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调曲子的开放发展是构成并保持雅集特性必要条件。耗散结构系统理论认为，“开放系统能与外界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和流通,系统与外界不断交换物质、能量和信息,才能维持其生命”[45]。从明中期算起，大调曲子600年的发展历程，不断吸收营养，也影响并产出其他曲艺、戏曲等艺术形式，践行孔子之言，“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体现了大调曲子作为文人修身养性的工具的儒家人格。大调曲子的开放发展主要体现在传承与传播方式上。
在传承上，大调曲子承认玩友个体的独立性，强调玩友之间的平等性，达成亦师亦友的雅集式传承。
于允科先生在纪念曹东扶先生逝世26周年的文章里回忆道：“曹东扶先生与学生平等相待，从不以尊者自居，无论年龄相差多大.艺术水平相差多远，一律视为琴友。曹东扶先生这一美德，赢得了莘莘学子的尊敬与怀念。”[46]也许于先生并不清楚，这是曹东扶先生在数十年的大调曲子唱奏生涯实践中所形成的惯性思维——玩友之间的平等。唱奏大调曲子的目的是自娱，曲友间互称玩友，凸显了唱奏者之间的身份认同——我是文人雅士，既然此非主业，集会是娱乐、是人格养成、是雅致，况陶潜有云“但解琴中意、何劳弦上声”，曲友焉能以艺之高低论交往。
在唱奏实践中，大调曲子不存在严格的师承关系，往往是一位新加入者有了学习的意愿后，会有一批资深玩友乐意教授，但其并不以“为人师” 自居。《孟子·离娄上》有言：“人之患，在好为人师”，玩友们将之谨记于心，将教授玩友视为文人之间的讨论，是三人行必有我师的体认。由此，学习者可以师从多人，在每一次集会中，他人或三言两语，或长篇大论，或循循善诱、或当头一棒，每一位教授者风格的变化和观点的冲突由其自行把握、自行对比、自行选择；教授者因不“为人师”，讲论之语他人听之从之，甚为欣慰，若不从，亦属常态，唱奏之途万千，皆可传情达意，何必执着于一，教授者与学习者之间构成了和谐平等的玩友关系。我们把这种传承方式称之为“雅集式传承”，以强调传承行为发生的基础是传者、承者之间是独立与平等关系，二者学习的主要场所是集会之所在。
在传播上，以“游学”式交流达成玩友技艺水平共进的提升，以及“择其善者而从之”的自我改进。(www.xing528.com)
曲艺的传播都是以依附于水陆交通的商路传播为主要途径的。根据冯光钰先生的研究，“曲艺音乐的传播者，在民间大多是职业艺人或半职业艺人”，“曲艺说唱艺人处在社会的底层,他们为了谋求生计,经常云游四方卖艺图生,客观上推动了曲艺的双向传播”[47]。艺人行艺从主观上讲是为了谋求生计、养家糊口，而客观上起到了传播的效果。此传播不仅推动了不同地区说唱音乐的双向交流，使说唱音乐不同曲种之间相互渗透、交融，丰富了单一曲种的唱腔，增强了表现力。但河南大调曲子的传播却略有差异。
从表面上看，二者的传播路线是一致的，但是，二者的传播人群和传播意图却有很大的不同。
河南大调曲子唱奏者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不用外出行艺，但作为行商之必要、社会之交往和求得技艺之提升，需要借助学问精进之途径——“游学”。在游学过程中，河南大调曲子的唱奏对其来讲有多种作用和意义，对乡土乡音的思念，闲余之际自娱，增进商业伙伴、玩友之间感情等。虽然唱奏者并没有传播大调曲子的主观目的，但在客观上起到了传播的作用。因其属于自娱性质，故不必恪守某些说唱音乐曲种所遵从的门派规矩，而能随心所欲，广泛吸收，对其按地方方言、风格、审美趣味、音乐旋法等改造，河南开封与南阳流传的大调曲子的曲牌多有不同即是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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