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常品孙子兵法》东传诸说，探索孙子兵法的奥义

那么，作为中国重要典籍的《孙子兵法》是何时传入日本的呢？日本著名兵法史学者佐藤坚司博士在其所著《孙子思想史研究》一书中提出了两种可能性，即由百济的兵学家传入和吉备真备引进二说。佐藤在该书《〈孙子〉研究的初始阶段》一节中写道：

“中国兵法传入日本，推测当于天智天皇二年（663年）以前。《日本书纪》第二十七卷，在公元663年9月记事中记载：百济兵法家‘达率木素贵子、谷那晋首、忆礼福留……始向日本’。另据养老四年（720年）记事载：‘秋八月，遣达率答炑春初筑长门国。遣达率忆礼福留、达率四比福夫于筑紫国。筑大野及椽二城。’由此可知百济兵法家们在日本进行了筑城活动。因此正如养老十年春记事所载，达率谷那晋首、达率木素贵子、达率忆礼福留、达率答炑春初因‘娴兵法’而被授予大山下之位。这四位百济人精通中国兵法，可以推断是他们把中国兵法传入日本的。而且这部中国兵法可能就是《孙子兵法》，这一点可根据下面的记载判断出来。”

“据《日本书纪》第三卷记载，神武天皇之兄征战矶城的时候，椎根津彦的计策中有‘倏忽之间，出其不意，则破之必也’这样的语句，这与《孙子·始计》的‘出其不意’以及《虚实》的‘趋其所不意’在文字和意思上是相同的，我们如何来解释这个事实呢？我认为，上述记载并不意味着神武天皇采用了孙子兵法，而是《日本书纪》的编撰者舍人亲王、太安麻吕等人的头脑里有此思想，便使用了孙子的语言‘出其不意’表达了神武天皇的兵法。再作进一步推理，由于《日本书纪》的成书年代（720年）仅在记载四位百济兵法家活动事件（663年）的57年后，因此可以认为‘出其不意’是由百济人传授的，进而可以认为这些百济人把《孙子》引进日本。至少可以设想孙子兵法最初是由他们传进来的。”

接着他又写道：“然而，在日本人中最初把《孙子》引进来的是吉备真备（695—775年）。吉备真备于养老元年（717年）至天平六年（734年）赴唐（玄宗年间）留学18年，兼修文武两学，所以他回国以后充分发挥了其在唐朝学到的兵法知识。在《续日本纪》第二十卷天平宝字四年（760年）十一月丙申条有这样的记载：‘遣授刀舍人春日部三关、中卫舍人士师宿弥关城等六人于太宰府，就大贰吉备朝臣真备，令司诸葛亮八阵、孙子九地及结营向背。’该记载证明了吉备将《孙子》带回日本，同时也证明了他对孙子兵法是何等娴熟。”

另外，据美国《孙子》研究专家塞缪尔·B.格里菲思将军的研究，公元516年，中国一位熟悉兵书的学者曾到日本。日本继体天皇在任命其子粗鹿火为兵马统帅时曾说过：“夫将者，民之命与国之存亡所系也。”这句话显然有些受到《孙子兵法·作战》中“故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的影响。这样，最晚至六世纪初，《孙子兵法》已传入日本。

在以上三种说法中，笔者更倾向于第三种说法，而且时间还要更早一些，其理由有五。

其一，根据日本史书记载，公元527年，日本筑紫的地方官国造磐井发动兵变。当时的继体天皇（450—531年）在其颁发的讨伐叛军的诏令中，曾写有这样的话：“良将之军也，施恩推惠，危己治人，攻如河决，战如风发。”“大将，民之司命，社稷存亡，于是乎在。”其思想和用语多与《孙子·作战》“故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暗合（转引自潘俊峰《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在日本的传播和影响》，《军事历史》1989年第5期）。(www.xing528.com)

其二，可以从圣德太子（573—622年）颁布的《宪法十七条》中得到印证。据《日本书纪》记载：“（推古十二年，公元604年）夏四月丙寅朔戊辰，皇太子亲肇作宪法十七条。”推古女皇于公元592年即位，翌年立圣德太子为摄政。公元604年，圣德太子用汉文记述了官吏、贵族必须遵守的十七条政治道德，即史称《宪法十七条》（也有称《十七条宪法》者）。对《宪法十七条》的遣词用句，日中学者均认为多出典汉籍诸子百家。其中文中几处用语与《孙子兵法》极其相似。

