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精神核心：王守常品孙子兵法

在文化的学习中，改变思维方法是一个重要方面。国学是变化的哲学，学习中国文化能够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比方说，我们一直在讲“一分为二”，而马克思讲的对立统一规律叫“合二为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时任中央党校校长杨献珍说，在讲一分为二的同时要讲合二为一。他主张合二为一，后来在“文革”时期受到批判。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马克思在欧洲被称为三大重要社会学家之一，他的思想对今天的欧洲社会还有重要影响。这几年欧洲经济不好，欧洲好多人都在研究马克思的著作。2013年，马克思的书在德国销量很好，他的理论至今受到关注。中国的文化传统能不能寻找一个思维方式，不只是简单一分为二地思考问题呢？敢于寻找一个“一分为三”的方法去思考问题，是庞朴先生最早提出的，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教授，也是笔者的导师。什么叫“一分为三”？这要和一个词联系到一起，就是“中庸”。1985年，笔者在新加坡的时候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谈论“中庸”这个概念。过去对“中庸”的理解是错误的，在某些文章里对“中庸”的理解就是折中、调和。《论语》中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中庸是最高的德，比“仁义礼智信”这些概念还要高。所以，它首先是一种道德，同时还是思考问题的方法，这就确定了中国的思维方式相比西方走了不同的路线。中国讨论一个人的智慧是从德开始的，西方讨论一个人的智慧是从知识开始的，也就是说认识的客体和认识的外部事物是不一样的。认识的主体如何达到对认识的客体的认识，认识的来源是什么，认识的过程是什么，认识的真理问题，认识的标准问题，这些都是中西方两个不同的文化发展的不同路向。哲学不等同真理，不能用对和错来讨论；哲学就是一个人的思维方法、观念行为，不能说对和错。

“二元对立”的说法是受到苏联日丹诺夫的影响，他当时在苏联教育里讲，哲学史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史，唯物主义等于进步，唯心主义就是错误——他就给我们定了这么个调子。所以我们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就这样讲。哲学强调主体和客体，不强调什么对错。就是说，这是我的想法，你要认同就认同，不认同就反对。明代思想家、心学集大成者王阳明强调主体意识的能动性：看深山里的花，我看的时候，它就在那里光鲜亮丽；我不看，它就寂寂无闻。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心无外物，你愿意接受就接受，不愿意接受就不接受。唯心主义这个词可以翻译成唯心论，也可以翻译成理念论，也可以翻译成观念论——这都是唯心主义。王阳明讲的是心与物同体，物不能离开心而存在，心也不能离开物而存在，所以他说“心外无理”。一本书今日读一处，明日读一处，豁然开朗，就有知识了，这都是外在的。王阳明说，这是先知后行，他主张的是知行合一，不需要读几年《孝经》才回家孝敬父母。王阳明说知行合一，这都不是用对错来衡量的，这都是他本人的主张，不要把哲学当成真理性的东西。再回到之前，中国文学家强调知识和道德连在一起，所以人们读到《孙子兵法》第十三篇《用间》时，文章里面详细描写了五种间谍的作用，最后写了一句话：“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圣智是什么意思？是指有德的人。庄子给儒家概括了四个字——“内圣外王”，必须是有德的人才能称王，才能有治理国家的本领。这要求统治者必须有权威，更强调现在的管理者要有德。所以说，“中庸”这个词首先标示着一个人的道德水平，同时也是思考的前提，它不仅是一个道德问题，也是思考方法的问题。

