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德哥尔摩国家人种学博物馆藏画年代考

这幅画在麻纸上的唐代绘画，是斯文·赫定在吐鲁番考察时购买的私人藏品，后来捐给瑞典斯德哥尔摩国家人种学博物馆，可能也出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此画画面仅有一个女性，6头身，面颊丰满，身材略胖，梳倭堕髻，穿半袖，黄色中宽袖襦衫，白色曳地长裙。右手持帔子的一段，左臂下垂，袖子很长。人物左边有墨书题记：“九娘语四姊儿初学画四姊忆念儿即看。”（图4-24-1）^[37]

张弓先生在《瑞典藏唐纸本水墨淡彩〈仕女图〉初探》一文认为此幅画是四姊儿子初学画母亲的习作。宋远先生在《关于唐纸本仕女图墨书题识的解读》一文认为，唐代妇女也自称“儿”，如《游仙窟》中十娘自称为“儿”，所以这幅画是九娘的自画像，送给四姊的，读作“九娘语四姊，儿初学画，四姊忆念儿，即看”^[38]。如果人物是写真，那么此画所反映的人物服饰与面容应基本反映当时的真实状况。笔者发现此幅画人物形象与李邕墓、臧怀亮墓、南里王村韦氏墓壁画女性形象非常接近。因此这幅画的作者可能参照了当时流行的士女画风格。

张弓先生在《瑞典藏唐纸本水墨淡彩〈仕女图〉初探》一文中认为此纸本画粉本：“已兼有初盛唐妆、服饰样式，盛唐吴样的笔法设色，中唐周样的仕女风韵。”^[39]因而判断年代大约在中唐之后。

图4-24　纸本唐画与李邕墓壁画女性图像比较

由于吴道子与周昉的人物画目前仅存文字记载，并无可靠的绘画作品。不如用年代确切的唐墓壁画中类似女性图像进行比较分析断代更为可靠。

首先，从造型看，体貌特征方面，此纸本画女性身材矮而偏胖，脸部圆胖，颈部有两圈颈纹，接近第四期m型李邕墓、臧怀亮墓壁画女性丰颊肥体的特点，还达不到n型饱满肥硕的程度（图4-24-2）。

发型方面，此画女性梳倭堕髻，类似m型李邕墓与臧怀亮墓壁画女性的倭堕髻。倭堕髻流行时间较短，可能为723年至746年（在第二章第一节有详论）。

服饰方面，此画女性衣裙宽松，半袖口较大，中宽袖襦衫，长裙曳地，披帔子是第四期m型与n型女性典型的服饰。

其次，从绘画技法看，此画墨线略有粗细变化，颇具功力，看来画者学画已久，只是才尝试自画像。色彩很少，只用墨与黄色。面部颧骨处渲染淡赭石，头发除发髻前面外均染黑，服装仅在衣衫上平涂黄色。

与唐墓壁画女性图像风格体系比较，笔者认为此纸本画女性图像风格最接近第四期m型风格，绘制时间当距此不远，推测为玄宗时期约721年至746年之间。

总而言之，上文20座无纪年唐墓壁画女性图像年代考证，以及2幅唐墓出土纸绢画女性图像年代考证说明唐墓壁画女性图像风格体系是简便、实用的工具。

第一，多数无纪年唐墓壁画年代考证结论不同于以前学者，且时间上下限在30年左右，特别是对一些相关墓葬发掘资料缺失或被盗追回唐墓壁画，如果壁画中有女性图像，那么唐墓壁画女性图像体系更是主要的年代参照物。这些年代考证结论也是本文的主要成果之一。

第二，使用唐墓壁画女性图像风格体系考证无纪年有女性图像的唐墓壁画与纸绢画年代的研究方法是一种创新，而且这种研究方法可以用来考证其他无纪年有女性图像的唐代文物的年代。

第三，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今后随着新的考古发掘材料和新研究的进展，特别是新出土的唐墓壁画女性图像材料不断出现，唐墓壁画女性图像风格体系可以不断完善与修正，其中年代缺失的环节或许可以补上，成为刻度更精准的尺子。

【注释】

[1]段文杰、樊锦诗：《中国敦煌壁画全集》7敦煌中唐分册，辽宁美术出版社，2006，图版说明58页。供养像旁有榜书，可知为阴处士父母供养像。据《沙洲文录·大蕃故敦煌郡莫高窟阴处士修功德记》，可知此窟是阴处士的功德窟，建于839年。

