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取文化保护手段的成果

（一）建立健全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机制

首先要建立健全相应的民族传统文化保护机制。目前我国民族文化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尚不健全，在国家法规不完善的条件下，地方法规可考虑先行，可制定具有较强针对性的民族传统文化保护法规。要明确民族文化保护主体和客体及其各自职责，在这里，企业、政府、民族本身，这三个主体应当明确承担各自在文化保护中的责任和义务。并且，要界定保护内容，解决保护什么的问题，民族传统文化纷繁复杂，既有物质文化遗产也有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有精华也有糟粕，应去伪存真，确定保护对象，保护类别、保护级别，应通过民族传统文化保护机制的建立和健全，各保护主体各司其职，分重点、分主次、有计划、有规划地实施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

（二）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

在民族传统文化保护中政府应当充分发挥自身作用。政府和相关组织应积极鼓励民众保护、传承有积极意义的民族文化的行为，为其提供便利，解决具体困难。政府有义务引导、督促民族文化的合理变迁，甚至制定某些政策进行“指导型变迁”，以帮助少数民族建立和完善其文化的自我更新机制和自我传承机制，使之在保持自身文化特色的前提下，完成对现代化生活方式的过渡，更好地应对旅游背景下导致的民族文化变迁。例如日本，曾通过法律的形式规定了对本民族传统文化进行保护和传承的方式与措施，对于民族文化的保护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并且日本民族文化在现代化浪潮中并没有消失，相反作为民族凝聚力和民族的象征在现代社会中获得了较好的传承与发展。由此可见，在民族文化保护中，政府具有积极的影响，能够发挥其主导作用，并对民族文化变迁进行适度干预，从而达到指导其良性变迁的目的。

（三）鼓励社区民众参与旅游业，保障民族群体的利益

研究表明，不少民族地区旅游发展中，目的地居民获利非常不均，一方面游客总的花费流向当地民族居民的较少，并且这些收入通常不是均衡地分配于各个家庭，那些一开始就比较富裕的家庭往往在旅游业中获利最多，因而旅游很容易增大社区中各个家庭的经济差异，加剧贫富分化。在平武白马社区旅游开发中也明确地体现了这一特点。动力源自利益，与国家和民族精英不同，对下层的普通民众来说，民族文化的保护动力主要源于经济利益，特别是当下的、眼前的、即时的经济利益。这是目前民族旅游发展、应对文化变迁的最重要动力。费孝通先生指出：“一个民族，无论大小，要发展和繁荣起来，必须有一个坚实的经济基础。一个民族要在发展中保持其民族特点，那就必须利用其民族特有的优势来发展经济，不然的话，这个民族难免要衰亡或失去其原有特点而名存实亡。”因此，应当鼓励民族社区大众参与旅游业，民众是文化的主体，是民族文化的拥有者、传承者，民族旅游开发应使下层普通民众成为民族旅游开发的参与者、开发者和受益者，而不只是旁观者、被开发者和消极影响的受害者。同时要注意保障旅游开发中普通民众这类弱势群体的利益，实现资源共享和社会公平，从而实现旅游业与社区的协调发展。(www.xing528.com)

（四）抓紧抢救和保护现存的民族文化遗产尤其是濒危遗产

在现代化背景下和旅游浪潮的冲击下，世界各地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正以惊人的速度消失，旅游开发、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破坏现象也正空前加剧，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持和传承现状不容乐观。民族传统文化是白马族群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更是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基础，经历了近10年旅游开发洗礼的白马藏族，正面临着更大规模的旅游开发挑战，当前抓紧抢救、保护现存的民族文化遗产，尤其是濒危遗产任务十分严峻和急迫，如白马藏族的民间音乐、民间舞蹈、部分传统手工技艺、传统民俗活动和宗教仪式等。

（五）加快建立白马藏族民族文化数据库

建立少数民族文化数据库是今后文化遗产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发展趋势。文化的表达可分为物化方式和非物化方式。物化方式可以作为实物进入博物馆收藏保存，非物化形式只有经过收集整理形成“数据库”才能保证有效的存留。白马藏族这类弱小的边缘族群，无文字而有自己的语言，文化的传承即有先天不足，现代化和旅游开发使大量民族传统文化如歌舞、口头文学、禁忌礼仪等变迁加速，且易失易变，因此，急需收集、整理和保存，以便留下旅游产品的文化素材，尽快建立本民族的民族传统文化数据库，用现代化手段真实、系统、全面地记录民族传统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