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著具有十分强烈的問題意識,重視厘清問題,從而能够做到有針對性地解决問題,如作者説:“在討論相關問題之前,先就《周易》(包括《歸藏》)卦爻畫的‘構成’‘性質’‘來源’三個概念稍做辨析。‘構成’,乃就組成卦爻畫的形式而言,不過它常常兼攝‘性質’和‘來源’兩個概念。而‘性質’和‘來源’,則皆以‘構成’概念 前提,前一概念是就卦爻畫的構成特徵及其思想、價值傾向而言的,而後一概念是就卦爻畫的先後生成關係而言的,且往往與歷史的因素相關。如説《周易》的陰爻畫是由‘--’構成的,其中“--”表示爻畫,其性質 陰 柔,現在又知道它來源於筮數‘八’,或者説它是由數字‘八’變化而來的,這樣我們就將這三個概念區别開來了。”[3]將卦爻畫的陰陽屬性問題與符號來源問題區分清楚,就能更加精緻地論證相關問題,避免將兩者混 一談,防止因語言不清晰而産生論證失焦的問題。新著問題意識的另一個方面體現在對研究現狀的充分把握上,當今學界在學術研究中自説自話的現象十分嚴重,觀點往往缺少足够的討論,而新著提出問題往往建立在對學界先進的相關研究充分掌握的基礎之上,如丁四新説:“張政烺先生提出了數字卦的概念,思考了《周易》陰陽爻畫的來源問題,雖然他的研究極富啓示意義,但是由於資料的不足和誤用……,數字卦問題疑竇叢生及楚簡《筮法》等提供的新材料,早期卦爻畫的性質及其來源問題,仍是今天需要着力加以追問的探討的。”[4]這種基於對話討論的問題提出方式,顯然更能提出具有學術史含義的問題,形成推動學術進步的合力。
新著在對帛書文本進行文本分析與文字考證時,一方面重視傳統的文獻考證、字義訓詁以及地下材料與文獻材料相互印證等方法的運用,“從出土材料和傳世文獻相結合的角度來看,‘《説卦》三篇後得’説是不正確的。”[5]“‘猒(厭)’可讀 ‘懨’,或‘燕(宴)’,均可訓 ‘安’。不過‘懨’字偏於心理及舉止活動上的安詳貌,而‘燕(宴)’ 安閑、安息、安樂義。權衡二訓,筆者認 ‘猒’讀作‘燕(宴)’,似乎更符合帛書本義。”[6]顯然,作者更加注重對文本的思想考察,所有的研究方法都從屬於思想闡發這個終極目的,因此新著廣泛運用了語式分析與思想背景考察的方法。“從第一部分的第一層到第二層,再到第二部分的叙述方式——先是一問一答,繼之以一問多答,接之以無問無答的多個‘子曰’的自語自釋,再接上關係更 疏遠的第三部分文字,其文章安排,何其有序也哉!足證《繆和》帛書文本是經過作者或編者精心安排和編纂的結果。”[7]“2001年9月,筆者終於明白前一個‘子曰’是所謂述經的内容,它着重反映和强調了孔子曾經傳經這一事實本身,而孔子弟子所習得的《經》文也正是由其師所授的,《易經》也纔能够稱得上所謂的儒家經典;後一個‘子曰’是所謂‘解經’的内容,它着重反映了孔子不但述經,而且針對經文做了細緻的解釋,從其體例看,正是所謂‘傳’的方式和内容。”[8]無疑,這些推論都是建立在出土文獻提供的新材料之上的,但要想利用這些材料進行有説服力的論證,則還是需要通過細緻的語式分析與背景檢驗纔能够令人信服。正是通過引入這些現代哲學分析方法,作者纔得出《繆和》《昭力》兩者編在一起是因 出於拼合成文的編撰目的,而“引經的‘子曰’” 模式與孔子傳經的歷史背景相關,這兩個令人耳目一新的觀點。(www.xing528.com)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