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常品孙子兵法：一分为三方法的思维方式

我们读《孙子兵法》的时候，会发现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孙子使用概念的方式，他使用的全部是一组组对立的概念，比如说敌我、攻守、胜败、虚实、奇正、治乱、勇惰、强弱、劳逸、饥饱、全破、力智、利害、迂直、生死、远近、高低、众寡……这些对立的概念都是同时列举出来的。我们透过《孙子兵法》的语言使用方式，可以了解孙子思维的方法。这个思维的方法，可以用“一分为三”来概括，而不是“一分为二”。为什么呢？看似对立的两个概念，比如奇正，孙子说“奇正相生”，“奇”是变法，“正”是正法，意思就是在战争中打攻坚战，如果攻击敌人的正面就叫“正法”，攻击敌人的侧面就是“变法”。而正、奇是相互转换的，正面攻敌，因坚固防御势不可破而警惕性减弱，因此攻击敌人的正面反而是用“奇”了。孙子看到了正、奇相互转化，而不是从正奇不变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我们说一分为二的思维方式没有错，但很容易走向“二元对立”的思考，也就是很容易产生一个“对”与“错”的价值判断。有时，我们的思维定式就是以“二元对立”去判断问题的，不是“对”就是“错”，“错”的对立面就一定是“对”，这样的思维逻辑导致我们产生荒诞的看法：“宁可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贻误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令人扼腕！

我们要理解《孙子兵法》中的思维方法，就是前面提到的“中庸”的概念。过去我们一谈中庸就是折中，就是调和，其实不然。中庸是最高的德，孔子说“中庸”为“至德”，是说中庸是一种至德，同时也是一种思考方法。孔子在《论语》中说：“叩其两端而竭焉。”这是一个思维方法的问题，“中”是代表了有德的概念，“庸”就是用，所以“中庸”就是用中。宋代的儒家解释“中庸”是“不偏谓之中，不易谓之庸，不偏不易谓之中庸”。笔者是按孔子的说法去理解中庸的。中国的智慧和道德，这两个概念是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百姓常常说的“有大德必大智”。

“叩其两端而竭焉”的两端是什么意思？就是现象与本质、形式与内容。两端不是平面事物的这一端和那一端。孟子说：“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孟子的话是告诫我们对事物两端要认真研究，在研究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执中”，这个“中”并不是50%和50%的中间的“中”，这个“中”就是“三”。也就是说，从第三个角度看问题。“执中无权”的“权”是“变”的意思，亦即是说如果你没有时空变化观念，那你就“执一”了，就是落在一边了。孟子说：“男女授受不亲之谓大礼。”男女是不能手交手的，这是古代很大的一个礼节。告子就给孟子设置一个条件——“嫂溺”，即你嫂子掉在井里了，那这样的话怎么办呢？孟子说“援之以手”，我要用手来救啊。这就是“执中”。

为什么孟子不顾礼仪原则而“援之以手”呢？因为孟子不是在救与不救的两端思考，而是从“人有恻隐之心”的立场去考虑的，就是“三”，亦即“执中”。如看见嫂子落水了不救，坚持“男女授受不亲”的礼仪原则，那不就是禽兽吗？所以孟子的思考贯穿了对道德的要求，这就是智慧，即智慧源于道德。

《孙子兵法》的思维方法就是“一分为三”，是从第三个角度思考问题。这里我们也举几个例子。孙子说：“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如果从战争的发展规律看，取胜是必然的，但君主却主张不战，作为下属应坚持战；如果从战争的发展规律看，没有取胜的可能，而君主却坚持战，那么作为下属的应反对战。这是讲上下属之间关系的概念，但孙子的思想告诉我们“和而不同”才是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孙子的思想涉及中国文化的核心概念，就是“和”的概念。这个“和”的观念出现在春秋战国时代，那时有过一次“和同之辩”的讨论。孔子和墨子也有不同观点。墨子主张要以“同”来统治社会，就是说把人们的思想意志都统一起来，如此一来社会就好管理了，所以他主张“尚同”的治国策略。而儒家主张“和为贵”，孔子特别主张的是“和”。

