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先秦至清末，历代兵书浩如烟海，据统计，仅流传至今的兵书就有五百多种。1988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兵书知见录》一书，按历史朝代顺序编排，收录了军事理论、用兵方略、兵制、兵器、名将传、军事地理、军事后勤、兵法史，以及军事丛书等兵书目录3380部，23503卷，其中存世兵书2308部，18567卷。与此同时，在考古发现中还不断有兵书简牍出土。此外，在古代的经、史、子、集等各类典籍中也有很多专门谈论兵法的精彩篇章和段落。这些军事方面的著作以及各类典籍中的篇章、段落，不仅在统兵作战、培养将帅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政治、外交、经济以及社会生活中也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北宋元丰年间，宋神宗命人将《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司马法》《李卫公问对》《尉缭子》《三略》《六韬》汇编成《武经七书》。这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由官方发行的军事教科书。全书共二十五卷，分七种：孙子三卷、吴子两卷、司马法三卷、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三卷、尉缭子五卷、黄石公三略三卷、黄石公六韬六卷。自宋朝以后，《武经七书》被奉为武学经典，是历朝历代军事学校和考选武举的基本教材。值得一提的是，“七书”之名，比儒家的经典“四书”还要早。“七书”之中，《孙子兵法》早就被公认为兵法之祖，而其他六书虽然也可以说是“一家之言”，有其可取之处，但与《孙子兵法》相比，难免相形见绌。现将其余六书简介如下：
（1）《吴子兵法》，相传为战国初年军事家吴起所著，战国末年时开始流传于世。《汉书·艺文志》称为“吴起四十八篇”，《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载为一卷。今有《续古逸丛书》影宋本及明、清刊本，分为上、下两卷，共包括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应变、励士等六篇。《吴子兵法》是在战国时期封建制度确立、古代战争和军事思想发生明显变化的情况下写成的。此时，军队中已经开始广泛应用铁兵器和弩箭，甚至骑兵也已出现，这些都让当时的作战方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吴子兵法》可以说是新兴地主阶级的战争理论、军队建设、作战指导观点和思想方针。唐将李光弼评价其“严而贵勇”；宋人苏洵评价说：“吴起与武……皆著书言兵，世称之曰‘孙吴’，然而吴起之言兵也，……草略无所统纪，不若武之书词约而意尽，天下之兵说皆归其中。”
（2）《司马法》，春秋时期重要军事著作。据《史记·司马穰苴列传》记载：“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书中论述了统率军队和指挥作战的经验，反映出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些军事制度和战争观点，是对早期兵法理论的继承和总结，也是中国古代战争实践经验的理论概括，历来为兵家所重视。据苟悦《申鉴·时事》记载：汉武帝“置尚武之官，以《司马兵法》选，位秩比博士”。司马迁《史记·司马穰苴列传》认为：《司马法》“闳廓深远，虽三代征伐，未能竟其义，如其文也”。《汉书·艺文志》记载，当时《司马法》共一百五十五卷。东汉时期，马融、郑玄、曹操等人都在自己的著作中引用《司马法》。其中记载了西周和春秋时期的军制。从魏晋至隋唐，杜预、贾公彦、杜佑、杜牧等人对《司马法》也都很尊崇。
（3）《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又称《李卫公问对》《李靖问对》。唐代著名军事家李靖撰，是唐太宗李世民与李靖讨论军事问题的言论辑录。此书有人怀疑是北宋阮逸伪作，因为此书在史书《旧唐书》和《新唐书》中并无记载，只在《通典》中曾经提到。所以后人认为是阮逸在《通典》的基础上附会而成，书中对奇正、攻守、主客之道多有论述，偶有真知灼见。
（4）《尉缭子》，有《续古逸丛书》影宋本及明、清刊本等存世，五卷，二十四篇，九千余字。另有《群书治要》所辑四篇，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初墓出土残简六篇，与其他版本相应之篇大同小异。《隋书·经籍志》注称《尉缭子》作者为尉缭，梁惠王时人，有疑为秦王嬴政时尉缭所作，也有疑为后人伪托。据现有资料推断，成书似在战国中期。《尉缭子》从人性论的角度提出了不少精辟的治国思想，如“民非乐死而恶生也”，“委积不多则士不行，赏禄不厚则民不劝，武士不选则众不强，器用不便则力不壮，刑赏不中则众不畏”，最后一句话可以作为尉缭子经国治军思想的总纲领。书中主张治国应当使人无欲，无欲则没有争夺，没有争斗就没有犯罪和战争，那么天下就太平了，即“反本缘理，出乎一道，则欲心去，争夺止，囹圄空”。