“叩其两端而执中”，这是《论语》中的话。说“叩其两端”，这两端是指事物的形式、内容、原因、结果、本质、现象和性质完全极端对立的两个事物，研究这两端的时候要执中。这个“中”强调的是变通，所以前面加个词叫“执中”，即适时变化的意思，不是固定的两分法。“中”其实就是“三”，“三”就是第三个角度。在中国古代，三不是一二三的三，是多的意思。老子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执中无权”，在中国的话语里“权”是变的意思。执中不能不变，研究事物的两端要从第三个角度去思考。古代圣王舜，称他为圣王是因为他是一个大孝子。舜娶了一个老婆，没告诉父母，这是娶而不告。古代成家立业是大事，大孝子却不告诉父母，因为如果他把这件事告诉父母，父母就会不让他娶。这就形成了两端，一个是“娶而不告”，另一个是“告而不娶”。如果你在娶还是不娶这两端思考，就会纠结。按照叩其两端取其中的方法，能不能从第三个角度思考问题呢？“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什么是不孝有三？第一，尊亲。但中国文化的“老”是有条件的，如果为老不尊、为父不慈，那我就不孝了。在《孟子》里，皇帝和大臣之间的关系也是一样的：“君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第二，弗辱。就是父母在世时我们不能违法乱纪，使父母蒙羞，这会让父母折寿。第三，能养。父母在世，我们努力工作，给父母买个大房子；父母过世了，我们选一个好的墓地把父母安葬。孔子的弟子问孔子，能养算孝吗？孔子说，如果能养算孝，那你和动物没太多差别，乌鸦还知道反哺老乌鸦呢。“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无后才是最大的不孝，因此舜不再纠结告还是不告。从这里能够看出，不要简单地用两分法看问题，要叩其两端而从第三个角度思考。“执中无权”就是执意没有变化。在古代中国，男女授受不亲，作为一个男人不能随便触碰女人的身体，这是古代对女人最大的保护。既然这是一个大的原则，那么嫂溺该怎么办？是授受不亲呢，还是援之以手？权也。一定要权变，时间空间变了，要学会变化。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你的原则不可能在每一个时间空间都永恒适用。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说，我们两人研究的问题结论不重要，我们思考问题的方法，或许对后来人有一些影响。但不能用同样的方法解决不同的问题。马克思的一些论断，其中具有普遍性的规律对我们有指导、学习意义，但我们不能一成不变地把它们当成僵死的教条，这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以为这是对马克思的尊重，其实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大误解。

关于“一分为三”，我们可以谈两个例证。首先，《孙子兵法》中说：“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这是说没有让下属亲近，而仅仅依靠制度来处罚，罚之而不服，受罚者就算不说出来，心里也不痛快。这样的下属，用起来也不好用。还有一种“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也”，是说下属已亲附，而只知奖不知罚，真用时也不会服从。这告诉我们两个问题：一是强调制度的管理，缺乏情感管理；一是强调情感的管理，缺乏制度管理。应该在制度管理上加强情感管理，在情感管理上一定要重视制度管理，情感、制度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也是三，也是“一分为三”地看问题。春秋战国时期讲“政宽则民慢”，政策制定得太宽松，下面的人就会散漫。“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百姓怠慢了就要施行严厉的政策，政策严厉了就会伤害百姓的感情，然后就接着实行宽松的政策。所以换个角度看，应该宽中有严，严中有宽，以猛济宽，以宽济猛，宽猛相济。哲学并不强调正确性，哲学只是告诉我们一种思维方法，如果运用了这种思维方法，你就走向了自由广阔。

“和”与“同”。“和”是中国文化非常重要的元素，但太多人都理解错了，“和”不是和气、没有差异的意思。“和”强调的是多元化、多元性，而不是一致性。“礼之用，和为贵。”墨子的意见主张“尚同”。“同”是统一思想，统一意志，如此才可以管理社会、管理国家。墨子是非常了不起的思想家，在某种意义上讲，墨子是中国侠文化的代表。

关于“和”与“同”之辩，有这样一个小故事。(www.xing528.com)

