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学术观点：旅游对文化变迁的影响

40多年来，西方旅游学术界在旅游社会文化影响方面的研究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成果，对旅游与目的地社会文化变迁的研究大致形成三种主要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旅游对目的地民族文化变迁的影响以负面效应占主导。主要持这类观点的代表，如早期有努涅兹（Nunez），他认为旅游会使目的地文化发生变迁，如出现“可口可乐化”现象^[10]。格林伍德（Greenwood）则提出了“文化商品化”的问题，他指出旅游使目的地节日仪式商品化，商品化改变了文化产品和活动的内涵^[11]。特纳和阿什（Turner ＆Ash）指出一方面旅游目的地在努力获得财政和收入，但另一方面民族旅游实践同时有可能破坏东道主文化^[12]，他们写道：“那些在远离西方世界的地方发展起来的文化的审美、愉悦价值，很快就被游客优越的经济状况吞噬……今天的旅游已经开始了消灭文化的工作。”还有研究者认为旅游提高了当地特权人物的地位^[13]。纳什（Nash）则进一步强调指出旅游是一种帝国主义行为。麦坎耐尔（Maccannell）认为旅游商品（包括文化产品和文化活动）是从东道主文化产品和活动中分离出来的，缺乏真实性，只是“舞台真实”^[14]。斯坦利（Stanly）探讨了各种民族文化展示活动与文化自身之间的互动影响，认为各种政治、经济需求使得人们重视文化保护和展示，并试图尽可能逼真地再造（recreate）各种文化形式，然而这些文化表演或阐释只是对“真实”的模仿或再现^[15]。英国学者贾尼斯·萨切勒在对尼泊尔夏尔巴人旅游社会经济的影响研究中，发现为了方便游客的观赏，该民族最主要的宗教节日从冬天挪到了夏天，节日成为小孩子和老人的节日，因为年轻人和妇女都在从事旅游接待工作；最重要的语言已从藏语、尼泊尔语变成了英语和尼泊尔语，夏尔巴语只是作为个人和商业交往中有外人在场时十分有用的秘语而继续存在。同时西藏文学和寺院传统价值正在下降，世俗化思想显著，出现不少僧侣结婚的现象^[16]。

埃文斯（Evans）指出，在美国印第安保留地的民俗旅游中，白人旅游者和人类学家与土著人交往所经历的群体趋势是“恶化”主客关系、扭曲“好客”意义，甚至是造成“异化性”文化融合和文化变迁的根源^[17]。1991年罗森（Laxson）开展了旅游与美国土著人的研究，结果表明在民俗旅游这样短暂的交往中，因为文化原型的影响，旅游交往不能增进文化了解，恰恰相反，这种短暂的交往加剧了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倾向，使主客双方更加认定自己所持的世界观的正确性^[18]。欧克（Oake）将中国贵州两个民族村寨的旅游发展作为研究案例，分析了新文化霸权的形成过程，指出由于客观存在的东西部差异，目前的旅游开发将不可避免地形成一种内部殖民关系，旅游对当地经济发展的作用值得怀疑^[19]。此外，还有学者指出大众旅游强化了一些陈规陋习^[20]，并且认为大量人群的涌入使旅游目的地居民的公众生活遭受全面破坏等^[21]。

第二种观点认为旅游对民族传统文化变迁的影响以正面效应占主导。和上述观点相反，也有不少研究者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待旅游与目的地社会文化的变迁，他们认为旅游对复兴民族传统文化、增强族群认同、重构民族精神等有着巨大的影响，这尤其是在东道主社会中表现得更为突出。科恩（Cohen）用他自己对泰国的研究案例，说明旅游商品化有助于保护文化传统，能促进族群认同^[22]；麦基恩（Mckean）以巴厘岛为例，指出旅游开发对保存传统文化有益^[23]；亚当斯（Adams）通过对尼泊尔夏尔巴人的研究，指出旅游使当地人民之间的互助协作关系和雇佣劳动关系同时得到加强，对旅游的参与强化了他们的族群认同；凡登伯格（Van den Berghe）认为，通过工艺品和民俗表演，旅游能够间接地加强族群内部的认同。另外一些研究者通过个案分析，也指出旅游是良性或有益的发展途径，如赫尔曼（Hermans）对布拉瓦海岸^[24]，波赛凡（Boissevain）对马耳他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25]；秘鲁库斯克（Cuzco）认为民族旅游发展与当地印加文明意识形态是共生的关系，印加文明是当地人认同的标志和骄傲，吸引了大量游客，为当地人带来了收益，旅游的发展强化了这种意识，并促进了当地人对印加文化的保护；杰米森（Jamison）考察了肯尼亚Malindi海滨旅游地东道主社区内部的民族冲突，认为旅游促进了东道主对民族认同的再认识。

