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姆渡文化的主要特征及遗址分析

河姆渡文化以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而得名，主要分布在杭州湾南岸的宁（波）绍（兴）平原。该文化目前唯一经过较大规模发掘的是河姆渡遗址，1973—1974、1977—1978年两次发掘。

河姆渡文化的陶器主要是夹炭黑陶和夹砂红陶、红灰陶。除素面陶外，盛行在釜类腹底交错拍印绳纹，陶器的宽边口沿上常刻划平行条纹、波浪、圆圈、叶形、谷穗状等几何图样，偶见白地深褐色纹的彩陶。以平底器和圜底器为大宗。代表性器物有釜、罐、带把钵、宽沿浅盘、垂囊式、支脚等。与支脚配合使用的陶釜，始终是河姆渡文化的主要炊器。骨制生产工具丰富，尤其在早期，骨器数量远远超过石、木和陶质工具的总和；就目前所知，这种现象为我国新石器文化中所独有。木器精巧多样。梯形不对称刃石斧、拱背厚体石锛、骨耜、斜铤骨镞、管状骨针、骨哨、木矛、木刀等，都是具有特色的器物。大批榫卯木构件及干栏式建筑的遗迹，显示了河姆渡文化的住房特点。

河姆渡遗址可分为早、晚两期。早期（约前5000—前4000年）：陶系简单，夹炭黑陶占绝对优势。除磨平素面外，绳纹比较多，刻划的几何图案花纹和动植物图案突出。主要器形有敛口或敞口肩脊釜、直口筒式釜、颈部双耳大口罐、宽沿浅盘、环形单把杯、大圈足豆、盆形甑、块状支脚等。石器种类少，一般磨制不精，斧、锛厚硕，主要石器工具中未见穿孔者。晚期（约前4000—前3300年）：夹砂红陶、红灰陶数量最多。前段的泥质红陶外壁红内壁黑，常施红陶衣；后段的泥质红陶表里色泽一致，很少施陶衣。沿用绳纹，出现镂孔纹饰。新出现鼎、落地式把两足异形碗、垂囊式。其他主要器形还有敞口鸡冠耳釜、敞口扁腹釜、牛鼻耳罐、折沿罐、镂孔豆、空腹倾斜体支脚。石器多通体磨光，出现了扁平长条石锛，穿孔石斧、长方形双孔石刀和石纺轮。

河姆渡第4层较大面积范围内，发现丰富的稻谷遗存，有的地方稻谷、稻壳、茎叶等交互混杂，形成0.2—0.5米厚的堆积层，最厚处超过1米。稻类遗存数量之多，保存之完整程度，都是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史上罕见的。经鉴定，主要属于栽培稻。这对于探讨我国水稻载培的籼亚种晚稻型水稻。它与马家浜文化桐乡罗家角遗址出土的稻谷，年代都在公元前5000年，是迄今我国乃至亚洲最早的两例稻谷实物遗存，也是世界上目前最古老的人工栽培稻，这对于探讨我国水稻栽培的起源及其在世界稻作农业史上的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

河姆渡文化具有代表性的农具是骨耜，仅第四层一处就出土170多件。系采用鹿和水牛的肩胛骨加工制成，长20厘米左右，肩臼处一般穿凿方孔，骨质较薄者则无方孔而将肩臼部分修磨成半月形，在耜冠正面中部刻挖浅平的竖槽并在其两侧各凿一孔。还发现了安装在骨耜上的木柄，下端嵌入槽内，方孔里穿绕多圈藤条以缚紧，顶端作成“丁”字形或透雕出三角形捉手孔。此外，还有很少的木耜、穿孔石斧、双孔石刀和长近1米的舂米木杵等。

家畜主要有猪、狗。破碎的猪骨和牙齿到处可见，并发现体态肥胖的陶塑小猪和方口陶钵上刻的猪纹。有一件陶盆上刻划着稻穗猪纹图像，大体是家畜饲养依附于农业的一种反映。此外，还出土比较多的水牛骨头，可能牛已经被驯养。

河姆渡出土多种野生动物遗骨，计有哺乳类、鸟类、爬行类、鱼类和软体动物共44种。绝大多数是梅花鹿、水鹿、四不象、麂、獐等鹿科动物，仅鹿角一项即有400多件。鸟、鱼、龟、鳖数量也不少。还发现有极少的亚洲象、苏门犀、红面猴等温热地带动物的遗骸。骨镞达千余件之多，以铤部不对称的长锋或短锋斜铤镞富有特色，另有窄长锋柳叶形镞、钝尖或锐尖的锥形带铤镞等形制。不见网坠之类的渔具，而存在大量鱼骨，有些骨镞当兼用于射鱼。其他渔猎工具还有木矛、骨鱼镖等。柄叶连体木桨距今约7000年，是已发现的最早的船桨，桨身和桨叶以一块木料制成，残长63厘米，宽12.2厘米，厚2.1厘米，柄、叶连接处刻有花纹，造型匀称，它的发现，说明这时人们已有舟楫之便，并在水上活动中积累起一定的经验。利用禽类骨管雕孔制成的骨哨既是一种乐器，狩猎时也可以吹音用来诱捕禽兽。

