在《战争的经典著述》丛书中收入了这本书，书名为《公元前第五至第三世纪孙子、吴子和司马法》。1971年在巴黎出版了由玛丽-克莱尔·卜齐特（Marie-claire Beuzit）、R.卡塞莱（R.Caceves）、P.马蒙（P.Maman）、L.泰纳塞柯（L.Thanassecos）和居纳安（Tran Ngoc An）编辑的《孙子十三篇》一书。这书并无注释及研究资料，是根据阿米奥的译文以及以后的几种版本编辑出版的，书中参考了其他文字的版本。该书于1988年发行了第二版。

1972年在巴黎发行了1963年在伦敦、牛津和纽约出版的《孙子兵法》一书的法译本。原书出于美国塞缪尔·B.格里菲思准将（Samuel B.Griffith）之手，由美国军官及军事作家亨利·利德尔·哈特（Henry Liddel Hart）作序。

1988年，在巴黎又有《孙子兵法》的法译本出版，并在1990年发行了第二版。该书由瓦莱里·妮凯翻译。她具有政治学博士及汉语硕士学位，是一位研究中国外交政策的专家。她在书中写道：“正是《孙子兵法》一书十三篇的普遍意义，才使此书引人入胜。《孙子》给当代人的是一种始终十分现实的思想：虽然战争本身不是好事，但必须对之有所准备。战争能牺牲很多人，引起经济崩溃，造成政治动乱，因此应该尽可能加以避免。这种思想，在战争的常规功能尚未完全消灭的时代里，是具有革命性的，是完全适合于当今世界的现状的。在当今世界上任何大国间的直接冲突，都有可能付出与假想能获得的利益极不相称的代价。现在和公元前五世纪一样，强国企图通过孤立对手和从精神上削弱对方的办法，来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以迫使其在外交、经济或政治等多方面对之提出的要求作出让步。”

法国国防研究基金会研究部主任莫里斯·普雷斯（Maurice Prestat）将军为该书写了详尽的导言。普雷斯评论孙子说：

“历来军事战略家都可在直接方式和间接方式之间作出选择。直接方式是以主力攻克敌人主力。间接方式是力图以有限的兵力在指挥战争方面起重大作用（起牵制作用），或者试图把军事力量只起次要作用的各种方法结合起来使用（就本义而言的间接策略）。

“就是这种不可分离的孪生作用构成了孙子思想的基本要点。这些思想在好几个世纪中普遍不为西方的政治军事首脑所知，英国人和异端分子除外。

“用西方战略家的话来说，孙子告诉我们的是在消灭对手之前，必须找到对方的薄弱环节，而并不是一开始就想加以消灭。但这和我们西方自己的相互挫折的概念毫不相关。我们的战略家是在面对万不得已的情况但又不知怎么办时，才借助于这种方法。不！‘亚洲式’的挫折仅仅是为了挫伤敌人。在兵力尚未投入战斗时，他们在耐心等待有利时机：‘鸷鸟之疾，至于毁折者，节也。’（《兵势》）因此必须迅速行动，‘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作战》）”

因此，孙子的教导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他用几句话就说明了要点：“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谋攻》）“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胜已败者也。”（《地形》）(www.xing528.com)

为什么孙子的言论这样简单、明了、坚定？因为孙子是根据基本要点来展开思考的。这个基本点能包括全部战争艺术以及政治和战略的关系。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孙子论著的这第一句话，不是指军事方面（战役、战斗）和军队，而是适用于战争的政治方面。在分析了战争的经济方面后，孙子又多次提及政治和战略的关系：

故君之所以患于军者三。（《谋攻》）

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地形》）

唯民是保，而利于主，国之宝也。（《地形》）

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火攻》）

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火攻》）

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火攻》）

在对战术、作战和后勤方面显示了自己的才能，并研究了战争中需要对付的种种局面后，孙子似乎漫不经心地向我们传授了一系列指示。这些教诲很好地阐述了他的战争艺术（而不仅是军事艺术）思想：“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谋攻》）《孙子兵法》一书就战略思想、战略心理战、间接战略、直接战略等整个战略的各个组成部分按其正常的次序进行了逐章论述。

