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理解两个概念：一个是“道”；一个是“器”。这两个概念在《易经》当中这样定义：“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既然说有形的上面就是“道”，那么“形而下者谓之器”的“器”，就是指具体的东西，也可以用“术”来直陈。何谓“术”？清代学者章学诚解释说：“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致诸用者也。”换言之，“术”就是理性认知的具体运用方法。“道”与“器”是什么关系呢？二者的关系是：“道在器中，以道御器。”这是中国哲学的根本思考方式。
《孙子兵法》流传下来，成为中国兵学的经典，就是因为它并非只讲具体的战术或谋略，而是集中了对战争本质的深刻反思，凝集了中国兵学思想的精粹。“道”在中国哲学里有多种说法，简要概括就是关于自然、社会、人所固有的因果性、规律性，由此比附为道德本体，以及人们超验的体悟境界。所以，中国文化中一直认为“道”是“本”，“术”是“末”；“道”是“体”，“术”是“用”。“术”不离“道”，不存在一个纯粹的独立的“术”。
今天企业界借鉴学习《孙子兵法》，只关注“谋略”“诈道”，而全然不解孙子在兵法中所强调的道德关怀和人本精神，那是把《孙子兵法》庸俗化了。《孙子兵法》一书共十三篇，约六千字，尽管关于道、境界、道德这一类词汇字数很少，但是却体现了《孙子兵法》的精髓和核心思想。这个问题，仅就《孙子兵法》来谈是不行的，应该有比较和对照。因此，笔者以德国十七至十八世纪一位著名的军事学家克劳塞维茨所写的《战争论》与《孙子兵法》来对照比较。
《战争论》一书，共一百二十四章，是西方近代军事著作中的经典文献。《战争论》的第一观点是“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没有固定模式，每一次战争都有其自己的特色，各不相同。但从战争与政治的关系上看，政治是战争的母体。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把战争看成独立的东西，而要看作是政治的工具，是为政治服务的。战争爆发之后，并未脱离政治，仍是政治交往的继续，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实现，是打仗的政治。当事情不能用政治解决时，就需要用战争来解决。这个观点大致成为我们解读战争现象的一个很重要的依据，当然，这个政治的概念可以放大一些，也包括经济、地缘等因素。比如两次海湾战争，如果说波斯湾地区没有石油，西方强国也不会有那么大的兴趣，因为要控制战略要地、战略资源，所以才有了两次海湾战争。因此可以说，这种观点是对战争本质性的一个精确描述。那么，《孙子兵法》里面有没有这样的思想呢？
《孙子兵法》从一开始就讲：“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www.xing528.com)
“兵”就是指战争。战争是国家最重大的事情，由于它关乎百姓生死、国家存亡，因此每一个统治者都不能不慎重周密地观察、分析、研究。这种说法和《战争论》的说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可以说2500年前的孙子，已经认识到了战争不是独立的现象，而是国家最重大的事情。所以孙子说，对战争问题一定要慎重地对待，这就是“慎战”的思想。孙子说“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孙子告诫统治者对待战争要慎之又慎，因为“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孙子更加强调战争给人们带来的惨痛危害以及大量财产的浪费。
那么，如何考察战争问题呢？孙子提出从五个方面去认识：“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
所谓“道”，是指“令民同意”，即君主要关心民众，符合民众意愿，达到目标一致，如此可以同生共死。“天”指昼夜、寒暑、四季。“地”指地势高低、路程远近、地势险夷和战场的广阔狭窄。“将”指军事指挥者足智多谋、赏罚有信、关爱部下、勇敢果断和军纪严明。“法”指组织结构、人员编制、管理制度和物资调配。孙子特别把“道”放在首位来考察，这也是荀子在《议兵》指出的“善附民也”之意。
《战争论》的第二观点是“战争的根本目的是彻底消灭敌人”。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因此战争的政治目的即消灭敌人，而消灭敌人必然要通过武力决战才能做到。虽然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是一种比其他一切手段更为优越和有效的手段，但孙子却并不认为战争是解决问题的第一选择。孙子说：“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在孙子看来，最佳的军事行动是用谋略挫败敌方的战争行为；其次就是建立同盟，以外交手段战胜敌人；再次是用武力击败敌军；最下之策是攻打敌人的城池。攻城，是不得已而为之，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所谓“伐谋”，就是“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这些谋略是对以往战争经验的高度概括与总结。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