河姆渡文化的陶器以夹炭黑陶最富有特点。尤其是在早期，无论炊器或饮食容器，都属于这种陶质。胎泥纯净，含铁量仅为1.5%左右。以大量的稻壳及稻的茎、叶碎末等有机物质为羼和料。工艺技术比较原始，器物均为手制，不很规整。据测试，烧成温度一般为800—850℃，在火候低和缺氧的还原焰中烧制而成。胎质粗厚疏松，重量轻，吸水性强。晚期基本上仍用手制，但有的经过慢轮修整。出现了三足器，袋足器等比较复杂的器形，有的陶器烧成温度提高到1000℃左右。(www.xing528.com)

关于编结纺织，河姆渡发现有芦苇席残片，采用二经二纬的编织法。质轻的木纺轮，连同大小轻重不一的陶、石纺轮，可供抽纱捻线之用。还发现了据认为可能属于原始腰机部件的木质打纬刀、梳理经纱的长条木齿状器、两端削有缺口的卷布轴等。

河姆渡文化的骨器制作比较发达，有耜、镞、鱼镖、哨、锥、针、管状针、匕、有柄匕、梭形器、锯形器、凿、匙等各种器物，广泛使用于生产和生活领域。有管、笄、坠、珠等装饰品。还有蝶形器、靴形器等不明用途的器物。磨制普遍精细，少数有柄骨匕、骨笄上并雕刻图案花纹或双头连体鸟纹，堪称精美的实用工艺品。另有20余件象牙制品，其中刻有双鸟朝阳图像的蝶形器、凤鸟形匕状器、雕刻编织纹和似蚕纹的小盅等，显示了当时的精湛技艺。

木作工艺十分突出。除木耜、小铲、杵、矛、桨、槌、纺轮、木刀等工具外，还发现了不少安装骨耜、石斧、石锛等工具的把柄。用树叉和鹿角加工成的曲尺形器柄，叉头下部砍削出榫状的捆扎面，石斧当是捆绑在左侧，右锛则捆扎在前侧。遗址出土的许多建筑木构件上凿卯带榫，尤其是发明使用了燕尾榫、带销钉孔的榫和企口板，标志着当时木作技术的突出成就。第三层出土一件瓜棱状敛口圈足木碗，口径10.6×9.2厘米，高5.7厘米，底径7.6×7.2厘米，内外有薄层的朱红色涂料，剥落较甚，微显光泽，经鉴定木碗上的涂料是生漆，这是我国迄今最早的漆器制品。它的发现，说明早在新石器时代我国就已经认识了漆的性能并调配颜色，并用以制器。

河姆渡文化盛行一种栽桩架板高于地面的干栏式建筑。遗址各文化层都发现了与这种建筑遗迹有关的圆桩、方桩、板桩、梁、柱、木板等木构件，共达数千件。第四层的一座干栏式长屋，桩木和相紧靠的长圆木残存220多根，比较规则地排列成四行，互相平行，作西北—东南走向。现存最长一行桩木长23米，由西南到东北的第一、二、三行之间的距离大体相等，合计宽约7米，推知室内面积在160平方米以上。第三、四行的间距1.3米，这是设在面向东北一边的前廓过道。建筑遗迹范围内，出土有芦席残片、许多陶片以及人们食后丢弃的大量植物皮壳、动物碎骨等。这座大型干栏式建筑当属于公共住宅，室内很可能隔成若干小房间。干栏式建筑是我国江南地区新石器时代以来的重要建筑形式之一，目前以河姆渡发现的为最早。此外，早期稍后还出现一种立柱式地面建筑，在柱洞底部垫放木板作为基础，或填塞红烧土块、粘土和碎陶片等，层层填实加固，形成臼状柱础，中间立木柱。

遗址第二层发现一眼木构浅水井遗迹。这是我国目前所知最早的水井遗迹，也是迄今发现的采用竖井支护结构的最古老的遗存。水井位于一处浅圆坑内，井口呈方形，边长约2米，深约1.35米。井内每边紧靠四壁栽立了几十根排桩，内侧用一个榫卯套接而成的水平方框支顶，以防倾倒。排桩上端平放16根长圆木，构成井口的框架。水井外围是一圈直径约6米呈圆形分布的28根栅栏桩，另在井内发现有平面略呈辐射状的小长圆木构件和苇席残片等，可见井上还当盖有简单的井亭。

第四层的居住区，发现以陶釜、陶罐为葬具的婴儿瓮棺葬2座。第一至第三层有20多座墓，均不见墓坑和葬具，仅有1座以木板垫底。成人和婴儿多为单人葬。有3座是双人合葬墓，其中1座是两个儿童。第二、第三层内的墓流行单人侧身曲肢葬，个别的是俯身葬，头向东或东北，绝大多数墓无随葬品。第一层内的墓流行单人仰身直肢葬，也有个别仰身屈肢葬，头向不一，以西北或西的居多，普遍有随葬品但不丰富，最多的两座墓各有6件，一般放置釜、豆，少见随葬生产工具。从骨殖保存较好的骨架看，各层墓都存在缺少下肢骨或头骨的特殊现象。

据科学测定，河姆渡文化的年代约为公元前5000—前33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