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常品孙子兵法: 日本研究概况

日本民族是一个善于吸收外来文化并加以消化融合，从而使之成为自己文化的民族。如同儒家思想经过几百年的吸收消化形成日本的独特文化一样，中国的兵家学说，特别是《孙子兵法》传入日本后，不断发扬光大，逐渐形成了日本自己的军事思想体系，成为历代兵家武士的灵魂。

经研究，《孙子兵法》在710年至1603年间基本上还作为朝廷的秘籍，只有皇室以及亲王等少数上层人士接触；同时由于由中土传来的书籍数量有限，自然都需要抄写本，所以这一时期，《孙子兵法》多以手抄口授为其基本特征，经过长期历代的父子师承传授，加以学习运用。而到了1467至1568年间，就是群雄纷争，名将辈出了，例如毛利元就、武田信玄、上杉谦信、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等人，他们无不精通兵法，运用孙子兵法得心应手，打了很多胜仗，仅在此举两个例子。

武田信玄（1521—1573年）是日本战国时代风云一时的人物，因与上杉谦信长期作战而闻名，尤其于天文十年（1541年）成为武田家族首领之后，在与上杉谦信争夺关东霸权时威名大振，对织田信长形成了威胁。武田信玄最后在与织田信长作战时负重伤而亡。武田信玄利用从其祖辈传下来的家传兵法，亲率“武田军”南征北战，攻城略地，争雄一方。他深通《孙子》十三篇，特别钟爱《军争》中“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这四句话，并绣在大军的突击旗上，以此鼓舞士气，振奋军威，体现了武田信玄“常变一体，动静一元”的战略思想，如今这面旗帜仍珍藏在日本盐山市云峰寺中。武田信玄不但敬仰《孙子兵法》，而且由他本人撰写的著名兵书《甲阳军鉴》在慎战、气胜以及不战而胜等方面与《孙子兵法》亦有共同之处，故有“日本的孙子”的美誉。

丰臣秀吉（1537—1598年）是结束战国时代、统一日本的一代名将。在天正十二年（1584年）决定命运的小牧战役中，统率12万大军的丰臣秀吉，面对1.8万人但占据局部优势的德川家康军，没有采取强攻硬打的策略，而是通过谈判与德川家康和解并使其臣服，避免了打消耗战，保存了双方的实力。尔后，双方又联合起来攻克四国和九州等地，最终统一了全国。丰臣秀吉运用的战略，佐藤坚司博士研究认为“其精神方面与《孙子·谋攻》之‘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是一脉相承的”。（《孙子研究在日本》）丰臣秀吉对《孙子兵法》的用间思想亦情有独钟，心领神会。每次作战前，他都要派出大批间谍，搜集各种情报。他要求派出的间谍人员要不间断地移动，按严格的预定路线活动，并用后一组间谍的报告去核实前一组的报告，以此验证情报的准确性。天正十五年（1587年），丰臣秀吉在谋划征服九州岛时，要求间谍送回各种详尽的草图和地形图，以及有关收成、粮食供应、运输车辆和各军阀与其部队之间关系等情报，直到对手情况了如指掌后，才投入战斗。

纵观这一时期《孙子兵法》的流布，虽因禁秘书而局限在皇室上层的小范围内，但没有阻碍在实际军事斗争中的运用，而且为江户时代大规模注释训解《孙子兵法》奠定了基础。在此后的200多年间，日本的经济得到了发展，文化空前繁荣，封建社会达到顶峰。这一时期，日本对《孙子兵法》的研究进入了封建社会的高峰期，版刻印刷迭起，注译训解大家辈出。此间研究《孙子兵法》者近百家，刊印《孙子兵法》的书多达140余种，存世逾百种，还有数量可观的写本、抄本现藏于日本各地，可谓日本研究《孙子兵法》的鼎盛时代。

最先对《孙子兵法》展开研究的是江户大儒林罗山，林罗山是日本朱子学的奠基人，终生跟随德川幕府，历任家康、秀忠、家光、家纲四代将军侍讲，参与幕府制定法令、起草外交文书等机要。他当将军的侍讲，又主持幕府的学问所，其间主持标点刊印大量的中国古籍，仅《孙子兵法》就有《七书评判》《孙子抄》《孙吴摘传》《孙子谚解》和《孙子讲义私考》等多种，其中尤以《孙子谚解》开日本注释《孙子兵法》一代之风，诚如佐藤坚司博士所言“要论对《孙子兵法》的研究，那么《孙子谚解》的作者林罗山就是其草创人”“江户时代的《孙子兵法》研究，是从林罗山的《孙子谚解》开始的”。继林罗山之后，注解《孙子兵法》遂形成一代风气，群起而效法，且多为各兵家流派的代表人物。简述如下：

