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孔子的爱好：易经

一些人對傳世文獻記載的孔子晚年喜好研習《易》一直持懷疑態度,乃至也不相信帛書“易傳”類作品中的記載。否認這種看法的人通過帛書“易傳”記載的孔子“老而好《易》” 等新信息主要是進一步去認證孔子晚年好《易》確乎是一個事實。我贊成有關這方面的看法,認 孔子晚年愛好《易》的事實不能否認。帛書《要》篇記載的孔子“老而好《易》”,同《史記·孔子世家》記載的“孔子晚而喜《易》”,可以相互印證。孔子在居住的地方將《易》放在身邊,外出時將它放在行囊中隨行(“居則在席,行則在囊”),反復閲讀以至於把它的編繩都磨斷了(“讀《易》,韋編三絶”)。這些記載向我們呈現了孔子晚年研習《周易》的具體情景。從這裏出發,我想集中討論的是,晚年的孔子 什麼對《易》情有獨鍾,孔子主要是出於什麼樣的目的入迷地研習《易》、詮釋《易》。

晚年的孔子之所以喜歡研習《易》,用很多精力去詮釋它,按照《要》篇記載的孔子自己的説法,他一是 了“察其要” 和“聞要”;二是 了“樂其辭”;三是 了“觀其德義”“求其德”。按照《論語》的記載他是 了“無大過”;依據《史記·孔子世家》的記載他是 了“於《易》則彬彬矣”。把《要》篇的記載同傳世的記載結合起來,可以説孔子晚年喜歡研習《易》和詮釋《易》,一是 了避免犯大的過錯;二是 了欣賞《易》的言辭;三是 了洞察《易》的要旨、要義;四是 了彰顯《易》的道德價值。顯然,這些都是聯繫在一起的,在相對的區分的意義上我們可以分别看一下。

孔子“好《易》”之事是發生在他的晚年,要理解他所説的“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先要同他這一個時段的人生經歷結合起來看。自稱“十五”就“志於學”的孔子,年輕時就應該接觸到《易》并對它有所瞭解。過了“不惑之年”而快到五十歲的孔子,特意説他希望能有更長的壽命從五十歲開始學《易》,當然不能是指一般的學習,而是要深入地去鑽研和體認《易》的義理,從中獲得人生的指導,以避免有大的過錯。回憶一下,孔子在五十歲前的幾年中,即使他已意識到了《周易》的重要,想好好學習它,但由於公務在身,恐怕他還是没有時間(至少是集中時間)去研習《周易》,所以他希望在五十歲以後能够有時間去研習。但五十歲後,孔子先是擔任了中都宰(五十一歲),很快又被魯定公任命 司空、大司寇并兼行相事。至此,孔子的政治生涯幾乎達到了頂峰,他更會繁忙於政治事務,更難有多少業餘時間去研習和傳述《周易》了。因此,孔子“老而好《易》”最有可能是他政治生涯受到了挫折,從五十五歲他離開魯國、周游列國開始的。根據《要》篇説的“居則在席,行則在囊”,可以合理推測,它應是發生在孔子周游列國、漂泊不定的經歷中。經歷了十幾年漫長時間的周游,最後孔子又回到魯國,直到他七十三歲時逝世,這一段時間整體上可以説是孔子的老年或晚年時期。^[9]政治事業受挫和命運多舛也好, 了之前説的“可以無大過” 也好,這都會促使孔子去研習《易》、詮釋《易》。

《易》原本是一部占筮之書,歷史上,它主要被用於獲知神意,預測人類重要活動的吉凶、禍福。不用説,孔子也是這樣看的,而且他也有占筮的經驗。子貢問“夫子亦信其筮乎?” 孔子没有猶豫就回答説:“吾百占而七十當,雖周梁山之占也,亦必從其多者而已矣。”(《要》篇)孔子 什麼對這部占筮之書有了濃厚的興趣,讓子貢大惑不解。尤其是他的老師之前曾教誨他説:“德行亡者,神靈之趨;知謀遠者,卜筮之繁”;“遜正而行義,則人不惑矣”。(同上)根據孔子的説法,有德行和知謀的人,不需要求諸神靈和卜筮;謙遜、正直和行義的人,没有什麼困惑。對孔子的教誨,子貢深以 然,他銘記在心并勉力實行。子貢舊話重提,以他一貫的風格懷疑、詰問他的老師。孔子很可能没有事先向子貢説明,晚年他特别喜好《易》的緣故。因此,子貢根據之前他老師的説法和做法,自然認 他老師現在這樣做,訴諸超自然的“神謀”“鬼謀”,違背了他之前的立場,前後自相矛盾。