齐国第四代王齐景公有一个喜欢的大臣叫梁丘据。景公问晏子，他和他喜欢的大臣是“和”的关系，还是“同”的关系呢？晏子说，他俩的关系是“同”而不是“和”。景公问，什么叫同，什么叫和。晏子说，“同”是因为您是大王，您说是，臣子就说是，您说否，臣子就说否，臣子永远与您保持一致；“和”就是您说得对，也允许臣子提反对意见，您说是，臣可以否定。《论语》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有这样的道德，有这样的胸怀，所以不同的人的话都可以听得进去。但是小人最喜欢吹捧，最不想听到他不想听到的，无论你怎样去说明一个问题，提出什么样的意见，他只想听到你吹捧他。今天我们讨论什么是道德智慧，什么叫小人，什么叫君子。其实道理很简单，广开言路，听得进意见的人就是君子，听到不同意见就生气的就是小人。所以说，“和”强调的是多样化、多元性，“同”强调的是同一性、同质性，这是非常重要的。儒家强调的多元化、多样性与我们提出的建设和谐社会是一致的。但是，和谐社会并不是要统一思想、统一意识，和谐社会是要看三个不同的阶层——富裕的阶层、收入中等的阶层和贫困的阶层——看这三个不同的阶层怎样和谐共存。我们的制度制定必须考虑三个不同的阶层，分配也要考虑这三个阶层，这就是强调多元性、多样化。孔子说：“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孔子也将这个道理讲清楚了。和谐社会讲民主、法治、公平、正义，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我内心的和谐。为什么这样讲？没有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就没有多元化、多样性的社会，就不会有和谐社会。一个口号提出来，就必须加以历史文化的诠释，由此来教导民众。今天，我们认同和谐社会，是因为我们强调多元化、多样性。前提是我们必须建立健全法制，遵循一定的制度，也就是有约束的自由。

“以人为本”这个口号在中国提了很长时间，但中国文化对“人”的理解与西方是不同的。“以人为本”的观点最早是在《易经》里提到的：“天地人三才，人为贵。”人是最有价值的，中国文化强调人的价值。后来荀子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人是天下最有价值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们在欧洲讲学或开会的时候，经常用这两个材料批驳西方学者。那时候，我们的人权报告刚发表，所以在西方引起了很多的质疑声。他们认为，中国人讲人权就是讲生存权，是吃饱肚子的权利，但西方讲的人权不是这个概念。为什么生存权就是人权？是因为我们的传统文化就是这么养成的。所以“人”在中国是一个类的概念、一个群的概念，而不是西方十六世纪文艺复兴以后的“人”的权利的概念，那时候人的权利是指个人而说的。“以人为本”在西方是“以个人为本”，在法律允许、没有明令禁止的情况下，那就是任何政党组织不得干预个人的空间。这正是法国文艺复兴中最有名的一句话：“我不同意你说的每一句话，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所以，西方讲的“人”是个人，而在我国讲的是集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句话叫“杀盗非杀人”，也就是说杀强盗不是杀人。在这一点上，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是有差别的，这方面我们也应该向西方学习。我们今天讲“以人为本”，并且用法律的形式规定了拥有私有财产的权利，用更多对生命的关爱来号召全体国民对他人生命的关爱与尊重。通过这样的口号，让我们知道要向西方学习，学会尊重他人的生命。这就是中国文化在当今时代向西方学习的一个进步表现。

另外，中国文化传统更多强调民族主义、国家主义、集体主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为了国家可以献出个人的生命。可是，爱人要先爱己，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生命都不关爱，他还会顾及别人的生命吗？庄子经常拿“尾生抱柱而死”的故事调侃儒家。尾生和女子约定好在桥下等候，他不能违背自己的诺言，结果雨越下越大，河水开始上涨。岸上老者让他上来，他也不肯，还说“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就算淹死，也不能上去。最后尾生被淹死了。尾生这种做法现在显然不会提倡。

“返本开新”，就是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地创新。中国是负责任的大国，中华民族有着5000年绚烂多彩的文明，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可以同化，而是其他民族也接受了中国文化，共同构成了绚烂多彩的新的文化，中华文化的很多异族文化也由此产生。

如上，就是笔者阐述的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概括为“中国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