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与中国传统文化欣赏

京剧的虚拟使其在表现剧情和人物形象方面获得了无限的自由。这种虚拟的形成，体现了中华传统哲学中“万变不离其宗”的思想，恰似《周易》中的阴阳太极图；太极图看似简单，却是太极智慧最佳也最形象的符号，它揭示的是“至广至大，至精至微，至中至正”的宇宙本体。图中的黑色象征阴，白色象征阳，一边从小到大，一边从大到小，构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阴阳境界。这个简单的图形说明了世界万物变化无穷，而又互相联系、互为因果的内在关系。

京剧演员在舞台上的唱、念、做、打，都是用动和静两种形态的互补来完成的，表现最充分的就是激烈开打后的亮相。开打是动态的表演，亮相是静态的表演；一动一静的结合，才能对比出动的激烈和静的美观。又如，演员在舞台上的站立以及表演姿势，用老艺人的话来说要有“子午相”，要有“阴阳面”。“子午”本指一对时间概念，夜间十一点到一点是“子时”；白天十一点到一点是“午时”，以这昼夜对称的时间表示事物的阴阳两个方面。“子午相”是要求演员在亮相以及表演时，面部、眼神、双臂、双腿的位置都应处于不同的方向，同时又要相应相衬，求得平衡，要做到“头正身侧，身正头侧”；从美学观点上解释，就是在参差错落中追求平顺和美观。这种阴阳同时体现的表演程式，贯穿于各个表演身段中。在多年的演出实践中，老艺人们总结为“十欲”，即：欲左必先右，欲右必先左；欲上必先下，欲下必先上；欲进必先退，欲退必先进；欲收必先放，欲放必先收；欲响必先轻，欲轻必先响；欲快必先慢，欲慢必先快；欲直必先弯，欲弯必先直；欲正必先斜，欲斜必先正；欲矮必先高，欲高必先矮；欲浮必先沉，欲沉必先浮。这十欲各构成一对矛盾，也各构成了一对阴阳，形成了太极图的大圆，京剧演出中的上、下场形式，就是这个大圆转动的动力所在。图中阴阳相交的曲线，就体现在演员手、眼、身、步的形态表演中。演员在舞台上忌走直线，而是要走圆场或者走“8”字，而8字由两个圆组成，同样脱离不了圆的制约。

“形”与“神”是中国传统美学的两个基本范畴，体现了中国人既追求外在的“形美”、又追求内在的“神似”的美学观念。京剧艺术则从各个方位体现了这种美学观念。例如，京剧在创造人物时，非常注重追求人物个体之间的差异，并从化妆、服饰、身段造型等方面体现这种差异，这种由外在的形美到内在神似的细腻体现，就是中国美学观念的具体体现。戏曲程式是戏曲表演的特殊手段，京剧程式的形成，是从表现简单的生活内容，进而发展到表现复杂的生活内容的长期艺术积累的结果，受到中国传统审美习惯和审美理想的影响，所以表现出鲜明的民族艺术特征。戏曲对生活的理解十分广泛，它不仅仅限于对人物的模仿和体验，还从古典舞蹈、武艺拳术、壁画塑像、飞禽走兽、书法绘画等各类艺术中模拟其形、追取其神，通过想象、夸张、省略、装饰、变形等手段，吸收、融化于自身之中。

西方美学比较注重美与真的统一，而中国美学则强调美与善的结合，重视主体本身的和谐以及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所以中国戏曲更注意表现人物的性格与悲欢离合，并在塑造人物的同时，注入中华民族的伦理道德观。以京剧剧目为例，体现封建忠君思想、孝子观念以及贞洁烈女的占有很大的比重；而且京剧喜欢以大团圆作为结局，这也反映出中华民族“好人有好报，恶人有恶报”的朴素观念。这种心理表现在舞台表演方面，就是以美为最重要的表现样式，即使是残酷的战争，也用美的画面来展示。如《挑滑车》，表现的是大将高宠在战场上力战群敌，最后被滑车压死，但我们所看到的是一种壮美的死亡，丝毫没有恐惧感。京剧表演从整体上来看，是追求强弱适度的中和之美，在表现凶杀、死亡、伤病等内容时，只用程式化的身段或饰物来暗示，如用一缕散发来表示人物精神的失常、落魄或狼狈；去掉头盔露出甩发，表示丢盔弃甲。总之是注意保持一定的外形美，而不去追求逼真的舞台效果。

以虚拟和程式为主要表演特征的京剧，其内在与外在美的表现观念得到了表演者和欣赏者双方的认可：表演者孜孜以求，不断探索其虚拟和程式的奥妙，以达到完美的境界；欣赏者津津乐道，充分享受虚拟和程式的神韵，以领略美的蕴涵。这就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京剧具有相当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它适应中国人的欣赏心理和审美情趣，同时也符合中国人的传统道德规范。(www.xing528.com)

京剧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保留和发展了中国戏曲讽刺、幽默的功能。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讽谏”是一种耐人寻味的现象。中国封建社会制度长达两千多年，在封建制度的统治下，言论是不自由的，但从古代戏曲的雏形“优”开始到参军戏的“苍鹘”，到院本、杂剧中的“副末”；从宋杂剧时的五种角色，到元杂剧时的十几种角色，直到京剧形成以后的四大行当，无论角色怎样优化组合，以讽刺、幽默为功能的角色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发展成为四大行当之一的丑行。丑行不但继承发展了讽刺、幽默的功能，而且使“讽谏”精神得以流传与体现。

中国古代曾专设“谏官”一职，以对皇帝及丞相的行为进行监督和规劝。这种谏官制度从形式上一直延续到清代，说明讽谏在中国文化中有着相当深的历史渊源。这是因为，中国古代自进入奴隶制社会以后，原始氏族社会的民主遗风仍有大量的保存，一直延续到封建社会，这对中国的思想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这种原始遗留毕竟没有法律的保障，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很多谏官由此而招致杀身之祸，所以，讽谏的对象由初期的最高统治者转向达官贵人。到元、明、清时代，文化专制高压政策的推行，使讽谏对象完全转向社会基层，从暴露社会病态转向对日常生活的嬉笑怒骂。讽刺、幽默形式的顽强生存，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华民族对民主精神的向往和追求，也显示了艺术反映社会的功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