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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墓壁画女性图像的风格体系

时间:2023-08-0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如果唐墓地上部分与地下部分布局存在一定关联与对应的思路可靠,那么唐墓壁画中女性的礼仪功能是什么?鹰、犬等玩物在高宗时成为诸陵供奉的祭品,中宗时期成为墓室壁画的新流行元素,开元二年玄宗禁止诸陵供奉鹰犬,这之后的唐墓壁画中难觅鹰犬图像。也有不少唐墓壁画中未见乐舞图像。

唐墓壁画女性图像的风格体系

唐墓壁画中大多不再出现南北朝墓葬壁画中常见的墓主形象,墓室壁画中多画女性图像,唐墓壁画女性图像出现位置主要是在过洞、天井、甬道和墓室墙壁上,而且在一些壁画墓如新城长公主墓中,女性形象远多于男性形象。特别是墓室壁画人物多以西壁棺椁中的尸骨为中心,壁画中的贵妇、侍女、乐舞伎等女性都环绕棺椁安排位置。

如果唐墓地上部分与地下部分布局存在一定关联与对应的思路可靠,那么唐墓壁画中女性的礼仪功能是什么?相对应的地面设施在哪里?

或可在《唐会要》中关于唐陵祭祀的记载中找到线索:“永徽六年正月一日,亲谒昭陵,文武百官,宗室子孙竝陪立。上降辇易服,行哭就位,再拜擗踊。礼毕,又改服,奉谒寝宫。其崇圣宫妃嫔,大长公主以下,及越、赵、纪三国太妃等,先于神座左右侍列,如平生。上入寝,哭踊,绝于地。进至东阶,西面再拜。号恸久之,乃进太牢之馔,加珍羞具品。”[62]

由此可以看出,唐陵祭祀的仪式主要在寝宫举行,寝宫中西面设有神座,所以要“西面再拜”,神座象征着墓主太宗,高宗妃嫔与太妃像先皇太宗活着一样左右侍列。这场景与懿德太子墓、永泰公主墓室壁画中影作木构下的美人与侍女,环绕着偏向西壁摆放的棺椁景象何其相似,由此推测号墓为陵的唐墓墓室可能就象征寝宫。寝宫中的神座关联地下墓主的棺椁与尸身,寝宫中祭祀的妃嫔侍女关联墓室壁画中贵妇与侍女图像。白居易诗《陵园妾怜幽闭也》云:“陵园妾,颜色如花命如叶,命如叶薄将奈何,一奉寝宫年月多。”[63]这是唐陵寝宫中侍奉的妃嫔与宫女的真实写照。

如果地面设施的寝宫关联地下的墓室,那么也给人以这种印象,唐墓壁画第二个以棺椁中墓主为中心的图像系统表现的场景类似墓葬祭祀礼仪活动。因此,笔者认为唐代墓室壁画表现“事死如生”的方式,与其说模拟墓主的生前生活,不如说更直接模仿墓葬祭祀的场景。因为唐墓壁画表现的内容不可能展现出全部的生前生活,只能有选择地表现其中有代表性的部分,陵墓祭祀活动已经对墓主在地下世界的需要进行了筛选和解释,唐墓壁画可能是陵墓祭祀观念与礼仪在墓葬中的延伸与具体化。

陵墓祭祀与唐墓壁画关联可以找到一些证据。根据《唐会要》的记载可以推测,唐陵祭祀时,在地面的寝宫里向西壁神座进献的祭品应该放在祭台或供桌上。李邕墓遗址门阙内有三座东西向排列的长方体土墩,《唐嗣虢王李邕墓发掘报告》中认为是三座祭台。1996年发掘的西安西郊陕棉十厂唐墓在西壁棺床旁,北壁东侧用砖砌了小台,小台上方的壁画为几案供果,说明小台可能是供奉供品的祭台。这些也说明唐墓地上与地下都可能设放供品的祭台或供桌,这两者可能也存在对应。

新唐书》载:“天宝二年,始以九月朔荐衣于诸陵。又常以寒食荐饧粥、鸡毬、雷车、五月荐衣、扇”[64]。这些供奉的物品也在唐墓壁画中常见,特别是装饮食的盘与杯、装衣物的箧和包袱、扇等物经常出现在侍女手中。《唐会要》载:“开元二年四月十五日敕:‘顷者别致鹰狗,供奉山陵,至于料度,极多费损,有乖仪式,无益崇严。其诸陵所有供奉鹰狗等,并宜即停。(高宗时置)’”[65]唐墓壁画中出现鹰、犬多为中宗时期,如懿德太子墓、章怀太子墓、万泉县主墓壁画。鹰、犬等玩物在高宗时成为诸陵供奉的祭品,中宗时期成为墓室壁画的新流行元素,开元二年(714)玄宗禁止诸陵供奉鹰犬,这之后的唐墓壁画中难觅鹰犬图像。以上情况说明唐墓壁画确有模仿陵墓祭礼的做法,壁画内容随流行祭品的变化而改变。