（5）《六韬》又称《太公兵法》，据说是西周开国功臣太公望所著，但后世学者普遍认为是伪作，其真实作者已不可考。学术界通常认为此书成于战国时代。全书以太公与文王、武王对话的方式编成。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太公》共有二百三十七篇，其中《谋》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清沈钦韩说：《谋》者即太公之《阴谋》，《言》者即太公之《金匮》，《兵》者即《太公兵法》。《隋书·经籍志》明确记载：“《太公六韬》五卷，周文王师姜望撰。”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古墓发现的大批竹简中，就有书写《六韬》的五十余枚，这证明《六韬》至少在西汉时就已经广泛流传了。《六韬》是一部集先秦军事思想之大成的著作，主张柔弱胜刚强、韬晦不露和安静玄默，同时又通过周文王、武王与吕望对话的形式，论述治国、治军和指导战争的理论、原则，对后代的军事思想有很大的影响，被誉为是兵家权谋类的始祖。司马迁《史记·齐太公世家》称：“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六韬》在十六世纪传入日本，十八世纪传入欧洲。
（6）《三略》又称《黄石公三略》，相传作者为汉初道家隐士黄石公。最早提及此书的是司马迁《史记·留侯世家》：西汉开国功臣之一的张良早年刺杀秦始皇未成，遭追捕，被迫隐姓埋名藏匿于下邳（今江苏邳州市），在这里遇见一位自称黄石公的老者，授其一部《太公兵法》，即《黄石公三略》。张良得到此书之后潜心研究，后来终于帮助刘邦夺得天下，建立了西汉政权。但据考证，《黄石公三略》的成书当不早于西汉中期，它是后人在吸收先秦优秀军事思想的基础上，总结秦汉初政治统治和治军用兵的经验，假托前人名义编纂而成的，其中有许多独到的见解。《三略》分上略、中略、下略三部分，共三千八百余字。与前代兵书不同，它是一部专论战略的兵书，尤其侧重阐述政略，这是该书的一个显著特点。《三略》的另一个特点，是大量引用古代兵书《军谶》《军势》中的内容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共引用了七百余字，占全书的六分之一以上，也因此为后人保留了这两部已佚兵书的部分精华。
《武经七书》颁行后，成为宋、元、明、清历朝军事学校和考选武举的基本教材。南宋规定，武学生必须学习兵法。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因军事斗争和教学之急需，命令兵部刻印《武经七书》发给有关官员和高级将领及其子孙学习。《武经七书》的宋刊本曾被日本人买去，于是自十七世纪以来，在日本出现了多种重刊本、翻译本和注解本。《武经七书》中的头两部兵书《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在欧、亚、美流传更广，可见《武经七书》在国外的影响之大。(https://www.xing528.com)
除《武经七书》之外，历代影响较大的兵书还有《握奇经》《太白阴经》《虎钤经》《武编》《武备志》《纪效新书》等。
《握奇经》又名《握机经》《幄机经》，是关于八阵布列的兵书，一卷，仅三百余字。相传其经文为黄帝时风后所撰，显然是后人伪托之作。该书始著录于《宋史·艺文志》，成书时间当在唐代以后。书中专论阵法，阐述“奇正”关系，对研读其他兵书，有一定参考价值。
《太白阴经》又称《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唐代宗时河东节度使都虞候李筌撰。全书共十卷，每卷分为若干篇，共计一百篇。在体例上，每篇先以“经曰”引出观点，继而摘录兵学著作，或选取历代战例加以阐述。全书分为兵法、军礼、兵器、战备、阵法、占候六部分，以兵法为核心，辅之以其他内容，构筑起一套相对完整的兵学体系，为后世修撰兵学类编提供了范本，是一部比较全面反映晚唐以前军事状况的综合性兵书。
《虎钤经》，北宋许洞撰。“虎”即“虎符”，“钤”即“锁钥”，《虎钤经》即为开启兵符锁钥之经。全书共二十卷，二百一十论，始撰于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年），成书于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吸收了《孙子》和《太白阴经》的精华，使之更加通俗易懂。《虎钤经》根据天时人事的变化加以推衍，既祖述古人，又有作者的见解。其中奇谋诡道，只要合乎兵家要旨，就广为搜罗，不受“六经”束缚。
南宋时期，主战派群臣多著兵书，如《江东十鉴》《江东十考》《南北十论》等，但大都华而不实，只有辛弃疾所作《美芹十论》能够审时度势，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可惜并没有得到采用。
明代学者也喜谈兵法，明初兵书整体上受《武经七书》的影响，体例上以汇编为主，内容既繁杂又缺少新意。总体来看，只有唐顺之的《武编》、茅元仪的《武备志》和俞琳的《经世奇谋》堪称佳作。其中《经世奇谋》为纂类中的珍本，分备患、知机、拯危等十九类，引录历代战史故实，并标以子目，选材精当，结构谨严，不过此书在后世流传甚少，寻常书目中并无著录。
明朝中叶，武备废弛，海盗作乱，名将戚继光著《练兵实纪》《纪效新书》。其中《练兵实纪》内容广泛，涉及兵员选拔、部伍编制、旗帜金鼓、武器装备、将帅修养、军礼军法、车步骑兵的训练和作战等各个方面，“乃集所练士卒条目”汇辑而成，类似军中各种条例、法令的汇编。这些条款，比较充分地反映了戚继光在东南沿海抗倭时练兵、作战的思想。《纪效新书》紧密结合东南沿海的地形、敌我双方的优缺点，论述了练兵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提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练兵理论和备战计划。书中配有大量形象逼真的军械旗帜、阵法招势的插图，尤其详细地记述了戚继光发明的鸳鸯阵。
清朝建立之后，沿袭宋、明旧制，颁行《武经七书》，武科又用以取士，所以基本上在忙着为历代兵书注疏，著作上再无创新，是中国古代兵法的衰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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