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墓壁画女性图像风格考察陈列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阿斯塔那第187号唐墓为夫妇合葬墓，出土的墓志有残损，纪年以及墓主姓名等信息缺失。从墓葬位置在高昌张氏家族墓地中看，墓主属于张氏家族成员，男墓主有上柱国勋，从墓志残存武周时新字判断可能是武周时期下葬的安西都护府武将。武周新字出现在长安二年（702）至长安四年（704）间，这是此墓年代的上限。男尸席边有天宝三载（744）的文书，可能是夫人下葬时放入的随葬品，夫人入葬时间当为天宝三载（744）或晚于此，这是此墓年代的下限。阿斯塔那第187号唐墓出土木框联屏绢画（下文皆简称为“绢画”），出土时破碎，经修复残存十一个女性，两个孩子，一条拂菻狗（图4-23）。

图4-23　阿斯塔那187号唐墓绢画残片

《唐代西洲墓中的绢画》一文称：“根据人物的相互关系、树木残损的痕迹以及上下两幅绢接缝所显示的关系，探求出原画的完整结构，作出示意图”^[33]。即画面中间为贵妇对弈，残存左边一个坐姿女性，右手两指夹围棋子准备放在棋盘上，她体态肥硕，高髻，胖脸，桃花妆，穿中宽袖襦衫、绿裙、透明白纱帔子，身后有一个托杯盏的男装侍女。右边贵妇残损，其后有两个侍女。这组人物右边是看棋的两个女性，左边是贵妇与两个侍女，以及两个孩子与拂菻狗嬉戏。此文中认为绢画女性与盛唐时期风格接近，“可以确定是开元前后的作品”。

白适铭先生的《盛世文化表象：盛唐时期“子女画”之出现及其美术史意义之解读》一文认为绢画中女性与史思礼墓、吴守忠墓女陶俑造型类似，说明其年代为8世纪40年代^[34]。

通过与唐墓壁画女性图像体系比较，笔者认为此绢画女性丰颊肥体的画风接近第四期n型风格。

首先，从造型看，绢画女性的体貌特征5.5～6头身，身材矮胖，腰粗腹圆，面部圆胖，下颌丰满，手脚较小。此种体态比较接近开元二十六年（738）武惠妃墓、天宝元年（742）李宪墓壁画肥胖的女性图像。(www.xing528.com)

绢画女性发型很有特色，多数女性发髻两鬓不蓬松而是上梳至头顶，用红发带束成一股发髻向正前方平卧，发髻扁平而头部却向上翘起，像一条牛舌。有的女性后脑头发掩颈，有的脑后头发向上梳起。这种发髻或许是倭堕髻的变体，差别在于倭堕髻发髻头部下垂，两鬓蓬松。天宝元年（742）李宪墓壁画及出土的女陶俑中可以找到极其相似的发髻，如第二天井西壁壁画第二个红裙女性的高髻，女陶俑k4∶3、k4∶6、k4∶171、k4∶131（借用《唐李宪墓发掘报告》中的编号）等的发髻。发髻根部系红发带的细节也在李宪墓壁画女性发髻上常见。但开元二十六年（738）武惠妃敬陵壁画与石椁线刻画女性未见此发髻，开元二十八年（740）韩休墓壁画女性也未见此发髻。

绢画女性面妆均为红妆，额上还有各种花子，嘴唇圆而红。类似的面妆可见于开元二十六年（738）武惠妃墓、天宝元年（742）李宪墓壁画的女性图像。

服饰方面，绢画裙装女性与男装女性的服饰也类似武惠妃墓、李宪墓壁画的女性图像。连透明纱帔子及衣裙上的花纹都可以在武惠妃敬陵石椁线刻画女性服饰中找到类似的。绢画中比较特殊的是男装女性的多色彩条袴，笔者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观察绢画原作时，看到展柜中有类似的多色彩条袴实物展出。这种彩条袴在唐墓壁画女性图像中罕见，唐墓壁画男装女性穿的条纹小口袴裤口紧收，且多加裤边，色彩多为两色相间，黑白相间最为常见，这种条纹小口袴较晚可在开元九年（721）薛儆墓石椁线刻画中见到，之后的唐墓壁画如武惠妃敬陵、韩休墓、李宪墓等唐墓壁画男装女性多见穿单色袴，且袴口不再收紧，变得宽松且很长，堆叠在鞋上。

其次，从绘画技法分析，唐墓壁画绘制不如绢画精致细腻，但是基本技法还是一致的。绢画女性墨线挺拔流畅，粗细均匀，属于铁线描。笔者仔细观察绢画原作中穿圆领白袍的女性，看到在白袍部分白粉下透出墨线痕迹。由此，笔者认为其绘制方法为用淡墨起稿，然后用浓墨定稿。恰巧笔者于2016年在陕西历史博物馆看武惠妃敬陵几幅绘女性壁画原作时，也发现浓墨线旁淡墨起稿的痕迹。

绢画的设色十分鲜丽，色彩种类多，技法也丰富，平涂与渲染兼用。唐墓壁画中开元二十六年（738）武惠妃墓、天宝元年（742）李宪墓壁画的女性图像设色均艳丽。天宝四年（745）苏思勖墓壁画是新的设色技法“焦墨薄彩”的典型代表。据此来看绢画的设色风格更接近武惠妃墓、李宪墓壁画的女性图像。

最后，如果绢画的构图真是如《唐代西洲墓中的绢画》一文中分析的那样，笔者就产生了一些疑问，这套木框联屏绢屏风的构图不像是常见的六扇屏障，而是从中心向两边展开，是不是三联或五联屏风？为什么内容和人物不够对称？这套木框绢屏风的尺寸不大，每一幅高度不等，为81.4厘米至58.8厘米，不可能是落地屏风，可能是用来做床榻上三面或四面围挡联屏用的，如白居易诗《卯饮》中有“短屏风掩卧床头”的诗句^[35]，使用方式可能接近开元十八年（730）臧怀亮墓壁画中围屏榻上的美人画联屏。李白诗《巫山枕障》有“巫山枕障画高丘”一句^[36]，说明枕障上也有绘画，阿斯塔那第187号墓出土的这套木框联屏绢画是否是枕障而不是屏风？

笔者认为此绢画女性丰颊肥体的画风接近第四期n型风格，比较接近开元二十六年（738）武惠妃墓与天宝元年（742）李宪墓壁画、石椁线刻画、女陶俑等女性图像，绘制时间当距此不远。考虑到女墓主下葬时间在天宝三载（744）或晚于此，此画若是女墓主生前使用的器物，绘制的时间当比女墓主入葬时间早，即天宝三载（744）或稍早。此画若是死后专用的明器，当与女墓主入葬时间同时。从天宝四载（745）苏思勖墓壁画多见焦墨薄彩的画风，绢画色彩艳丽的画风早于天宝四载（745）的可能性更大。

通过综合分析，阿斯塔那第187号唐墓出土木框联屏绢画绘制时间约为738年至745年间，天宝三载（744）可能性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