死后永受祭享是唐人重视的观念,上文昭陵祭祀的记载中出现了众多的女性,且女性在墓葬祭祀礼仪中的位置在寝宫神座周围,既是事死如生的反映,也是祭祀礼仪的要求。唐墓壁画第二个图像系统中,手持各种物品的女性环绕着棺椁排列,像墓主活着一样,在象征性的寝室中为其提供各种日常起居服务。女性的位置排列类似墓葬祭祀的位置,距离墓主棺椁最近,且夫人、侍妾、侍女等环绕墓主站立。壁画中男子图像多出现在墓室外,说明唐墓壁画象征性体现出“女主内”。贞观四年(631)李寿墓石椁的外部雕刻男性侍卫,内部是线刻的众多侍女、乐舞伎与侍妾美人,也暗示贵族寝室内外男性侍卫和姬妾侍女的位置与身份性别有关。

不仅皇室贵族墓葬如此,唐代非皇室贵族的大臣等级别较低的墓葬壁画人物位置安排也有类似意图。

敦煌榆林窟中唐榆林25窟《弥勒经变》壁画《老人入墓图》虽表现的是佛经内容,但多少参照了墓园祭祀场景:如按多数唐墓坐南朝北的朝向来理解,墓主坐南面北,坐在墓门口棺床上,从墓门口还可看到里面西墙壁画着多扇山水屏障壁画。正前方伏地跪拜的是孝子,三个女性人物站在墓主的左方即西面。从墓主左手拉着最前面一名哭泣女子的手的亲密举止判断,这名女子可能是墓主的妻。后面站着的两个女子可能是侍妾。墓主右手边即东面站着一名蓝袍男装侍女,在孝子后面,面对着墓主还有一名捧盒的双垂髻男装侍女。可以说女性们站立的位置确实是环绕墓主人的,其中妻妾离墓主最近,站在东面,其次是侍女。孝子之外的其他男性人物都站的比较远,如西面离侍女很远有一个红袍男子掩面哭泣,可能是亲人,阙门口叉手站立的白胡子老人可能是亲友。这幅壁画中的墓园祭祀,除了墓主没有躺在棺材里,以及出现了跪拜的孝子之外,人物位置与场景接近一些唐墓中棺床或石椁与壁画搭配的场景,如《老人入墓图》与赵逸公墓室西壁壁画都可见棺床后的屏障画,以及屏障画旁站立的女性(图1-52)。

图1-52 唐榆林25窟壁画《老人入墓图》与赵逸公墓室西壁比较图

当然笔者也注意到唐墓壁画与唐墓祭祀场景的不同之处:

第一,乐舞图像没有出现在这幅《老人入墓图》中,可能是因为乐舞是祭祀时非必备项目。敦煌莫高窟449窟北壁壁画《老人入墓图》中墓园封土前有一个人在舞蹈,这样的例子在敦煌壁画类似题材中也很少见,多数《老人入墓图》不表现乐舞。也有不少唐墓壁画中未见乐舞图像。段成式《酉阳杂俎》载:“世人死者有作伎乐,名为乐丧”[66]。《唐会要·葬》载长庆三年(823)李德裕上奏批评风俗:“缘百姓厚葬,及于道途盛设祭奠,兼置音乐等。”[67]请求禁止丧葬祭陈设音乐,也恰好证明这之前唐人曾流行葬祭时奏乐。

第二,唐墓壁画中人物未画孝子,所有人物未见痛苦哭泣的表情,而是祥和、欢愉。因为唐墓壁画模拟日常化的祭祀供养以体现事死如生,所以才表现如生时那样的祥和气氛,而不表现哭泣。

因此,女性图像在唐墓壁画中的位置可能是模仿陵墓祭祀时环绕墓主站立的位置,所体现的功能是模仿祭礼,“事死如生”供养墓主的尸体与灵魂,服侍墓主的饮食起居。其核心“供养”一词可见于《唐会要·陵议》:“文德皇后即元宫后,有五重石门,其门外于双栈道上起舍,宫人供养,如平常。”[68]懿德太子墓前室西壁壁画顶部的墨书题记:“愿得常供养”[69],书写者认为把姓名题写在墓室中可以同墓主一起得到供养,也可以理解为墓室陈设特别是壁画主要的设计意图之一为“供养”。