“和”最早发生在中国音乐史中，中国古代的音乐有七个音素，这七个音素根据一定的序列，或是节律而构造和谐的音乐，叫作“音因序而和”。中国古代音乐强调的是变化气质、陶冶情趣、移风易俗的观念。因此“和”的观念引申到家庭关系里，就是家庭和睦；推到世界就是和谐天下，协和万邦。“和”与“同”的讨论在《战国策》里也有记载，这是一场类似话剧的演出，剧中出现了三个人物：一个是齐惠王，一个是惠王最亲近的大臣叫梁丘据，第三个人就是齐国外相晏子。这三个人有一场对话，惠王对晏子说，我跟我的亲密大臣据之间的关系，到底是“和”还是“同”？晏子说，君说“是”，大臣就说“是”，君说“否”，大臣就说“否”，所以你俩是“同”的关系。惠王问那么什么是“和”呢？晏子说所谓“和”，应是君说“是”，臣说“否”；君说“否”，臣说“是”，这才是和。《战国策》告诉我们，作为下属要敢于对君主说否，要敢于提意见，坚持己见。这与郭店出土竹简中有一条简的话包含相同的意思，这就是《鲁穆公问子思》：“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这句话与前面孙子对战争胜负判断的思想是一致的。在规律面前敢于坚持原则，不能以领导者的判断为判断标准，作为下属应该依据战争规律来判断，并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战国策》对“和同之辩”总结道：“和则相生，同则不继。”不同的东西放在一起才有生命，相同的东西放在一起是没有发展的。无论人类社会抑或自然界，“和”是基本规律，也是价值核心。

中国的思维方法在《孙子兵法》中有很多表述，如在《军形》中的“先胜而后战”之说。孙子说：“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攻，故其战胜不忒。不忒者，其措必胜，胜已败者也。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孙子强调没有取胜的把握，就不能发起作战行动，不打无准备之战，不以侥幸心理指挥作战。战争胜负的决定权在我们自己，但敌人有无可乘之机被我战胜，则不能由我而定。这就是“胜可知而不可为”。孙子讨论攻守、胜负问题，不是简单使用对立二分法，也不是单纯指出二者转化，而是从“自保而全胜”的高度去认识，所以孙子的思维为历代兵家所重视。(www.xing528.com)

比如《虚实》中的“我专而敌分”思想。孙子认为使敌军处于暴露状态，而我军处于隐蔽状态，这样我的兵力就可以集中，而敌军兵力就不得不分散。如果敌我总兵力相当，我集中兵力于一处，而敌人分散为十处，这样我就是以十对一。如果在局部战场上，我众敌寡的态势下，敌军不知道我军所预定的战场在哪里，就会处处分兵防备，防备的地方越多，能够与我军在特定的地点直接交战的敌军就越少。所以防备前面，则后面兵力不足；防备后面，则前面兵力不足；防备左方，则右方兵力不足；防备右方，则左方兵力不足；所有的地方都防备，则所有的地方都兵力不足。兵力不足，全是因为分兵防御敌人；兵力充足，是由于迫使敌人分兵防御。这就是孙子所说：“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吾所与战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则敌所备者多；敌所备者多，则吾所与战者寡矣。故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寡者，备人者也；众者，使人备己者也。故知战之地，知战之日，则可千里而会战。不知战之地，不知战之日，则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后，后不能救前，而况远者数十里，近者数里乎？以吾度之，越人之兵虽多，亦奚益于胜败哉？故曰：胜可为也。”孙子讨论“虚与实”“专与分”“众与寡”，不仅看到了二者的转变，更可贵的是指出了这种转化的根本原因，是主体的人的思维方式。

