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墓壁画女性图像风格：丰颊肥体成流行

第四期从玄宗开元十五年（727）至代宗大历九年（774）前，包括韦慎名墓、李邕墓、薛莫墓、臧怀亮墓、豆卢氏墓、温神智墓、侯臣墓、武惠妃墓、李道坚墓、韩休墓、张九龄墓、李宪墓、韦君夫人胡氏墓、苏思勖墓、张去逸墓、高元珪墓、何府君墓、韩氏墓壁画女性图像。另外，雷内侍妻宋氏墓图像资料不详，仅有文字记载有女性图像，从墓志纪年看也应属于第四期。

特别需说明的是，从第四期最后一座墓，即北京地区的乾元二年（759）何府君墓壁画女性图像之后，到大历九年（774）贝国夫人墓壁画女性图像之间，目前未发现这15年时间存女性图像的纪年唐墓壁画资料，或许与安史之乱对社会的破坏有关，所以对第四期与第五期的划分只能依据目前笔者所掌握的资料。

第四期可以分为两个时段：第一时段玄宗中期，第二时段玄宗后期至代宗时期。

1.第一时段：玄宗中期

第一时段是开元十五年（727）至开元二十六年（738），包括韦慎名墓、李邕墓、薛莫墓、臧怀亮墓、豆卢氏墓、温神智墓、侯臣墓壁画。这一时段以丰颊肥体，多见梳倭堕髻的女性图像风格为主流。

开元十五年（727）韦慎名墓壁画墓室东壁残存一个女性头部、树木，西壁残存六扇骑马女性屏障画，其中两个骑马女性保存较好，裙装贵族女性头部裹青色头巾，面颊丰润，眉目细长，身材偏胖。穿中宽袖襦衫，长裙，披帔子。骑马男装女性身材微胖。这一特点更为接近第三期第一时段第二组风格。

开元十五年（727）李邕墓壁画过洞天井南部为出行人物，其中有两个双垂髻男装侍女；北部残存两个比较完整的裙装女性与鸟（图3-8-1），牛车后存有两个女性的头部。前墓室东壁残存五个侍女的残片。后甬道西壁有一个侍女，东壁存两个侍女。后墓室东壁北部绘一个坐着的贵妇与一个童子，中间绘一个舞女，南部残存四个乐人；北壁残存两个侍女残片，西壁的六扇屏障壁画仅剩一扇比较完整，绘一个女性。李邕墓壁画女性5.6～6.1头身，身材矮胖，体态接近两头细中间粗的纺锤形。女性穿中宽袖襦衫、半袖，下穿单色裙，披帔子，发髻多为倭堕髻。这种造型是开元十一年（723）以来最为流行的女性风格之一，据2009年9月《华商报》的报道，开元十二年（724）秦守一墓石椁线刻画石椁内侧线刻画为体态丰腴的女性^[13]，以及开元十一年（723）鲜于庭诲墓、开元十二年（724）惠庄太子墓与金乡县主墓的女俑皆造型类似。李邕墓壁画墨线粗细变化明显，有迅疾和飞动的气势，已经是兰叶描了。设色多见黄、赭、绿等色，平涂与渲染结合。

开元十五年（727）阿史那怀道十娃夫妇墓石椁现存顺陵文物管理所院内，石椁线刻画存一个裹幞头男装女性，幞头上簪花，体态丰腴，胖脸，下颌丰满，穿圆领缺胯袍，线鞋，双手持花，左边有一只拂菻狗。

开元十六年（728）薛莫墓壁画墓室四壁绘影作木构，东壁残存一个戴胡帽的女性头部。女性两颊丰满，眉眼细长秀丽。

开元十八年（730）臧怀亮甬道壁画绘侍女三人，5.5～5.7头身，均为丰颊肥体，梳倭堕髻的风格，比较接近李邕墓壁画女性风格。臧怀亮甬道壁画墨线有粗细变化，行笔迅疾爽利，设色多用淡黄、赭、绿，以渲染为主，比较清淡。