1900年8月，当时的法国驻中国军事参赞德·孔坦松（Decontenson）在法国杂志《新论坛》上撰文指出，有必要对中国古代的军事作家作出新的研究。他说：“正如过去那样，今天必须研究中国古代经典军事家，设法了解中国朝廷的战略。”他反复指出：“中国战争艺术的要略在于中国将领的守备精神，他们千方百计以各种手段来欺诈敌人。”他强调，对法国指挥官最重要的是“不被中国将领的花言巧语蒙骗”。虽然德·孔坦松并没有了解中国兵学，但他明确建议，应重新翻译中国的经典军事著作。

1956年，阿米奥的《孙子兵法》译本在法国重新唤起注意。罗歇·加耶瓦（Roger Gaillois）发表了一篇论文，题为《中国战争法则》。作者认为：断定中国古代军事文献的作者主要是在论述战争的道德和人道主义方面的问题，这是错误的，阿米奥的说法反映了他本人，而不是孙子的观点。

塞缪尔·B.格里菲思在《欧洲大百科全书》中提及，在十九世纪的法国，中国《孙子兵法》不再如十八世纪时期那样为人注意了。他评论道：我发现，在十九世纪法国有人提到过孙子，但只有一次，而且仍是在法国。那是一本四十五卷的百科全书，书名是《古代现代历史综合百科全书——历史人物的公私生活、著述、行止、才能、德行或罪戾》，该书新版于1854年至1865年，发行于巴黎。在其第三十九卷上提到孙子：“孙子是中国将军和战略家，生于公元前五世纪时的齐国（今山东省）。在他匆匆赶去为受邻国威胁的吴王效力前，他的战功和才能久已闻名。吴王以殊礼接待孙子，并问他：‘你认为你在兵法方面所提出的一切忠告，你自己都能做到吗？’孙子回答道：‘陛下，我书中所写的，没有一条不是自己在军营中实践过的，而且没有一条是我不能让别人做到的。’吴王说：‘你能使妇女养成守纪的习惯，唤起她们的打仗意识吗？’‘毫无疑问。’孙子回答道。于是吴王召来了他的嫔妃，对她们说，他委托这位将军教她们列队操练。孙子立即叫人发给她们兵器，并教给她们兵器的使用方法。但是当他要让她们开始进行操练时，女兵们就放声大笑起来。将军生气了，这使她们乐得更厉害了。他说：‘不论是谁，不服从命令者杀。’尽管吴王禁止将玩笑开得太过分，孙子还是将他指定担任队长的两名嫔妃斩首了。这一严厉的事件产生了预期的效果，所有其他的人都听话了。不过吴王把这位残酷的孙子打发走了。但是不久，吴王又不得不把他重新召回来。在孙子的援助下，吴王战胜了他的邻国。这故事，或者更确切地说，中国史学家的记事，大体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人们从孙子那里知道了兵法，1710年奉康熙皇帝之命这书被译成满文，又由阿米奥译成法语。这本译著是《中国人回忆录》的一部分（第七卷第57—159页）。这部书在中国被视为名著，是一切能称得上战争艺术的概要。只有那些能解释这部著作，或者至少能评述其中几篇文章的人才能有资格担任军事职务。

“在二十世纪，在不是为中国问题专家编写出版的百科全书，而是为一般读者撰写的百科全书中，有的只简略地提了一下孙子，有的只字未提。例如，《新大英百科全书》袖珍本第二卷，第十五版，1990年在芝加哥等地出版，只简略地提到孙子，也没有列出参考文献。

“作为公元前第五世纪的人的孙子，是中国伟大的典籍、目前所知最古老的关于战争及战略这一题材的专集《孙子兵法》一书的著名作者。在作战时，他坚持应考虑政治对战略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军队在其对日作战以及后来对国民党人作战时，应用了孙子的不少战术。”

据说拿破仑最后被流放的时候，偶然间得到了《孙子兵法》这本书，他看后流着眼泪说，如果自己早点得到这本书，就不致落得如此下场了。然而以有关资料为依据，塞缪尔·B.格里菲思认为拿破仑一世可能之前就读过阿米奥的《孙子兵法》法译本。众所周知，拿破仑一世当年作为一位军校学员曾热忱读那时的军事著作，因而如果说他不曾读过十年内发行两版曾轰动一时的《孙子兵法》译本，就会很奇怪了。人们认为拿破仑一世身任统帅，在战术方面引用了不少《孙子》的理论，特别在作战行动迅速这一点上，是人们所始料不及的。所有这些都指明，拿破仑一世采用了一种“兵法”，使敌人长期内无法应付。

