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著名漢學家葛瑞漢在論述《老子》時曾敏鋭地指出:“在思想深處,用假名來僞裝的彌漫於全書的逃避與退隱,是一種主導性的情緒使然,即恐懼。在《老子》書中,我們呼吸到與莊子大無畏思想(“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迥然有别的氣息。他關心的問題是,弱小國家或小人物如何在天下險峻的力量對抗形勢下求得生存。”[8]《老子》全書確實彌漫着一股恐懼的情緒,如老子説:“不尚賢,使民不争;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 盗;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虚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智者不敢 也。”(第3章)老子提倡無 而治是害怕“民争”“民 盗”“民心亂”。老子又説:“持而盈之,不若其已;揣而棁之,不可長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第9章)老子提倡“功遂身退”就是害怕事情走向反面而給個人帶來危害。不過《老子》中的恐懼情緒不僅僅是葛瑞漢所説的主要是小國家或小人物求生存的問題,而是所有人和所有國家求生存的問題,不僅小人物,如上所引的《老子》中的聖人也是如此,不僅小國,大國也是如此,如老子説:“治大國若烹小鮮。”(第60章)“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第61章)即使老子的“小國寡民”也主要是一種治大國的思想。[9]因此,對個人和國家能否求得生存的恐懼是彌漫於《老子》中的一種主導型情緒,與莊子學派的大無畏思想不同,這是黄老道家思想的主要特徵之一。《黄帝四經》中也彌漫着一股恐懼的情緒,如《經法·六分》説:“凡觀國,有六逆:其子父。其臣主。雖强大不王。其謀臣在外位者,其國不安,其主不悟,則社稷殘。其主失位則國無本,臣不失處則下有根,[國]憂而存;主失位則國荒,臣失處則令不行,此之謂頹國。……主兩則失其明,男女争威,國有亂兵,此謂亡國。”[10]與“六逆”相對的是“六順”,《黄帝四經》認 國家能否治理好,就取决於“六順”“六逆”,如果出現“六逆”,國家便會衰亡,“六逆”的提出反映了《黄帝四經》對於國家衰亡的恐懼,因此《黄帝四經》又提出“六順”來化解這種恐懼的情緒。又如《經法·亡論》:“凡犯禁絶理,天誅必至。一國而備六危者滅。一國而備三不辜者死,廢令者亡。一國而備三壅者,亡地更君。一國而備三凶者,禍反[自]及也。”這裏也提出“犯禁絶理”“六危”“三不辜”“三壅”“三凶”等數種導致國家衰亡的因素,其背後也藴含着對於國家衰亡的恐懼情緒。
曹峰發現黄老學文獻有一共同特徵,即在語言上帶有禁忌色彩,好用“天X”之語表示來自上帝或自然的懲罰,好用“利”“可以”“毋”“不可”表示宜忌,語氣乾脆簡練、直截明瞭,體現出不容置疑的權威和自信。[11]但他没有進一步探究 何黄老學文獻在語言上帶有禁忌色彩,筆者以 這與黄老學文獻中所藴含的恐懼情緒息息相關,因 害怕國家出現危亡的情况,所以黄老學提出許多綱領性的原則以避免國家危亡, 增强這些綱領性原則的可信性,黄老學多假藉上帝或自然的權威,并且多用“利”“可以”“毋”“不可”等表示宜忌,體現出這些原則的權威性。這些特性,在北大漢簡《周訓》中也體現得一覽無餘。
《周訓》首章就説:“ 人君者,賞罰不可以不當,賞罰不當則毋以使民。 人君者,决獄不可以不正,不正則善人怠善…… 人君者,不可以輕言,輕言則多失…… 人君者,不可以言不智,言不智則是自窮也。…… 人君者,不可以盡情於其臣,盡情於其臣,將何以君人? 人君者,不可以大慤,慤則大信人…… 人君者,不可以大酒,大酒則大荒…… 人君者,不可以不好聽,不好聽則毋從知下之情…… 人君者,不可以信讒,信讒則苛民,…… 人君者,喜怒不可以旋發之於前…… 人君者,不可以通其群臣之言,通其群臣之[言],則臣相知情。”[12]上述簡文就出現十一個“不可以”,中間有竹簡遺失,估計簡文應有十二個“不可以”。[13]上引簡文的結構都是“ 人君不可以做某事”,如果“做了某事”,則會産生嚴重的後果。與之類似的還有“十二月”章:“俟國者,不可以不寬,不寬則無以容衆……有土地者,不可以不惠,不惠則無以來民。……君百姓者,不可以不信,不信則無以致遠近。”