例如，第十条“是非之理，诈能可定。相共贤愚，如环之无端”，第十一条“明察功过，赏罚必当”，第十五条“上下和谐，其亦是情矣”。上述依次与《孙子兵法》中《兵势》“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始计》“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谋攻》“上下同欲者胜”诸句极其相似。尽管有学者研究认为《宪法十七条》中有的句子可能引自《史记》等典籍，但也不能排除圣德太子研读《孙子兵法》的可能性。虽然那时《孙子兵法》作为禁秘书只有皇室少数人员能够接触，但圣德太子作为摄政的身份是完全有可能看到的，只是目前还缺乏直接的文献来证明。

其三，寺尾善雄在《兵法与武艺》这篇文章中写道：“中国的兵法传入日本，据说是仲哀天皇为征伐熊袭驻在九州时，从中国渡海前来的一个叫陶履公的人，向天皇传授黄帝的‘八阵’兵法。天皇将其教给皇后。天皇死后，皇后用它讨伐新罗得胜。其子应神天皇从其母后处学习兵法，临终前担心‘此兵法若留存于世，必有滥用之而起无用之兵乱者’，遂焚兵书，饮其灰，曰：‘吾死而成军神’，气绝身亡。供奉该天皇的军神八幡宫，之所以称八幡状，是因为八阵有八根幡而得名的。”这自然是一种传说，不能作为史实，但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兵法传入日本的历史轨迹。寺尾善雄接着又写道：“根据记载，天武天皇十三年（684年），天皇命亲王以下诸臣学习兵法，似为日本最早的兵法学习，其后的持统天皇七年（693年），也有同样的记载。”这里虽然没有明确兵法中有《孙子兵法》，但此时距日本派出遣隋使、遣唐使的时间已有几十年了，中日文化交流已初具规模，很难说不是这些留学生（僧），把包括《孙子兵法》在内的中国兵书带回了国内。

其四，据北京大学严绍璗教授的研究表明，撰写于养老四年（720年）的《日本书纪》一书，“不仅全用汉字写作，而且大量引用中国文献典籍，如该书卷一开宗明义表达天地形成的概念……这一段作为开场白的文字，则是直接从《淮南子·天文训》推衍而成的。此外，《日本书纪》中还引用了诸如《史记》《汉书》《南史》《北史》《水经注》《新序》《述异记》《尉缭子》《吴子》等书”（严绍璗《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这里虽然没有提到《孙子兵法》，但早于《尉缭子》《述异记》《吴子》在战国时期就“藏孙、吴之书家有之”（《韩非子·五蠹》）的《孙子兵法》，想必来华日本留学生也会千方百计弄到的，只不过当时作为禁秘书流传不广而已。

其五，从日本派遣隋遣唐使的时间看，将吉备真备称为《孙子》“携入日本第一人”的说法也不能令人信服。日本自公元630至894年的约260年间，共任命过20次（一说19次）遣唐使，其中4次因故停止，实际成行16次。吉备真备第一次来华的时间是公元717年，在中国生活了18年；第二次是公元752年，翌年回国。在吉备真备入唐之前已有8次遣唐使到过中国，时间跨度约一个世纪。遣唐使来华的主要目的是学习文化、购求书籍。《旧唐书·东夷传》也记载，每次遣唐使归国，都是“所得锡赍，尽市文籍，泛海而还”。这些都说明历届遣唐使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搜求中国典籍。因此，很难想象吉备真备入唐前的100多年间，8次遣唐使们会将《孙子兵法》这样一部重要的兵书漏掉，于情于理都是说不通的。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孙子兵法》很可能在四至五世纪，最迟不晚于六世纪就已经传入日本列岛了，吉备真备并非将《孙子兵法》引进日本的第一人，而是现有文字记载的首次在日本传授《孙子兵法》的人。兹认为，这样表述可能更准确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