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的诞生并非偶然。自从人类社会出现贫富分化以来,战争就成了政治、经济矛盾不可调和时主要的解决问题方式。频繁的军事活动为一些热衷于研究克敌制胜之道的人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左传》中提到了《军政》《军志》等古代兵书,流传至今的《六韬》据说也是辅佐周文王、武王的太公吕尚所作,尽管学术界对此存疑,但以太公的经历和才能来看,他将自己的毕生所学写成一部兵书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我们可以将原始社会末期到夏、商、西周划为兵法的萌芽期,春秋战国则是兵法的成熟期,这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
武王伐纣、周公东征以后,为了重建社会秩序,周王室颁行了一套礼乐制度,规定了社会各阶层的行为规范,并以血缘宗法为纽带维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套制度规定,天子为天下共主,即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子分封宗室子弟、有功之臣、前代贵族等为诸侯,诸侯国内又分封卿大夫。天子、诸侯、卿大夫之位皆由嫡长子继承,其余诸子只能降等分封。例如,诸侯的庶子为大夫,大夫的庶子为士。士没有封地,是等级最低的贵族,士的儿子永远为士。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士的群体已经非常庞大,旧的宗法分封体制开始瓦解,无恒产的士就与平民无异了。这些人却掌握着大多数平民所没有的文化知识,开始为生计而授徒讲学,于是打破了官府的文化垄断,孔子就是开先河的人物。
当时讲学之风蔚然,这也导致了士阶层迅速扩大。各国不得不重视这股新生力量,并出现了一种“礼贤下士”的风气。不但统治者延揽、敬重贤士,以谋富国强兵,一些有权势的大臣也喜欢“养士”,最著名的当属“战国四公子”和秦国的吕不韦。他们所养的士,或为主人出谋划策、奔走游说;或代主人著书立说,如信陵君手下的门客为他编写了《魏公子兵法》,吕不韦的门客为他编写了《吕氏春秋》。士的地位空前提高,在学术上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www.xing528.com)
与儒家、道家、墨家相比,兵家、法家、纵横家更具实用性,更容易为当时急功近利的统治者所接受。军事理论的发展,与那个政治动荡、战争频繁、学术争鸣的时代有着密切的关系。当时,周天子的权威急剧衰落,不但无法正常地向各国发号施令,并且在军事、经济甚至政治上都要依赖一些比较有势力的诸侯国,而那些有野心的诸侯也都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争当天下霸主。
这种群雄争霸的局面所产生的最直接影响:一方面是政治上的,即各国为了壮大自身实力,开展了一些有效的变法和改革;另一方面则是军事上的,各国之间经常爆发激烈的军事冲突,由于缺少强大的权威来控制局面,导致短短二百多年的春秋时期,总计爆发了四百八十多次战争(据《左传》统计)。这些战争既包括诸侯国之间的相互攻伐,也包括周王室与诸侯国或周边少数民族之间的冲突,以及诸侯国内部的各种争斗。各国出于自身的生存、发展及争霸的需要,争相广揽军事贤才,鼓励创立军事新说,这就为兵家和兵书的登场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一些军事家如春秋时的司马穰苴、孙武,战国时的孙膑、吴起、赵奢、白起、尉缭等,在亲自参与军事活动的过程中,在谍报、后勤、治军、作战等环节中研究制胜的规律,总结军事方面的经验教训,并将其诉诸文字,就直接催生了《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尉缭子》等军事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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