开元十八年（730）温神智墓室四壁绘影作木构，北壁东侧绘一个侍女。遗憾的是笔者仅能找到此墓壁画线图，看不清侍女图像的细节，但可看出体态微胖。

开元二十二年（734）侯臣墓室壁画绘一个持包袱的男装侍女，一个捧盒侍女。男装侍女体态偏胖，圆脸，穿圆领袍、大口袴、高头履。

可以看出，体态丰肥，穿中宽袖襦衫，穿半袖，系长裙，披帔子，梳倭堕髻的女性画风在67座纪年唐墓壁画中开始流行时间约为727年至730年。在女俑与线刻画中此种风格出现得更早，开元十一年（723）鲜于庭诲墓部分女俑与王玄德墓志上侧线刻画乐舞图中的女性，梳倭堕髻，说明这种女性画风与服饰发型可能在开元九年（721）至开元十五年（727）之间已经开始流行。这段时间发生了一件大事，据《旧唐书·后妃传》载，开元十二年（724），玄宗的王皇后因符厌之事被废，武氏因姓武而未能封后，被封为惠妃，“宫中礼秩，一同皇后”^[14]。其实在此之前武氏已经宠冠后宫。联系开元十一年（723）女陶俑变为丰颊肥体，梳倭堕髻的风格，可以推测这种发式与服饰流行是在武惠妃宠冠后宫之时，开元二十五年（737）武惠妃死后被追封为贞顺皇后，开元二十六年（738）葬于敬陵，敬陵壁画女性均体态肥硕。杨玉环在武惠妃死后才入宫侍奉玄宗，说明玄宗时期士女画变为丰颊肥体的风格是在武惠妃受宠时期，很可能是武惠妃而不是杨贵妃所引领的新风尚。杨贵妃“丰肌秀骨”之美，只是武惠妃时代以肥为美的延续而已。

2.第二时段：玄宗后期至代宗时期

第二时段为开元二十六年（738）至乾元二年（759），包括武惠妃墓、李道坚墓、韩休墓、张九龄墓、李宪墓、韦君夫人胡氏墓、苏思勖墓、张去逸墓、高元珪墓、何府君墓壁画女性图像。发髻出现更多变化，多见倭堕双髻与翘头髻，还有其他的高髻。女性体态比第一时段更加丰肥，胖脸，颈部短而粗，身体肥硕。

开元二十六年（738）武惠妃敬陵虽未见墓志，但是出土的玉哀册碎片上有“贞顺”二字，符合武惠妃死后追封“贞顺皇后”的封号。敬陵壁画残存影作木构的土红阑额，甬道绘近二十个侍女，墓室北壁存一个男装士女。武惠妃墓壁画女性6头身，体态更为丰肥，服装更为宽松，最为多见的发髻变为翘头髻，面部为红妆，面颊用朱砂渲染得红彤彤。面部下停与中停相等或略长，说明下巴变长而且丰满。墨线略有粗细变化，可以看出用淡墨画后用浓墨定稿的痕迹（图3-8-2）。色彩明艳，多用红、黄、赭等色，较多使用渲染技法，多见使用留水线技法。

敬陵出土的石椁内壁还有十幅线刻画，每幅女性两至三人，有贵妇，有侍女，丰颊肥体的风格类似壁画女性，不同的是石椁线刻为阴线刻，线条细密均匀，服装上多刻有花纹。石椁还有彩绘，石椁内壁顶部绘有五色彩云，女性面部均涂了白粉，为白妆，画红嘴唇。

无独有偶，不仅武惠妃石椁线刻画有彩绘女性图像，陕西靖边县红界墩乡出土的开元二十四年（746）杨会墓石椁内壁也有十幅墨线勾勒彩绘女性图像，有彩绘裙装女性八人，男装女性两人。裙装女性体态丰腴，面颊丰满，梳倭堕髻和中分抱面发髻，穿中宽袖襦衫，长裙曳地，披帔子。男装女性穿中宽袖圆领袍，一人双髻，一人裹幞头。有的女性旁有竖行墨书题记的人名，内容有“玉支”“金花”等^[15]。

开元二十八年（740）韩休墓壁画甬道东西分别绘女性五人，其中比较完整的有五人。墓室未绘影作木构，东壁绘男女乐舞，其中女乐四人，舞女一人。韩休墓壁画女性体态丰满，裙装女性发髻多为翘头髻，穿中宽袖襦衫，系宽松的长裙，披帔子。男装侍女发髻多为双垂髻与倭堕双髻，穿圆领袍。设色较少，多用黄、绿、赭等色，多用渲染与点染。面部用赭石渲染脸颊。还可见用钒铅矿制成的黄颜色修改画面的痕迹，涂掉了女乐队前的小孩子形象。