北条氏长（1609—1670年）是“北条派”的创建人。佐藤坚司认为，日本《孙子兵法》研究至北条氏长“才真正步入正轨”，其“在日本的《孙子》研究者中间，占据着特殊的地位”（《孙子研究在日本》）。原因在于北条氏长所著的《孙子外传》（1646年），不仅研究了通行的《孙子兵法》，即日本所谓的《今文孙子》，而且还研究了济美馆樱田迪所藏的《古文孙子》本，并认为此书“盖魏武、李靖之辈不见此本者欤”（《孙子外传·序》）。关于《古文孙子》真伪的辨析，以下将作详解，此不赘述。同时，佐藤坚司还认为北条氏长此书是“日本第一部优秀注释著作”。此外，北条氏长在其名著《士鉴用法》（1646年）一书中，将《孙子》的“五事”“七计”“诡道”活用为“治内”“知外”“应变”之说，并认为“‘兵者，国之大事也’，此语为十三篇之大纲”。故而佐藤坚司赞扬道：“氏长对于《孙子》的解释，从一开始就大放异彩。”此外，他还认为，北条氏长对孙子用间的研究，“以‘上智为间’为顶峰”，其在书中“用一千八百三十字来说明‘上智为间’”，并由“用间”而得出“知外”的要诀，进而提出“用间行人者，知外治内法也”。论孙子用间思想为兵法的精髓，指出“孙子兵法十三篇，终之用间者，非轻也，益重也。凡用战者，知敌情，不知其情者，不可全胜，故必用间之义也”。因此，佐藤坚司得出“只有北条氏长才是孙子‘用间’的理解者，才是对《孙子兵法》首尾篇《计》《用间》的知音”的结论。(www.xing528.com)

山鹿素行（1622—1685年）是山鹿派兵学创始人，15岁即师从小幡景宪，后师北条氏长，21岁即获小幡景宪仅授一人的认可证书，被佐藤坚司博士誉为“堪与孙子和克劳塞维茨齐名，是世界上三位军事巨匠之一”（《孙子研究在日本》）。山鹿素行少年时代和青年时代分别写出《孙子谚解》《孙子句读》，晚年又著述了《武经七书谚义》，另有《孙子要证》《孙子讲义备考》等，倾毕生精力研究《孙子兵法》，享有“日本的孙子”的美称。其对《孙子》十三篇自成体系的独到见解，被认为是对《孙子》研究的“卓越的贡献”，“无论在日本还是中国，发现这一科学体系并且用语言充分表达的第一人”。他在《孙子谚义》中称：“愚谓《始计》之一篇者，兵法之大纲要也。《作战》《谋攻》次之者，兵争在战与攻也，战功相通，以形制虚实，是所以《军形》《兵势》《虚实》并次，此三篇全在知己。知己而后可军争，军争有变有行，故《军争》《九变》《行军》次之，是料敌知彼也。知己知彼而可知天知地，故《地形》《九地》《火攻》次之。地形、九地者，地也；火攻因时日者，天也。自《始计》迄修功未尝不先知，是所以序《用间》于篇末，三军所持而动也。然乃《始计》《用间》两篇，知己知彼，知天知地之纲领。军旅之事，件件不可外之矣。《作战》《谋攻》可通读，《形》《势》《虚实》一串也。《争》《变》《行军》一串也。《地形》《九地》一意。《火攻》一意。《始计》《用间》在首尾，通篇自有率然之势。文章之奇，不求自有无穷之妙，谋者不可忽。”

此外，山鹿素行对《孙子·始计》的看法和“诡道”等的论述，可称真知灼见之言，“为前人所不及，后人也难以超越”。

新井白石（1657—1725年）是江户幕府中期著名的朱子学家、历史学家，曾任德川家宣、德川家继二代将军侍讲。一生著述甚丰，多达160余种。所著《孙武兵法择》和《孙武兵法择副言》，“不仅是日本研究《孙子》的经典之作，而且堪称在日本史学上达到了顶峰”（《孙子研究在日本》）。其书最大的特点是用《孙子》语句自注，即“列出孙子在同一篇的自注，或是从其他篇里挑出类似的语句排列在一起，以便让作者自己解释自己的文章”。对此，佐藤坚司博士指出：“白石如果不像记忆力非凡的吉田松阴背诵了《孙子》的全文，是不可能做到这一步的”，足见新井白石研读《孙子兵法》之勤。另外一个特点是他把《孙子兵法》和《管子》联系在一起，认为孙子是管子的后辈，孙子是学到了管子的兵法并从《管子》中找出二十多处《孙子兵法》的珍贵典据，除《火攻》《用间》外，几乎每篇都找出了这类典据。他以《孙子兵法》头三篇的用语与《管子》相比较，从而得出《孙子兵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继承和发展了《管子》思想的结论。这是其他注家所未能发现的。至于白石注释的遣词用语，多简洁考究，虽简明扼要，但内容却是惊人的丰富，能使人读后余味无穷。新井白石也同山鹿素行一样，对《孙子兵法》十三篇进行了综合研究，认为“孙武一书，论兵大意，悉备于此，而首篇所言，乃是一篇要旨，次言兵之大经大法，终言所以用兵之术”，不无灼见。