[2]陕西省社会科学研究所：《陕西咸阳唐苏君墓发掘》，《考古》，1963年第9期

[3]陕西省社会科学研究所：《陕西咸阳唐苏君墓发掘》，《考古》，1963年第9期，第485页。

[4]宿白：《西安地区唐墓壁画的布局与内容》，《考古学报》，1982年第2期。

[5]拜新根：《也论苏君墓当为苏定方墓》，《考古与文物》，2005年第5期。

[6]［后晋］刘昫：《旧唐书》卷八十三，列传第三十三，《苏定方传》，中华书局，2002年，第2780页。

[7]冀东山：《神韵与辉煌：陕西历史博物馆国宝鉴赏》（唐墓壁画卷），三秦出版社，2006年。

[8]张鸿修：《中国唐墓壁画集》，岭南美术出版社，1995年，第54页。

[9]程旭：《长安地区新发现的唐墓壁画》，《文物》，2014年第12期。

[10]程旭：《长安地区新发现的唐墓壁画》，《文物》，2014年第12期。

[11]程旭：《长安地区新发现的唐墓壁画》，《文物》，2014年第12期。

[12]冀东山：《神韵与辉煌：陕西历史博物馆国宝鉴赏》（唐墓壁画卷），三秦出版社，2006年。(www.xing528.com)

[13]赵力光、王九刚：《长安县南里王村唐墓壁画》，《文博》，1989年第4期，第19页。

[14]傅芸子：《正仓院考古记》，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年第1版，第39页载《正仓院御物图录》第二辑第四二图说明有此记录。

[15]赵晶：《西安南郊金泘沱村唐代壁画墓的发现与研究》，《考古与文物》，2019年第1期，第78页。

[16]傅芸子：《正仓院考古记》，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年第1版，第39页载《正仓院御物图录》第二辑第四二图说明有此记录。

[17]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西郊陕棉十厂唐壁画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2002年第1期，第36页。

[18]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韦曲韩家湾村两座唐代壁画墓发掘简报》，《文博》，2017年第5期。

[19]汪娟丽、李玉虎、裴继芬：《西安长安区韩家湾M29墓壁画现场清理及保护》，《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12年第2期。

[20]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韦曲韩家湾村两座唐代壁画墓发掘简报》，《文博》，2017年第5期。

[21]彭定求：《全唐诗》卷四六二，《江南喜逢萧九彻因话长安旧游戏赠五十韵》，中华书局，1985年，5253页。

[22]王启兴：《校编全唐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950页。

[23]［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十四，《车服志》，中华书局，1975年，第532页。

[24]［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十四，《车服志》，中华书局，1975年，第532页。

[25]资料来自刘呆运先生在2017年4月19日在西安美术学院的讲座《唐代艺术考古新发现：唐代长安墓地的分布及新发现的唐墓壁画》。

[26]资料来自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刘呆运先生。

[27]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南郊金胜村唐墓》，《考古》，1959年第9期。

[28]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金胜村337号唐代壁画墓》，《文物》，1990年第12期，第15页。

[29]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南郊唐代壁画墓清理简报》，《文物》，1988年第2期。

[30]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山西太原晋原镇三座唐壁画墓》，《文物》，2010年第7期，第42页。

[31]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南郊金胜村第六号唐墓》，《考古》，1959年第8期，第22页。

[32]洛阳市文物管理局、洛阳市古代艺术博物馆：《洛阳古代墓葬壁画》下卷，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年。

[33]金维诺、卫边：《唐代西洲墓中的绢画》，《吐鲁番古墓葬出土艺术品》，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第38-46页。

[34]白铭适：《盛世文化表象：盛唐时期“子女画”之出现及其美术史意义之解读》，《艺术史研究》第9辑，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8页。

[35]王启兴：《校编全唐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172页。

[36]王启兴：《校编全唐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70页。

[37]张弓：《瑞典藏唐纸本水墨淡彩〈仕女图〉初探》，《文物》，2003年第7期，第85-91页。

[38]宋远：《关于唐纸本仕女图墨书题识的解读》，《文物》，2003年第9期，第35页。

[39]张弓：《瑞典藏唐纸本水墨淡彩〈仕女图〉初探》，《文物》，2003年第7期，第87-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