开元二十八年（740）豆卢氏墓壁画墓道东西两壁残存侍女头部。后甬道东壁存十四个仕女，分三组交谈；西壁前部存一组九个仕女，后部存一个男装侍女（图3-8-3）、一个骑马贵妇以及马夫等人。墓室残存影作木构，门口两侧各画一个侍女。豆卢氏墓壁画保存状况不佳，女性5.4～5.7头身，体态丰肥，面部涂白粉，多看不清五官，服饰色彩鲜艳，多用红、黄、白、黑等色。豆卢氏墓壁画女性表现技法与同一年绘制的韩休墓有区别，韩休墓壁画设色较少，而豆卢氏墓壁画设色比较浓艳。

开元二十九年（741）广东韶关张九龄墓壁画甬道东壁存两个侍女的上半身和桃，其中一个头部残缺。墓室南壁残存侍女。笔者仅找到张九龄墓壁画线图，据此可以看出，女性胖脸，梳两鬓抱面的高髻，体态丰腴。

天宝元年（742）李宪墓壁画第一、二天井东西两壁分别绘两个裙装侍女和一个男装侍女。甬道东西两壁均画二十八个侍女。墓室东壁南侧绘乐舞，五个男乐，一个女乐，北侧绘三名侍女（图3-8-4）环绕的一个持团扇坐荃蹄的贵妇，中间有一男一女的舞人；北壁东部画侍女六名。李宪墓壁画女性5.8～7.1头身，有几个侍女为酒晕妆，高髻样式很多，其中部分高髻根部用红带束起。壁画墨线流畅挺拔，略有粗细变化，色彩比较浓艳。

李宪墓石椁内壁线刻画有十二幅女性图像，除一幅有两个女性外，十一幅画面仅一人，裙装女性四人，体态丰腴，三人为华丽的半翻髻，一人梳翘头髻并簪花。男装女性九人，体态肥胖，均裹幞头，穿圆领或双翻领缺胯袍、小头鞋。风格类似壁画。(www.xing528.com)

天宝元年（742）韦君夫人胡氏墓壁画第三天井东西两壁绘男女侍。笔者仅找到线图，可以看出牛车旁骑马的贵妇，体态丰肥，脸部圆胖。

天宝四载（745）苏思勖墓壁画甬道东西两壁各绘侍女一人，墓室北壁绘一个贵妇和一个持如意男装侍女。贵妇为7.4头身，面部圆胖，梳两鬓抱面，前倾的高髻，穿交领中宽袖襦衫，披帔子，着长裙（图3-8-5）。苏思勖墓壁画线条粗细变化丰富，注重速度感和气势，属于兰叶描。色彩较少，属于焦墨薄彩。

图3-8　第四期唐墓壁画女性图像

天宝五载（746）睿宗贤妃王芳媚墓石椁，存九块壁板，共刻有十三个女性，其中，有四幅中每幅一人，有四幅中每幅两人，十一人为裙装女性。裙装女性体态肥胖，梳倭堕髻，穿中宽袖襦衫、长裙，披帔子，穿小头履。裙装女性由四个粉本直接复制、翻转复制、稍加改动变化出十人。两个男装侍女均裹幞头，体态丰满，穿长过脚背的圆领缺胯袍，造型一致，方向相反，为翻转复制。

天宝十三载（754）武令璋墓石椁，存十块板与十根柱。四根柱上存线刻画女性图像，女性丰颊肥体，梳两鬓抱面，类似椎髻的抛家髻，身穿中宽袖襦衫，长裙曳地，一块板的线刻画还有一个持琵琶的裙装女性。

天宝十五载（756）高元珪墓壁画甬道东西两壁绘侍女，墓室东壁绘舞女，北壁绘墓主及一个男装侍女，这个侍女是仅能找到的女性图像，为双髻，穿圆领袍。

北京燕京汽车厂院内发现的乾元二年（759）何府君墓壁画，墓室西壁北侧绘男墓主与一个侍女，侍女梳双垂髻，持丁字杖，穿圆领袍，面部较圆胖。需提及的是此墓为砖室墓，墓室用砖雕砌出仿木构的立柱、阑额、斗拱、房檐等，还有砖雕的椅子和佛塔，壁龛也为砖雕砌成建筑。不用唐墓常见绘制的影作木构，而变为砖雕影作木构，使壁画人物的构图与背景发生了明显改变。可能与天宝十五载（756）安史之乱后北京地区墓葬地方特色增强有关。

