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西周时期就已出现“大市”与“小市”的买卖契约。春秋时期买卖契约进一步发展，且出现了借贷契约。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契约有了进一步完善，并开始出现专门的契约立法。唐代契约强调双方当事人的自愿，已形成较为统一的格式，包括标的、价金、交割方式、期限、违约的处罚、担保等。宋代的商品经济发展较为充分，契约范围得以扩张，涵盖田宅契约、买卖契约、典当契约、借贷契约、赠与契约、寄托契约等，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亲邻、契纸、契税、交割等制度。明清时期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契约形式与内容已进入规范化的时期，各类契约已趋于格式化、程式化（韩玉刚，2012：52）。经过几千年发展的中国古代契约强调契约双方的“合意”和契约的形式要件，且有较为完备的担保、抵押、先买权、所有权转移、债务清偿等制度，因此，可以说这种契约已具备现代意义上的合同要义。此外，在长期的契约实践中，中国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契约秩序和契约观念，包括重视契约文书的签订，界限分明的财产观念，清晰的个体权利与义务意识，超越法律的道德性和伦理性，注重契约文书收藏与保存等（王云红，2017：97）。
但古代较为发达的契约制度并未催生出专门的契约法。我国现代意义上的契约法是在新中国成立后逐渐发展起来的。“传统中国对契约置之不管，委之于民间习惯法，并非其承认有与公法相区别的私法领域存在，而是因为既无干涉之兴趣，又无干涉之能力而已。国家对合同的全面干预是以新中国的成立为条件的。”（彭冰，1998：56）新中国成立后到七十年代末是中国契约法的第一个阶段，与当时计划经济相适应，计划合同为主要契约形式。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落实与推进，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至八十年代开始，中国契约法进入了实质进展阶段，开始出台成文的合同法，但合同立法分散而不统一。从九十年代开始，中国契约立法走向全面统一的阶段，于1999年制定了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杨解君，2005：28）。至此，中国实现了现代意义上的完整的契约立法，契约在法律层面得以完整表述和严格保障。(www.xing528.com)
虽然我国历史上出现了较为发达的契约文化，近代也有了完整的契约立法，但中国的这种契约观念主要局限于规范私人活动，并未在社会层面和国家政治管理层面产生深刻影响。正如杨解君所言，“我国契约局限在极为狭窄的私领域内，在公法规范中则不承认契约的概念，实践中也避而不谈它的存在，使契约及其契约理念向公法领域的拓展受到了人为的抑制。”（杨解君，20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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