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地位获得的结果及影响——《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第2版

美国社会学家布劳（Peter Blau）和邓肯（Otis Duncan）首先提出了地位获得概念并建立起地位获得基本模型（Blau＆Duncan，1967）。该模型以职业结构作为美国人社会分层的划分标准，人们在社会中的经济地位和声望地位源自于他们在社会职业结构中的地位。职业既是经济分层的最佳指标，又是政治分层和声望分层的集中体现；职业结构既显示出人力资源在社会各方面的分配情况，也反映出个体的成就大小。

该地位获得模型将代际流动与代内流动合二为一，以父亲的教育程度和职业地位代表个人的社会出身、教育程度和职业生涯的起点，并将这些因素对个人职业成就的影响进行量化分析，得出对个人当下职业成就影响最大的四个因素，分别是父亲的教育程度、父亲的职业地位、本人的教育程度、本人的第一份工作。布劳和邓肯在地位获得模型中指出，一个人的出身，即其父亲的教育程度和职业地位对其儿女的职业成就的解释力约为20%。“布劳—邓肯模型”可简单概括为下图（图10-6）。受后续研究者增加社会心理、家庭背景变量的影响，“布劳—邓肯模型”又产生了许多衍生模型，其中之一便增加了智力和成就取向两个社会心理变量，后者意指一个人的抱负、动机、野心等概念（Duncan，Featherman＆Duncan，1972）。这一衍生模型的主要结论是，在美国一个人的经济成就与个人的出身没有显著相关，个人的地位上升主要在于他的机遇和智力。

图10-6　布劳—邓肯的地位获得模型

基于上述古典模型，社会学家进一步引入了结构性因素，充分考察了作为重要因变量的职业与个体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的紧密联系，主要结论包括：①在地位获得过程中除了要考虑个人特质以外，还应考虑结构性因素，如劳动市场特质、阶级等因素对个人成就的影响。社会结构与个人成就间的关系，主要是通过工作结构本身的运作（如技术需求和行政控制）而具体表现出来的。一个社会的工业化水平越高，父亲职业（家庭背景指标）对儿子职业直接影响越小，父亲职业对儿子教育的影响也越小；同时，儿子教育对其本人职业的影响越大（Treiman，1997）。②除了影响个人地位获得的教育因素外，社会网络中所蕴含的社会关系资源对个人地位获得也是十分重要的。一个人社会资源越多，越能从他的亲朋好友中得到帮助，职业成功的机会越大（Lin Nan＆Bian Yanjie，1991）。③家庭的文化资本也是影响个人职业成就的重要因素。按照教育背景所进行的权力、地位分配，实际上掩饰了不公平的代际传承过程。因为在教育系统里，上层文化往往居于主导地位。出身于上层家庭的学生由于更熟悉上层文化，在学校的文化环境里具备了极大的优势，有助于成绩提升和顺利升学。文化资本的这种代间传承，使得上层家庭的学生更容易与老师建立关系而有助于他们的教育成就，造成代际之间的教育不平等，并造成不平等的地位和权力传承（Bourdieu et al.，1994）。

因此，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对个人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可将古典模型扩展成如图10-7所示的综合模式。该模式着重考察了家庭经济收入、职业地位、智力等有关个人社会出身的自变量，同时将教育、经济增长、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等结构性因素作为中介性变量纳入模型。(www.xing528.com)

图10-7　地位获得的扩展模型

我国职业地位获得具有不同于西方社会的特点。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严格的计划经济中，教育并不是决定社会地位的主要因素，家庭出身、政治权力、行政权力是更重要的因素。朝向市场经济的改革已经使这种状况发生了改变，虽然上述因素在地位取得中仍然占有重要地位，但教育的重要性有了重大提升。如李路路（1997）对私营企业家取得成功的解释性研究表明，教育水平对私营企业家办企业是否成功有着显著性影响，而前干部身份对企业成功的作用已经逐渐降低或者消失。

林南和边燕杰等人发现，虽然中国父子之间不存在直接的职业继承，但是父母单位所有制形式对儿子单位所有制形式的选择有显著的影响，而子女单位所有制形式对其职业声望有影响，这种单位才是研究中国地位取得的有效标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地位取得模式（1991）。该模型指出，在中国找单位与找工作并非同义词，找单位在先、职业发展在后；并且找单位比找工作更为重要，因为不同的单位提供不同的工作环境、晋升机会、工资、福利、住房等。

另外，非正式社会关系网络对于我国个人职业地位获得具有重大影响作用。在东亚社会，特别是在儒家文化圈中，社会关系网络在解释地位获得方面更具有意义。这种社会关系网络本身就是这些社会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有关社会资本与私营企业成功、体制资本与私营企业的发展、企业主的个人背景与企业成功之间关系的研究发现（李路路，1995），在中国渐进式改革的背景下、在新旧两种体制并存的混合经济中，私营企业的发展是两种机制作用的结果，既有教育等人力资本因素的影响，也有企业主社会关系即社会资本的重要作用，由此引发的社会结构变迁机制也是双重的。刘林平对深圳“平江村”的调查以及项飚对北京“浙江村”的调查都表明，流动民工到城市的发展，并不是具有较充分的人力资本，也不具有充分的金融资本，而是充分利用了社会资本，而社会资本就是通过社会网络获得的（项飚，2000；刘林平，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