永泰元年（765）韩氏墓，墓室西壁残存影作木构与四个男女侍，壁画仅存线图。

第四期第二时段唐墓壁画女性图像体现了玄宗开元晚期至天宝年间的画风，女性体态比第一时段更加丰肥，脸部圆胖，下停变得与中停相等或下停略长，下巴多肉，有多圈颈纹，身体肥硕，腰粗腹圆，男装侍女也脸部圆胖，腹部微凸。服饰类似第一时段，但衣裙更加宽松，发髻的变化较多，第一时段流行的倭堕髻与倭堕双髻，第二时段还有，但第二时段更流行前部尖翘的翘头髻和其他高髻。第二时段设色更多使用渲染技法，唐墓壁画女性图像设色多为浓艳，天宝四载（745）苏思勖墓壁画女性图像展现出技法上的变革，体现出“焦墨薄彩”的倾向。设色很少，更重视墨线的表现魅力，线条粗细变化多端，是体现出力量和速度感觉的兰叶描。

画史记载大致属于第四期的士女画家主要有张萱、李凑、谈皎等。

《唐朝名画录》载：“张萱，京兆人也。尝画贵公子鞍马屏障、宫苑士女。”^[16]

《历代名画记》载：“（李凑）尤工绮罗人物，为时惊绝……笔迹疏散，言其媚态，则尽美矣”^[17]。唐刘长卿诗《观李凑所画美人障子》更详细描述了李凑画的美人：“爱尔含天姿，丹青有殊智。无间已得象，象外更生意。西子不可见，千载无重还。空令浣沙态，犹在含毫间。一笑岂易得，双蛾如有情。窗风不举袖，但觉罗衣轻。华堂翠幕春风来，内阁金屏曙色开。此中一见乱人目，只疑行到云阳台。”^[18]

《历代名画记》提到谈皎的士女画：“衣裳润媚……大髻宽衣，亦当时所尚，与李凑小相类”^[19]。

从记载来看，画“蛾眉”“大髻宽衣”等细节也基本符合第四期唐墓壁画女性图像的特征。他们的士女画风可能也属于玄宗时期丰颊肥体流行士女画风大范畴。

3.第四期的风格特征

第一，第四期唐墓壁画女性以丰颊肥体为主流风格，分为两个时段，第一时段是开元十五年（727）至开元二十六年（738）。女性体态已是丰颊肥体，但多不如第二时段胖，这一时期最流行的发髻是单股倭堕髻，李邕墓、臧怀亮墓壁画多数女性梳倭堕髻。第二时段是开元二十六年（738）至乾元二年（759）。女性体态更为丰腴，开元晚期最流行的发髻是翘头髻，但是天宝初年发髻变得更为多样化。

第四期的女性图像多脸部圆胖，下停与中停相等或略长，颈部有多圈颈纹，身体丰腴。裙装女性衣裙宽松，穿中宽袖襦衫，外套袖口较大的半袖，下系长裙，穿尖头鞋。

第二，67座纪年唐墓壁画女性图像中，开元九年（721）契苾夫人墓壁画与薛儆墓石椁线刻画女性图像皆细长苗条，梳倭堕髻丰颊肥体的唐墓壁画女性图像最早出现在开元十五年（727）李邕墓壁画，但是开元十一年（723）鲜于庭诲墓中陪葬的女陶俑已经出现了类似李邕墓壁画女性倭堕髻、丰颊肥体、服饰宽松的造型，说明此种造型开始流行的时间早于李邕墓壁画，时间约在721年～727年。

第三，第四期构图也发生变化，以开元二十八年（740）为界，之前李邕墓、薛莫墓、温神智墓、武惠妃墓及豆卢氏墓仍绘制影作木构。李道坚墓、韩休墓及之后的张九龄墓、李宪墓、韦君夫人胡氏墓、苏思勖墓、张去逸墓、高元珪墓未见报道影作木构，甬道与墓室多画土红色条边框为界划分一组组壁画。北京地区的乾元二年（759）何府君墓壁画与砖雕影作木构相结合的构图，是较新颖的样式。

第四，李邕墓壁画美人六扇屏障画之后，少见美人屏障壁画。

第五，天宝元年（742）苏思勖墓壁画女性图像焦墨薄彩的风格出现之前，唐墓壁画女性图像设色多为重彩，焦墨薄彩的风格出现之后，一部分唐墓壁画的设色风格变为焦墨薄彩，如第五期安公主墓、贝国夫人墓壁画设色皆为焦墨薄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