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来看，无论国外还是国内研究，在旅游与民族传统文化变迁方面研究成果的总量均比较丰富，主要研究观点基本呈现三大类：第一类，旅游对民族传统文化变迁以正面效应为主导；第二类，旅游对民族传统文化变迁以负面效应为主导；第三类，旅游对民族传统文化变迁既有正效应也有负效应。国外相关研究经历了研究观点从负面看法居多过渡到日益客观理性的一个发展历程。随着旅游业在世界范围内的迅猛发展以及对旅游研究的不断深入，现在大多数学者都主张用辩证的观点来看待旅游给东道国带来的社会文化变迁，同时国内外研究者们的态度也日益严谨和审慎。
但相比之下，国内外研究仍有较显著的差距。例如国外研究起步早，研究范围和研究领域更为广泛，研究方法和手段也显得更加多元化；从研究成果的体现方面看，虽然国内外研究都以案例研究多见，但国外多数研究比较深入，无论是定性还是定量研究，都有比较翔实的资料和论证，而国内一方面较缺乏深入的案例研究，另一方面在理论性、规律性的总结方面也尚有不足；另外，国内还表现出在旅游对民族传统文化影响方面的研究较多，但对应对方面的探讨却还不够的现象，如对旅游背景下的文化保护、传承及其与旅游发展的共赢对策，如何实现对民族文化变迁的预警进而达到指导文化变迁的目的等方面的研究还比较缺乏。(https://www.xing528.com)
在我国研究中，针对旅游与小族群文化变迁方面的研究也存有不足，厦门大学人类学教授彭兆荣曾指出：“我国鲜见对东道主社会的、族群的、地方知识的、文化系统内部动力对突如其来的大规模旅游的承受力方面的深入研究，比如小规模社会结构在旅游冲击下受摧残的预估与预警，民族文化与生态环境所固有的‘关系链’的断裂，族群认同的自我传袭能力的弱化等。”[126]这是一个非常客观的学术评价，也应当是今后相关研究中应加以重视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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