子貢的質疑,正好使孔子有機會來解釋何以晚年他喜好上了《易》。按照上述,孔子晚年 什麼喜歡《易》,主要也是他在回答子貢的詰問時直接表達出來的。其中之一是因 他喜愛《易》的言辭(“樂[其]辭”)。《要》篇記載説:“《尚書》多仒(張政烺讀作“誣”)矣,《周易》未失也,且又有古之遺言焉。予非安其用也,予樂[其]辭也。”據此可知,孔子對於《易》的興趣不在其象數和占筮之用,而在於《易》中保存的“古之遺言”,在於《易》中的言辭——即卦辭和爻辭。按照帛書《繫辭傳》的説法,《易》包含了聖人之道的四種東西:“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由此來説,孔子“樂其辭”類似於這裏説的重視《易》中的言論(“尚其辭”)。子貢没有明白孔子所説的“樂其辭”的真正意義,他更直率地批評他的老師,説如果是這樣則是“已重過矣”。他拿之前孔子教育他的話“遜正而行義,則人不惑矣”,説他的老師“今不安其用而樂其辭,則是用奇與人也”。孔子批評了子貢的這一指責,進一步解釋説他“樂其辭”有更深的含義,即 了探求“《易》道”。這是孔子晚年喜好《易》的又一個緣由,即 了掌握《易》的要旨和要義。孔子説:“察其要者,不詭其辭。”(《要》)一個人真正做到了這一點,他就不會違背《易》辭的意義。

“樂其辭”也好,“察其要”(還有“聞其要”)也好,這都是比較抽象的説法,孔子以此很難使自己同側重於占筮和象數之《易》的人劃清界限。實際上,孔子也意識到了他的這種“好《易》”很可能成 後人懷疑他的原因(“後世之士疑丘者”)。既是 了更具體地向子貢説明他晚年好《易》的實質,也是 了避免引起後人對他的懷疑,孔子又進一步説:(www.xing528.com)

《易》,我後其祝卜矣!我觀其德義耳也。幽贊而達乎數,明數而達於德,又仁[守]者而義行之耳。贊而不達於數,則其 之巫;數而不達於德,則其 之史。史巫之筮,鄉之而未也,恃之而非也……吾求其德而已。吾與史巫同途而殊歸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義焉求吉,故卜筮而稀也。祝巫卜筮其後乎!

這是孔子説明晚年他 什麼“好《易》”的非常重要的一段話。在此,孔子首先指出,對於祝卜從事的占筮,他完全是將之放在次要的位置上去看(“後其祝卜”“祝巫卜筮其後”)。他之所以這樣做,是因 在他看來一個人的幸福和吉祥,根本上是取决於他的德行和仁義。這樣的人很少也不必要去求助於祭祀和卜筮(“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義焉求吉,故卜筮而稀也”),他也没有困惑(“遜正而行義,則人不惑矣”)。相反,一個人不去追求自己的德行和發展自己的智慧,他就會去求助於超自然的力量和占筮方法(“德行亡者,神靈之趨;知謀遠者,卜筮之繁”)。孔子説,表面上看他同祝卜者都在求助於《易》,但由於他的目的和方法同巫祝者不同,因此他們所得到的結果自然也不同了。這就是説,孔子喜歡《易》,根本上是 了從中追尋道德價值,用孔子説的話就是“觀其德義”“求其德”。這一點已被大家充分指出了。歸根結底,孔子晚年喜好《易》絶不在其“象數”,而在其德義;絶不在其占筮,而在其修身和增益美德。

孔子對《易》的所好在其“德義”,這是對文王從《易》中“推演美德”做法的傳承和擴展。^[10]在《要》篇中,孔子對文王“演《易》”同紂的無道的關係説:“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慮。紂乃無道,文王作,諱而避咎,然後《易》始興也。予樂其知之自[□]。”在《左傳》《國語》等記載的占筮案例中,所説的吉凶取决於人(“吉凶由人”),主要是説取决於人的美德。這實際上是强調單純的占筮對人生的吉凶没有什麼作用。^[11]從子服惠伯説的“易不可以占驗”和“擬德占之,則《易》可用矣”,從孔子説的“不占而已矣”,從帛書《衷》説的“無德而占,則《易》亦不當”,從荀子説的“善 易者不占”等等,我們可以看出,這些説法都是一脉相承地强調《易》在成就人的美德中的重要性。明智的人都知道,人的吉凶、禍福根本上是取决於人的行 ,不是取决於占筮或者什麼超自然的東西。

如何從《易》中追尋美德,孔子主要采用了兩種方式:一是求助於《周易》的卦爻辭和遺言。上面我們已經談到,孔子樂於研習《易》的“卦爻辭”。在他看來,《尚書》由於久遠而失實的地方頗多,而《易》則没有這方面的缺點,它裏面還包含有“古之遺言”;二是孔子從《易》的象數入手,通過象數而達到美德。從孔子也主張“達乎數”“明數”來看,他并不否認《易》的“象之數”,這是他同占筮者的相同之處(“同途”),但他不是以此來預測吉凶,而是以此“達乎德”并“守仁”和“行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