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契约精神：新时代中国法治建设

从清末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开始正视历史，借鉴日本和西方，创建现代意义上的法制体系。经过近一百年的发展，我国的法制体系已基本完备，但法治建设才刚刚起步。

随着我国法制体系的日趋完善和对法治建设重要性认识的不断深入，尤其是十八届四中全会和十九大的胜利召开，我国的法治建设也进入了新时代。作为现代民主国家治国理政的主要方式，法治成为党和政府关注的重点。在总结十八大以来法治建设成就的基础上，十九大报告在新时代背景下进一步明确了新时代法治建设的总目标，提出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以及具体实践，绘制了新时代法治建设的宏伟蓝图，构建了全面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和实践路径，成为新时代法治建设的依据与指南。十九大提出的“新时代”概念赋予了法治建设新的内涵，表现在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相应的新时代法治建设的根本目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相应的新时代法治建设的文化支撑，与“绿色发展”和“美丽中国”相应的法治建设的绿色发展，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相应的法治建设的全球视野等。

在目前的中国，伦理宗法基本上在法律层面消失，但是官僚主义、等级特权和家长遗风在社会中依然存在。此外，重刑轻民、以刑为本的传统对我国也影响深远。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逐步形成了“大政府小社会”“强政府弱社会”的格局，体系化的保障私权的法律规则有待进一步完善。

从前文论述可知，中国虽然有悠久的契约文化，但中国传统契约文化所体现的那种契约精神始终没有与以私法发达为基础的法治相关联，契约理念始终没有纳入现代法治理念之下。虽然我国的综合国力日趋强盛，国家影响力也位于世界前列，但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一方面，我国的法治水平还有待提高，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还远远没有形成，另一方面，我国也缺乏严格的契约精神，以及所蕴含的规则意识、平等意识、权利意识有待于进一步深入人心。(www.xing528.com)

2008年10月，佳士得拍卖圆明园鼠首和兔首铜像，中国人蔡铭超成功竞拍后多次高调表示绝不会付款，其竞拍的目的就是使其流拍。蔡铭超的行为固然赢得了国内网民的民族英雄的山呼海啸，但他以破坏契约的方式来爱国，对国家整体信誉的损害却也不能说不大。在中美贸易战中闹得沸沸扬扬的“中兴事件”体现了中国部分企业契约精神的缺乏。中兴因违反与美国政府达成的和解协议遭到美国商务部的制裁，客观而言，这是中兴通讯对其违反商业准则的行为付出的惨重代价，其背后暴露的则是中兴通讯公司契约精神的缺失、治理失灵的惨痛教训。中兴危机在经历了近三个月的博弈后，终于迎来大结局，美国已与中兴达成新的和解协议，美国将撤销对中兴的封杀禁令，但于中兴来说，虽死里逃生，但代价惨重。正如中国著名企业家王石（2012）所说，“现代企业制度很重要的一个基石就是契约精神，契约精神同时也需要有一个法律制度为前提，恰好这些都是中国文化和亚洲文明比较缺失的。对于中国企业家的现状和中国企业家的弱点，我觉得和西方企业精神、西方企业家来对比，中国最缺少的是契约精神，中国企业讲诚信，但缺少契约精神”。

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也是契约社会。契约精神与法治密切相关，契约精神是实现依法治国和维持有序社会的基础，法治社会的建设必须弘扬契约精神。契约精神的缺失不仅会对经济运营产生灭顶之灾，而且对法治建设也会造成极大的阻碍。我国的新时代法治建设必须弘扬契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