供养的具体内容主要有向墓主进奉饮食、衣物、日常用品等,象征性照料起居生活。正如《资治通鉴》中记载唐制:“凡诸帝升遐,宫人无子者悉遣诣山陵供奉朝夕,具盥栉,治衾枕,事死如事生”。[70]

《唐会要·缘陵礼物》载唐陵:“品物时新,将堪供进,所司先进太常,令尚食相知简择。仍以滋味与斯物相宜者配之,冬鱼等凡五十六品”[71]。至元和十五年(820),进奉食物已从“五十六品”变为“千味食”,还有酒:“尚食局供景陵千味食数,内鱼肉委食,味皆肥鲜,掩埋之后,熏蒸颇极……敕:‘脯醢猪犊肉等,皆宜以香药代,其酒依旧供用。’”[72]说明中晚唐时可能对祭祀更为重视。

唐墓壁画中的侍女图像某种程度上与上述记载相对应。如唐墓壁画中多见侍女手持盘,有的盘中还有食物,房陵大长公主墓壁画中一个持高脚杯的侍女提胡瓶,这个胡瓶可能是盛葡萄酒的,与上述祭品有多种食物与酒的记载大致相符,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中也多见出土各种面食与葡萄、梨等水果实物[73]。这类侍女的功能就是进奉饮食供养墓主。

唐墓壁画中常见侍女持巾、盆、唾盂等清洁用品,此类侍女的功能即“具盥栉”为墓主服务。

总而言之,唐代陵墓的地上设施与地下陈设的主要组成内容与空间布局存在关联,虽不是一一对应,但是排列方向与次序基本一致,特别是唐墓壁画的很多内容都能在地上找到对应物。这一现象绝非偶然,说明唐墓地上与地下的设计可能有类同观念。唐墓壁画展现“事死如生”的具体做法是模拟象征性的陵墓祭祀礼仪,将其变为恒常的祭祀供养,而不是直接模仿真实的墓主生前生活。女性图像在壁画中的位置可能模仿陵墓祭祀时环绕墓主站立的位置,所体现的功能是模仿祭礼“事死如生”地供养墓主。

【注释】

[1]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唐李宪墓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5年。

[2]陕西省博物馆、乾县文教局唐墓发掘组:《唐懿德太子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7期。

[3]陕西省博物馆、乾县文教局唐墓发掘组:《唐章怀太子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7期。

[4]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富平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唐节愍太子墓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4年。

[5]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李寿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年第9期。

[6]富平县文化馆、陕西省博物馆、文物管理委员会:《唐李凤墓发掘简报》,《考古》,1977年第5期。

[7]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唐嗣虢王李邕墓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2年。

[8]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历史博物馆、昭陵博物馆:《唐新城公主墓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4年。

[9]昭陵博物馆:《唐昭陵段简璧墓清理简报》,《文博》,1989年第6期。

[10]陕西省博物馆、礼泉县文教局唐墓发掘组:《唐郑仁泰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7期。

[11]昭陵博物馆:《唐昭陵李勣(徐懋功)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2000年第3期。

[12]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礼泉县昭陵文管所:《唐阿史那忠墓发掘简报》,《考古》,1977年第2期。

[13]昭陵博物馆:《唐安元寿夫妇墓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2期。

[14]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博物馆:《宁夏固原梁元珍墓》,《文物》,1993年第6期。

[15]张建林、王小蒙:《唐昭陵北司马门考古新发现的几点认识》,《考古与文物》,2006年第6期。

[16]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唐新城长公主墓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5页。

[17]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张建林先生告知,陕西省此等规格唐墓目前考古发掘时未见垣墙、门阙等地上建筑遗迹。张先生认为敦煌唐代壁画中墓园有垣墙等地上建筑可能是敦煌地区的特殊情况。2018年笔者考查咸阳机场二期的唐从心墓,得知此墓发现了垣墙等遗迹。因此笔者认为长安地区的官员唐墓也可能最初存在垣墙等地上建筑。

[18]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郊区隋唐墓》,科学出版社,1966年。

[19]孙秉根:《西安隋唐墓的形制》,载《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论文集(二)》,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151-190页。

[20]齐东方:《试论西安地区唐代墓葬的等级制度》,《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286-310页。

[21]宿白:《西安地区的唐墓形制》,《文物》,1995年第12期,第41-50页。

[22]李星明:《唐代墓室壁画研究》,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第94-108页。

[23]程义:《关中地区唐代墓葬研究》,文物出版社,2012年。

[24]权奎山:《试析南方发现的唐代壁画墓》,《唐墓壁画研究文集》,三秦出版社,2001年。

[25]陕西历史博物馆、文管会:《李寿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年第9期。

[26]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历史博物馆、昭陵博物馆:《唐新城长公主墓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4年。(www.xing528.com)