又如《地形》中孙子“施无法之赏，悬无政之令”与“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的思想。这里的“无法”的对立面是“有法”，有法之赏即是按制度设计发放奖赏；“无政”的对立面是“有政”，有政之令即是按照等级制度转达命令。“亡地”与“死地”都是布置部队的大忌之地。但是按照“执中有权”的权变思维，也即“时中”观念，任何事物都存在于时间与空间中，时间、空间改变了，事物的性质也随之变化，如：“凡为客之道，深入则专。主人不克，掠于饶野，三军足食。谨养而无劳，并气积力，运兵计谋，为不可测。投之无所往，死且不北。死焉不得，士人尽力。兵士甚陷则不惧，无所往则固，深入则拘，不得已则斗。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约而亲，不令而信，禁祥去疑，至死无所之。吾士无余财，非恶货也；无余命，非恶寿也。令发之日，士卒坐者涕沾襟，偃卧者涕交颐，投之无所往，则诸、刿之勇也。”孙子这是在告诉我们，军队越深入敌国腹地，军心就越团结，因此敌人就不易战胜我们。在敌国丰饶地区掠取粮草，三军给养就有了保障。同时要注意休整部队，不要过于疲劳，保持士气，养精蓄锐。巧设计谋布置，让敌人无法判断。将部队置于无路可走的绝境，士卒就会宁死不退。士卒既能宁死不退，那么他们怎么会不殊死作战呢！当士卒深陷危险的境地，他们就不再有恐惧了，一旦无路可走，军心就会更加牢固。深入敌境，军队就不会离散。遇到迫不得已的情况，军队就会殊死奋战。因此，无须整饬就能注意戒备，不用强求就能完成任务，不必约束就能亲密团结，不待申令就会遵守纪律。禁止占卜迷信，消除士卒的疑虑，他们至死也不会逃避。我军士卒没有多余的钱财，并不是不爱钱财；士卒置生死于度外，也不是不想长寿。当作战命令颁布时，坐着的士卒泪沾衣襟，躺着的士卒泪流满面，但把士卒置于无路可走的绝境，他们就都会像专诸、曹刿一样勇敢。孙子的这一思想非常重要，他告诉我们，但凡事物的存在，都是存在于特定的时间、空间中，没有脱离时空而一成不变的规律。

《行军》说：“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这里，孙子说的是治军方法。如果士卒还没有从情感上亲近依附就执行惩罚，那么他们会不服，不服就很难使用；士卒已经亲近依附，如果违法而不执行军纪军法处罚，这样的军队也不能用来作战。所以，要用怀柔宽仁使他们思想统一，用军纪军法使他们行动一致，这样就必能获得部下的敬畏和拥戴。孙子所论述的治军原则是既不能简单以情感治军，也不能简单以制度管理，这一思维方法即是上文写到的“执中”而不落两边的方法。

就《孙子兵法》的读法，可以作一个简单的概括：

第一，道与器的关系问题。道在器中，器不离道。我们从《孙子兵法》里那些具体的谋略之术中读出了“道”，道可以驾驭术。如果没有道驾驭术，那些谋略诡诈之术的破坏作用将是巨大的。时下人读《孙子兵法》，更多是关注谋略之术，这是本末倒置，是最大的误读。《易经》中说“厚德载物”的思想值得我们深思，一个没有自我道德的约束，没有民族、国家、社会责任的企业家、政治家，必然走向歧途，这是在当今的转型社会里屡见不鲜的事。

第二，与西方哲学所推崇的二分方法看事物观念不同，中国文化传统中，始终贯彻的思维方法是“一分为三”。笔者认为中国文化传统的思维方法，与道德修养又是紧密关联的，如“内圣外王”“圣智”等，应该都是与“中庸”崇尚德与智并行的观念一致的，这也是所谓的“大德必有大智”。《孙子兵法》中的思维方法，与孙子的人文道德关怀是分不开的。

与《孙子兵法》有关的书很多，笔者特别推荐郭沫若先生的《孙子译注》和北京大学中文系李零先生的《兵以诈立：我读〈孙子〉》。笔者建议还是先读原著，然后再读那些注释的书，就会有自己的体会。在社会转型时代，还是要回到经典，要读经典原典。在经典当中，每个人带着自己的经历去读，都会在经典中找到启发自己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