《周訓》還好用“毋”字,《周訓》在周昭文公告誡共太子之後,多數篇章都有“汝勉毋忘歲某月更旦之訓”,體現出周昭文公對自己政治理論的自信。《周訓》還出現“其胡可以毋務好善”“其胡可毋務遂孝而謹慎其身”“人君其胡可以毋務懷德”“人君其胡可以毋務惠於庶人”“毋使小人也”“毋大不仁也”“人君胡可以毋務愛士”“聽諫而毋覆過”“其胡可毋慎”“其使能使民毋去己遷”“其胡可毋好也”“毋殺無罪”“毋輕吾國”“毋自使廢”等字樣,其中均有“毋”字。這都是周昭文公在告誡共太子治國 政不可任性,用“不可以”“毋”等詞表示昭文公關於治國理政的觀點具有不容置疑的權威性。這與黄老學文獻好用“利”“可以”“毋”“不可”表示宜忌,對於自己的觀點十分自信并且表現出不容置疑的權威性是一致的。(www.xing528.com)
《周訓》用這麼多“不可以”“毋”等詞,藴含了作者對於國家和個人滅亡的恐懼之心。如《周訓》“正月”章連用十一個“不可以”對君主 政提出要求,是因 作者擔心不這樣做的話就會導致國家和個人的衰亡,如説:“ 人君者,不可以信讒,信讒則苛民,苛民則政亂,政亂則民移,民移則國空虚,國空虚而城不守。主欲毋危,其得已乎?”君主不可信任讒言,否則會導致國家滅亡,君主自身也有殺身之禍。因此《周訓》説:“此 人君者所謹慎也。”君主要謹慎治國,就是害怕身死國滅。《周訓》不僅僅是籠統地論述治國理政,而且還着重論述立嗣問題,這更能體現出作者的恐懼情緒。《周訓》着重强調立嗣要立賢,如《周訓》“二月”章借商湯對太甲説:“朕子九人,唯爾 嗣。豈獨汝宜?它斯可置。汝不好善,其庸知不代? 能孝悌,譬之若天,誰敢弗戴?爾□□□,□義尊仁,而遂 民天;汝弗能勉,而自令 地。唯毋 地,人將履之。唯毋 天,其誰敢視之?夫天之與地相去遠矣,而 人君與 人臣之相遠也,又遠於天之去地也。承國主者,其胡可以毋務好善?”又借禹對啓説:“勉務好唯,而戒毋作非,□國失……弗好務,將或代之。諸置嗣者,莫立不治。自昔及今,從古以來,豈有不賢而可任國哉?今汝不能聰明元聖,其何以獨得奉祭祀?”衹有立嗣立賢纔能保持國家的長治久安,如果嗣子選的不好,則會出現吴王闔閭那樣的下場:“越之城旦發墓於邗,吴既 虚,其孰衛闔廬?雖已掩埋之,寇出其骸,莫守其墳,人發其丘,抇以 壑,豈或禁之?見其若是也,其誰能毋怵惕?”因此越王句踐告誡其嗣曰:“務若闔廬之自令伯也,而勉毋效其置夫差也。”因此,《周訓》“五月”章記載越王句踐臨死前最害怕的就是其嗣子效法夫差:“余恐而輕國而不好文理,不愛民而乏絶吾祀,特令我卒而若闔廬不孝而已。余恐其若此,吾故不能毋出……。”文中出現兩個“余恐”,鮮明地表現出越王句踐對於嗣子能否承繼其志的擔憂。類似的話,《周訓》中還有很多,如《周訓》在解釋舜 何不立其子商均 嗣時説:“父之愛子也,豈惡貴之?念予之國,恐以祟之。夫亡國之人,豈將徒亡國而已?必失其身。”舜害怕立商均 嗣會導致國亡身滅。又載武王滅商之後説:“畏戒!畏戒!取諫不遠,視而所代。”都是要求君主永葆畏懼之心。《周訓》還假藉天和鬼神的權威來論述其恐懼情緒,提出“敬天畏鬼(神)”的思想,如説:“敬天畏鬼,毋殺無罪。”“天監臨下,日臨九野,爾殺不當,司命在户,所處不遠,居以視汝。”“爾能畏天,則壽命永長。爾能事神,則無疾殃。”衹有對天和鬼神有畏懼之心的君主纔能保持國家和個人的長久。當然,《周訓》主要記載周昭文公對於共太子的告誡,其中自然也包含周昭文公對於共太子能否治理好國家的擔憂,如《周訓》“三月”章記載周昭文公對共太子説:“故屬子國而能守之,則追譽其親。予而失之,則非徒亡國而已,又將傷其先人。”選擇一個好的繼承人對於一個國家而言是至關重要的。
由此可知,黄老學文獻藴含一種對國家衰亡的恐懼情緒,這一點從北大漢簡《周訓》中可以輕易地看出來,其中不僅包含一般的對於國亡身滅的恐懼,而且還特别提出立嗣的問題,對於君位繼承人是否立賢也存在深深的擔憂,害怕立嗣不賢會給國家和個人帶來毁滅性的灾害。正是由於這一點,因而黄老學文獻好用“利”“可以”“毋”“不可”表示宜忌,這一點北大漢簡《周訓》也是如此,簡文中出現大量的“不可以”和“毋”等詞,體現出作者對其治國思想的自信以及其思想具有不容置疑的權威性。黄老學文獻中的恐懼情緒與莊子學派的大無畏思想不一樣,程少軒曾質疑北大漢簡《周訓》非道家思想,但其所舉例子是《莊子·在宥》和《莊子·天道》,[14]程少軒的錯誤在於他没有區分老莊道家與黄老道家,從恐懼情緒來看,北大漢簡《周訓》當屬於黄老道家而非老莊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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