然而他在东征俄国时，却背离了孙子的学说。但要说拿破仑一世确确实实知道孙子并受其影响，尚欠翔实的史籍证明。格里菲思在论及法国的汉学时指出，法国军事理论未见受孙子多少影响：“只要他们在研究中国文化的勤奋好学精神中稍稍注力于孙子学说，在过去20年中法国军队所遭受的军事崩溃可能就会避免。”

1964年于巴黎出版的十卷本法国《拉鲁斯大百科全书》中有这样的话：“孙子，公元前第六世纪中国的军事理论家，是中国最古老的论战争的著作（《孙子兵法》）的作者，这本书有十三篇、八十二条款。十九世纪末，根据满文译本，译成法文，传至法国。孙子理论研究如何交替使用战争的政治及心理作用、指挥作用以及敌人之间的不和等。孙子这些理论都是中国和日本战争思想的源泉。”

在1989年5月召开的首届《孙子兵法》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法国学者魏立德先生就《孙子兵法》中的数理逻辑问题进行了详细阐述。他认为：关于《孙子兵法》中的数理逻辑问题，迄今仍未引起学者们的注意。《孙子》中有两个重要概念，一是“形”，一是“势”。“形”与具体的人数及其空间分布有关，它是指直观的和固定的因素。从计算的角度讲，它是一种“死”的数量。“势”与“形”相反，是比较微妙而难以测度的，如包括军队的士气以及各种变化的因素。可以说，凡是与“诡道”有关的东西，大抵皆与“势”有关。从计算的角度讲，它是一种“活”的数量。比“形”与“势”较为具体的是，《孙子》中“虚”“实”这两个概念。“虚”是作战部署上的薄弱之处，而“实”则是部署上的充实之处。作战的重要原则之一是“避实击虚”，然而动用这一原则的困难之处在于“虚”和“实”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不仅表现为某一时刻的空间分布，而且还是一种必须纳入时间流变中去加以考虑的过程。它向我们提出了一种“有余”和“不足”的数量概念。这种概念包括了各种变量的计算，使“虚”“实”常常处在一种相对的位置上。

在中国古代兵法中，“余奇”的概念非常重要。在古代筮法和算法中，引起各种数理组合变化的关键往往在于剩余部分，如所谓“大衍之数”就是如此。这种“余奇”也就是“出奇制胜”之“奇”。“余奇”还与数学上的“奇偶”之“奇”有关系：古人往往把奇数叫作天数和阳数，表示积极主动的力量；将偶数称为地数和阴数，表示消极被动的力量。这种对数字的看法来源于一个简单的道理，即偶数是成对的，而奇数只是任何偶数加“一”，这个“一”似乎微不足道，但它会为我们理解《孙子兵法》的“运用之妙”带来不少启迪。在战争中，双方对抗的平衡相当于同性的偶数，这种平衡可以是一种持续的胶着状态，但并不构成胜利，胜利本身是由致命一击即所谓“出奇制胜”所完成的。不难看出，这最后的一击，以绝对值而言，虽然小到“最小”，但从追加意义上讲，它却可以是“最大”。所谓“略胜一筹”，其重要性恰恰就在这里。

对“正兵”和“奇兵”，即所谓“奇正”的一般解释，人们常常忽略了它与数学直接有关的那种基本含义。从数学的角度理解，“正”就是构成某一成数中之大部分的那个“整齐之数”，而奇则是这个“整齐之数”以外的剩余部分，即所谓“奇零”。这种“奇零”在军事学上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当指挥者把兵力投入作战时，他若倾其全力而不保存一定的机动兵力作为第二梯队和第三梯队，便往往会陷入被动。这种后续的力量，不仅可以保持攻击或防御的连续性，而且还是指挥者应付各种复杂局面、夺取和保持主动的重要手段之一。在古代战争中，最直接体现“奇正之用”的是阵法。阵法由固定的几何形式排列而成，旨在为以人力对抗为主的战斗提供较高的效率。古代的阵法有很多种，每种阵法各有其长短，如方阵宜攻不宜守，圆阵宜守不宜攻等。交战双方虽然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各种阵形的组合优势，但这种优势是相对的，取胜的关键并不完全在阵形本身，而是在于阵形变换的潜能。所谓“出奇”，恰恰就是阵形变换的契机。