第三种观点认为旅游对民族传统文化变迁的影响既有正效应也有负效应。随着旅游业的不断发展，人们越来越注意到，旅游业给东道国带来的社会文化变迁，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不少学者呼吁要从客观理性角度认识旅游引发民族文化的变迁。如道尔（Dower）的阐释就体现了这一观点：“旅游应该可以与保护互相作用、共同得益……旅游和保护是互相依赖的，双方都能从紧密、有效的合作中得益”；史密斯（Smith）这位旅游人类学奠基人，也是从积极和消极两方面来看待旅游与族群认同的关系，一方面她认为旅游有利于人们对遗产的鉴赏和对族群价值的认同，但同时她也指出，文化交流是一种涵化，人类的文化互动不是商业贸易和商品交换，类似“可口可乐化”的作用和影响存在着问题，不少民族会在“地球村”中失去文化认同。(www.xing528.com)

1989年布朗和诺兰（Browne ＆Nolan）开展了一项关于“西部印第安保留地旅游发展”的研究，该研究表明约有95%的美国西部和西南部印第安保留地有不同程度的旅游发展，民俗旅游开发一方面从经济和收入上改善了土著人的生活处境，但也造成了土著文化和纯朴人际交往的异化和扭曲。旅游引发的新的主客交往，使土著的传统仪式、观念习俗与现代物质、现代技术和现代制度产生混合性的冲突^[26]。山下晋司对印度尼西亚托拉查地区（该地为仅次于巴厘岛的旅游胜地，又译作托六甲）的旅游发展进行了研究，认为旅游开发促进了托拉查人对传统文化的重新估价，但也带来诸多问题，传统礼仪的过程被改变，如出现以备观光用礼仪歌舞的表演来替代的状况，甚至丧仪中伴随礼仪歌而舞蹈，以表演会的形式向游客披露^[27]。此外，不少学者对旅游目的地居民文化认同的影响^[28][29]、对民族性或民族意识的影响^[30][31]、对民族工艺品的影响^[32][33]等现出来的正、负效应进行了讨论。

对民族文化变迁与旅游之间关系的讨论。国外人类学家曾经把旅游看成是引起世界上不发达地区文化变迁的主要原因，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学者们发现旅游并非是目的地社会文化变迁的唯一因素。史密斯（Smith）认为，旅游现象引发的文化接触和交往及其带来的个体或群体生活方式的变化是旅游人类学的核心命题。纳什（Nash）认为，旅游是文化接触的媒介和文化变迁的直接或间接原因，旅游活动中的文化接触和变迁，在第三世界民族中会发生巨变，而且不同的文化接触会导致不同的变迁结果^[34]，并且纳什还指出旅游是一种帝国主义形式^[35]。布朗（Brown）也认为旅游只是引发变迁因素中的一种，把旅游业当作替罪羊而忽视更大的社会背景的做法是不正确的，他进一步指出，目的地在获得收益的同时，必然要付出成本^[36]。格林伍德（Greenwood）则指出：“一味地谈论‘传统’是不可取的，因为所有的文化都是在不断地变化……我们所看到的某些解构或许正是建构……。”^[37]

对相关研究方法的探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一些学者还对旅游影响研究的方法、理论进行了反思。其中影响较大的是沃尔（Geoffey Wall）的《旅游影响的反思》和皮尔斯（Pearce）等人的《旅游社区关系》。沃尔认为应该把研究视角从“影响”转移到“变化”，虽然两者含义相近，但是前者内含了一种消极意味，忽视了旅游常常是目的地居民所期待的、需要的这一事实，也忽视了目的地居民在旅游开发活动中的积极主动性。他还指出，研究者应该同时具有主位和客位、内部和外部的视角才能更客观、准确地说明问题^[38][39]。

总体来看，40多年的旅游人类学、社会学研究对旅游与民族文化变迁研究主题形成了相对成熟的视角和观点。如涵化和发展的视角、个人经历的视角、上层建筑的视角^[40]。从旅游对接待地社会文化影响的视角出发，人类学者认为旅游是一种涵化和发展形式，它使接待地的社会文化发生变化。国际著名的旅游研究专家、知名学术刊物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的主编贾法理（Jafar，1986）认为：20世纪60年代的旅游影响研究以积极正面的经济影响评述为主；20世纪70年代的旅游影响研究开始突出旅游现象在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负面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旅游影响的研究中出现了均衡的观点和系统的方法，环境影响和可持续发展理念开始广泛出现^[41]。贾法理（Jafar）提出了“关于对旅游现象理论认识的4个发展平台”的观点，即20世纪60年代的倡议发展平台（advocacy platform）、70年代的谨慎发展平台（cautionary platform）、80年代的调整发展平台（adaptancy platform）以及90年代以来的知识经济和 可持续发展平台（knowledge based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latform）^[42]。宗晓莲根据国外学者在研究思路、使用方法等方面的不同，把国外四十年来的研究分为20世纪60、70年代的定性描述、片面评价阶段；20世纪80年代的细分、量化研究阶段；20世纪90年代后的跨学科、多方法相结合阶段。宗晓莲还认为把旅游现象放在大的社会背景中，注重旅游业的特点并对其进行跨学科、综合的研究是今后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研究应该努力的方向^[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