[27]贺梓城:《唐墓壁画》,《文物》,1959年第8期;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陕西考古发掘资料整理研究》,三秦出版社,2015年。

[28]王仁波、何修龄、单玮:《陕西唐墓壁画之研究》(下),《文博》,1984年第2期;张鸿修:《中国唐墓壁画集》,岭南美术出版社,1995年。

[29]赵力光、王九刚:《长安县南里王村唐墓壁画》,《文博》,1989年第4期。

[30]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富平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唐节愍太子墓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4年。

[31]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唐嗣虢王李邕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2年第3期。

[32]陕西省博物馆、乾县文教局唐墓发掘组:《唐章怀太子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7期。

[33]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新出土唐墓壁画》,重庆出版社,1998年。

[34]张小丽、朱连华:《唐太宗民部尚书戴胄夫妇墓的新发现》,《文物天地》,2015年12期。

[35]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郊区隋唐墓》,科学出版社,1966年。

[36]山西省文管会:《山西文物介绍》,山西人民出版社,1955年;《山西太原董茹庄唐墓壁画照片四幅》,《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12期。

[37]常一民、裴静荣:《太原市晋源镇果树场唐温神智墓》,《唐墓壁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2006年。

[38]洛阳市文物工作队:《唐睿宗贵妃豆卢氏墓发掘简报》,《文物》,1995年第8期。

[39]郑汉池:《河南安阳市北关唐代壁画墓发掘简报》,《考古》,2013年第1期;张道森、吴伟强:《安阳唐代墓室壁画初探》,《美术研究》,2001年第2期。

[40]李欣、张妍、闫焓:《探墓手记:镜头背后的北京唐墓传奇》,文化艺术出版社,2014年。

[41]宁夏固原博物馆:《宁夏固原梁元珍墓》,《文物》,1993年第6期。

[42]湖北省博物馆等:《湖北郧县唐李徽阎婉墓发掘报告》,《文物》,1987年第8期。

[43]李星明:《唐代墓室壁画研究》,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第128-136页。

[44]程义:《关中地区唐代墓葬研究》,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221-224页。

[45][美]巫鸿著、施杰译:《黄泉下的美术:宏观中国古代墓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2010年,第220页。

[46][美]巫鸿著、施杰译:《黄泉下的美术:宏观中国古代墓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2010年,第220页。

[47][晋]葛洪著、张松辉注:《抱朴子内篇》卷十八,《地真》,中华书局,2013年,第593页。

[48][宋]张君房编、李永晟点校:《云笈七签》卷五十四,《魂神》,中华书局,第1188-1194页。

[49][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二,《玉格》,《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568页。

[50][唐]牛僧孺:《玄怪录》卷二,《崔环》,《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363-365页。

[51]尹夏清、呼林贵:《陕西发现的唐代镇墓石初步探索》,《碑林集刊》第十一辑,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297页。

[52]张勋燎、白彬:《中国道教考古》,线装书局,2006年。

[53][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二,《玉格》,《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570页。

[54][唐]张鷟:《朝野佥载》卷六,《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77页。

[55]周苗:《唐阿史那忠镇墓石试释》,《文博》,2011年第1期。

[56][唐]张鷟:《朝野佥载》卷二,《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30页。

[57][唐]张读:《宣室志》卷三,《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007页。

[58]傅熹年:《唐代隧道墓的形制构造和所反映的地上宫殿》,《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896年,第322-343页。

[59]张建林、王小蒙:《唐昭陵北司马门考古新发现的几点认识》,《考古与文物》,2006年第6期。

[60]张建林、王小蒙:《唐昭陵北司马门考古新发现的几点认识》,《考古与文物》,2006年第6期。

[61]傅熹年:《唐代隧道墓的形制构造和所反映的地上宫殿》,《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896年,第336页。

[62][宋]王溥:《唐会要》(上)卷二十,《亲谒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464页。

[63]王启兴:《校编全唐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950页。

[64][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十四,《礼乐四》,中华书局,1975年,第364页。

[65][宋]王溥:《唐会要》卷二十一,《缘陵礼物》,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473页。

[66][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650页。

[67][宋]王溥:《唐会要》卷三十八,《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815页。

[68][宋]王溥:《唐会要》卷二十,《陵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458页。

[69]陕西历史博物馆:《唐墓壁画珍品·懿德太子墓壁画》,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58-59页。

[70][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四九,宣宗大中十二年(858)二月甲子朔条下胡三省注引宋白语。

[71][宋]王溥:《唐会要》卷二十一,《缘陵礼物》,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471页。

[72][宋]王溥:《唐会要》卷二十一,《缘陵礼物》,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474页。

[73]李萧:《吐鲁番文物精粹》,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173-1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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