吉田松阴（1830—1859年）是江户末期研究《孙子兵法》的六大权威之一。少时入藩习兵学、炮术和西洋阵法，19岁承袭兵学教师之职，22岁时因与水户藩相交而致“亡命脱藩罪”，被削去武士籍。他有感于幕府锁国政策所造成的国人无知的状况，提出“下田渡海”，即从静冈县的下田港出发，航海到欧美等国家考察，从而了解世界。1854年，他因偷登美国军舰欲去美国，触犯禁令而被捕入狱。一年后被赦，改为软禁。其间，他创办了松下村塾，培养了高杉晋作、伊藤博文等“尊王攘夷”运动的领导人，后来这些人成为推动明治维新的骨干力量。1859年，他因反对幕府与美国签订的《安政条约》、图谋行刺间部未果而被处死，年仅29岁。对《孙子兵法》素有研究的吉田松阴，对其所著《孙子评注》颇为自信，称“余深得孙子之妙”。他的注释言简意赅，颇得《孙子兵法》奥旨，如他把《始计》的“三纲领”的特点用简洁、恰当的语言表述出来，即“五事以经诸内，计以较诸外，诡道以佐诸外”。对《用间》推崇备至，评价甚高，认为“是十三篇结局，遥应《始计》。盖孙子本意，在知彼知己。知彼篇篇详之，知彼秘诀在用间。一间用，而万情见矣，七计立矣。孙子开篇言计，终篇言间，非间何以为计，非计何以为间。间计二事，可以始终十三篇矣。……按间者，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然必也”（《孙子研究在日本》）。佐藤坚司博士对吉田松阴研究孙子予以高度评价，指出“吉田松阴通过其武略、智略和计策，吸收了孙子的五事、七计和计策。但绝非简单地模仿，而是将其加以巧妙地运用，进一步发展了它，成功地发扬了日本兵法的特色”。

《孙子兵法》在江户时代不仅催生了新的兵学流派，出现了学派林立的局面，而且也左右了兵家武士的军事思想，成为日本军事思想的主体结构，产生了一批影响日本武学的重要兵书典章。例如，小幡景宪的《甲阳军鉴》、香西成资的《武田兵术文稿》、北条氏长三传弟子松宫观山的《士鉴用法直旨钞》以及佐久间象山的《省諐录衍义》，其中佐久间象山此书还是因其鼓励门人吉田松阴“下田渡海”而遭牵连后在狱中完成的。

对《孙子兵法》的评价和赞誉最为顶峰的还是大正时代。大正时代仅存世12年，直至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其间由于战争的作用，对《孙子兵法》的研究较明治时代有所加强，形成了以军人为骨干的研究队伍，并出版了一批比较有影响的有关《孙子兵法》的著作。这个时期出版的《孙子兵法》书，普遍赞颂它的不朽价值，以及对人类生活的指导意义。冈本茂在《古代东洋兵学孙子解说》自序中说：“孙子兵学可称之为我国建国兵学，同时也是东洋兵学。”故而将其书名冠以“古代东洋兵学”。尾川敬二更赞扬：“孙子是东洋兵学的鼻祖，武经的冠冕，可以说东方的兵法皆出自《孙子兵法》。”并认为“《孙子》之外的‘六书’虽是往昔的兵圣所著，实则不过是为《孙子》做些解释”，“《孙子》不仅享有兵法的至高权威，在思想上也是一大巨作。两千多年以前的孙子对战争法则、国防真意，甚至对百姓福祉和国家存亡就有所论述，提出了以最低限度的生命财产去贯彻国事的要领，树立了综合运用政略、战略、战术的不朽原则，其功劳不可不说是伟大的。特别是多方面的简朴箴言，至今仍丝毫不减其价值”。儿岛献吉郎在《国译孙子》中指出：“《孙子》十三篇的文字极为平易简明，当与《老子》《论语》并称春秋时期三部好书。尤其是与《老子》《论语》有字法句法无篇法相比较，《孙子》是首尾一贯的篇法、章法、句法、字法完备，在文学上有重大价值。况且其内容不仅可以应用于国家有事之际、两军干戈相见之日，更多时可应用于各国和平交往的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