1990年10月，法国巴黎战略与冲突研究中心的龙乐恒在第二届《孙子兵法》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发表了论文《〈孙子〉与中国其他古典军事名著对中国现代战略的影响》。他指出：“最有趣的是，公元前500年的一本古书，居然对现代的军事、政治事务仍然产生着影响，而克劳塞维茨著作的某些部分却已过时。不过，中国军事传统却并非仅仅限于孙子。所谓《武经七书》即《孙子兵法》《司马法》《尉缭子》《六韬》《三略》《吴子》《李卫公问对》，过去是，今天依然是中国研究的常见课题。”

1991年，《中国人，其精神和态度，反映于明代末年1644年时的著作及其生活情态》一书在巴黎出版。作者克洛德·拉勒（Claude Larre）是巴黎利玛窦研究所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两位有名的法国汉学家雅克·吉勒玛（Jcaques Guillermaz）和莱昂·旺德梅希（Leon Vandermeersch）分别写了序言和前言。在“战争艺术”一章中，除了介绍墨子和老子外，还提到“军事理论家”孙子，用十页篇幅介绍了《孙子兵法》的最重要的思想：其目的是在现代军事思想中追溯中国的战略传统，有时候不得不回到1911年辛亥革命时代。论文分为五个部分，每个部分都要介绍《武经七书》影响的某一个侧面。

其一，孙中山的影响是大多数政治理论家所承认的。就军事问题而言，他肯定研究过古代的军事论著，他的某些想法可以证明这一点。他强调，国家如要生存，关心军事事务非常重要，这种想法是《孙子兵法》和《司马法》所强调的。民生和国防的基本关系也来源于中国传统。所有的军事经书都十分强调要保证全体民众的繁荣。精神重于事物本身，这一点也是中国传统的一部分。士气作为一种基本力量，包括如何鼓舞士气，如何维持士气，源自孙子，但是其他兵书更强调教育和鼓动。“精神”也包括政治手段和权谋的使用，目的是制服敌人。

其二，大多数当代的战略家对本国的军事传统都了如指掌。许多人写文章常常引用《孙子兵法》，如毛泽东、朱德……许多小册子中都有不少古代军事著作的引语，有的已根据原意改用现代语言表述，如“声东击西”等。从古典军事名著中吸取的想法，充满了许多现代将领的著作，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朱德、刘伯承、冯玉祥等人的著作就是这样。他们提到的原则有：不战而屈人之兵、保持主动、权谋、“正”兵和“奇”兵结合使用……

其三，中国军事传统的一个有趣之处是至今人们仍在接二连三地翻印、注释、评论古代军事名著。从事这类工作的动机主要是满足实际的军事需求。许多作者都是军事理论家或高级军官，其中郭化若则以译注和研究《孙子》而闻名。发表这些文章和书籍的出版机构多与军事问题有关，如解放军出版社等。人们常常明确提到，古代军事名著对现代军事事务和战争的指挥仍有影响，这就是编辑和发表各类书籍的基本原因，其目的是供参谋学习，而不仅是供学者研究。

其四，军事院校从未忽视过军事名著学习，至少是对《孙子兵法》的学习。蒋介石本人对《孙子兵法》便很熟悉，曾规定《孙子兵法》要成为在训军官的一门基本课程。1949年以后的情况也仿佛一直未变。古典名著如非必修课程，至少也是参考读物，有多种用现代汉语译成的古典名著和注释本，供军官教学用。

其五，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的实际军事行动也表明古典名著的影响是经久不衰的。对政治行动、国家军事机关、士气、权谋、主动以及优待战俘的重视都源自《武经七书》。中国在1950年秋越过鸭绿江是渗透和攻敌不备的一个壮举。1962年的对印行动使用了破坏敌人国际道义支持、保持主动、向敌后渗透以及从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动进攻等策略。中国人民解放军机动的战术原则也显示了中国军事传统的影响。解放军十分强调在主力部队向敌军侧后秘密机动，准备包围、聚歼敌人时，正面要固守。这使人想起孙子在第五篇《势》里的话：“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调动小股部队隐蔽行动，然后集中起来发动进攻，这里面也有古典名著的烙印。

以上各点可以表明，在中国，对古代军事理论的研究并不仅仅限于历史学界或其他学术界，这一点同西方恰成鲜明的对比。克洛德·拉勒希望以此说明中国古代战略家的著作如何影响着今天的军事工作。所以，如果要更深刻地理解现代中国的政策和战略，学习和研究关于战略的古典名著就是必不可缺的事；不仅深刻理解中国的政策和战略要这样，对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因为它们也受到中国军事思想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