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以降,傳統經學問題散入中國哲學史、文獻學或者思想史問題之中,因 學科遮蔽的原因,造成一些經學問題被簡單化處理,而忽視了經學問題的處理,在經學傳統中采用的是多學科合一的綜合方式。新著在處理傳統易學中卦爻畫的來源問題時,意識到了張政烺先生在討論數字卦問題時視角單一的缺陷,他説:“張先生曾認 《周易》陰陽爻畫來源於筮數‘一’‘六’,現在看來這一具體結論是不正確的;而且,他的論證比較經驗化,缺乏《周易》筮法理論的有力支持。”[9]張先生的數字卦理論,是當代易學的一個重要考古發現,是張政琅先生歸納甲金簡材料上的三位和六位元竪排數字組,通過奇偶數對應陰陽爻的轉换,而將之判定 數字組成的卦象,并認 在歷史發展中,奇數(一、五、七、九)集中 一,偶數(八、六)集中 六,同時一、六逐步轉化 陰陽符號“—”‘--’,而陰陽爻的讀音則 九、六。新著認 張先生的論證是一種經驗性的推想,雖然結合了一些易學常識,但認識并不深入,也存在一些誤解,没有采用綜合考察的方法。[10]
新著之所以能提出卦爻畫來源於數字“七”“八”的新創見,首先是因 清華簡《筮法》的出土提供了新發現的契機,“清華簡《筮法》的發現, 我們探討爻畫與筮數的關係提供了難得的契機,這就是爻畫‘一’在《筮法》卦例中竟然表示數字‘七’!”[11]其次則是筮法理論的引入,新著發現,出土簡帛材料的陰陽爻畫存在兩種數字構成,“楚簡《别卦》、秦簡《歸藏》的陰陽爻畫是由‘一’‘六’兩數構成,而出土《周易》則是由‘一’‘八’兩數構成的。”[12]這樣,就存在“七”“六”與“七”“八”兩種數字構成的陰陽爻畫。對於這種狀况的出現,新著認 這是由於筮法的不同造成的。易學史上至少存在兩種筮法,一種是基於天地之數的筮法,即以五十五數 基數衍易,最後會得出四、五、六、七、八、九六個數字;一種是基於大衍之數的筮法,即以五十數 基數衍易,最後會得出六、七、八、九四個數字。同時,作者引入孔穎達經爻與用爻的易學觀念,認 天地筮法經爻 “七”“六”,大衍筮法經爻 “七”“八”,因此就出現了兩種不同的陰陽爻畫構成。同理,卦的一般形式即所謂本卦衹用經爻記數,而卦的運用則依筮法所衍之實際出現的數來記卦,因此“七”“六”或者“七”“八”就逐漸演變成了陰陽爻組卦的連斷形狀,用卦中出現的多種數值主要是由不同的筮法造成的,七、六或七、八也就并非經驗集中的結果。(www.xing528.com)
丁四新根據西仁村陶拍易卦的材料推斷,天地筮法與大衍筮法之間是一種前後衍化的關係,“單就《周易》來説,大衍筮法是對於天地筮法的簡化,而由於揲蓍法的變革(簡化),遂導致其卦爻畫的構成及其來源相應地發生了改變:在西周至春秋時期,以六、一(七) 爻體;在戰國時期則以一(七)、八 爻體,出土諸本及今本陰陽爻畫即由其抽象化和觀念化而來。”[13]新著認 ,前期之所以將“七”誤認 “一”,一則是因 筮卦書寫的特殊性造成,因 七的竪筆容易擠占上下空間,遂逐漸“約定數字‘七’省書作‘一’字形”[14];二則是因 無論是天地筮法還是大衍筮法,都不可能産生出數字“一”,“在《筮法》卦例中根本不存在數字‘一’的可能性。”[15]當然,新著既認定今本周易的陰陽爻畫由一(七)、八形式化而來,也就不會贊成九、六是陰陽爻的讀音,“九、六兩數 用爻或占爻,被安排在爻題中,用以指示在卦畫中居位之爻體的陰陽或剛柔性質。”[16]新著將新出土簡帛材料與筮法理論相結合,得出“七”“八”兩數是今本陰陽爻畫的直接來源,其推論過程十分精妙,環環相扣,其結論因之具有很强的可信度,是近年來少有的重要易學創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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