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实践中的早期思想渊源和环境影响

早期的社会工作实际上非常重视社会环境对个人的作用。无论是社会工作的早期代表人物、倡导贫民住宅运动的简·亚当斯（Jane Addams）还是社会个案工作的奠基人玛丽·瑞奇蒙德（Mary Richmond），都很注重社会因素（如社会改革和家庭）对个人的影响。瑞奇蒙德在1917年出版了《社会诊断》一书，指出个人所遭遇的问题，是由于个体不能适应社会环境制度，或由于环境不良所导致的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失调。住宅、失业、医疗卫生等环境因素，都可能是造成案主问题的根源。她建议的社会工作方法有：①了解求助者的个性及其所面临问题的实质；②了解求助者的社会关系，分析其社会助力和阻力及各自的影响；③探求求助者个人心理和问题的相互作用，了解社会环境的间接作用（Richmond，1917）。1922年，她又出版了《社会个案工作是什么》一书，明确指出：“社会工作者应当对个人的异常和环境的异常给予同样关注……而不应当忽略彼此……（社会个案工作定义是）通过个人对个人、个人与他的社会环境之间的有意识调整，促进案主个性发展的过程。”（Richmand，1922：98-99）这是社会工作者第一次正式提出应当注重人与环境的关系以促进社会工作实践。虽然她的社会个案工作范围只局限于社会工作者与案主之间，但她同时注重利用环境资源来促进个案工作。事实上，瑞奇蒙德已经意识到，个案工作、群体工作、社区工作（此三者即社会工作的三大方法）、社会改革、社会研究，都是社会工作不可分割的部分，只有这些因素结合才能更好地维护和实现案主的利益。

随着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风行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退伍士兵及其子女心理问题的大量涌现，社会工作者的实践取向产生了明显的偏向：人们的注意力普遍集中在对案主心理动力的探究和分析上，注重案主本身对问题的主观看法和解释，强调案主心理、情感及潜意识因素对行为的影响，重视“案主自决”原则的运用，而较少地关注社会情境因素。这种强调个人心理因素的社会工作模式（当然也经历由传统精神分析到新精神分析及其各分支模式的演变）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一直主导着美国的社会工作实践。例如戈登·汉密尔顿（Gordon Hamilton）就于1940年出版了此后屡次再版的《社会个案工作的理论与实践》一书，把弗洛伊德的诸多精神分析术语和理论，如移情、防御、阻抗、解释等运用到社会工作实践之中，成为当时颇具影响力的社会工作模式。(www.xing528.com)

尽管如此，汉密尔顿也没有完全忽略社会环境因素在案主问题的形成和解决中的作用。她重新肯定社会工作注重社会环境的传统，认为社会工作“不应当仅仅专注于人格结构及其动力的理解，也应当重新发现环境或社会疗法”（Hamilton，1951：v）。她力图解释内在心理驱力与外在目标之间的互动关系，并认为这种关系是社会工作的职业关注点所在；社会工作者应当利用处于心理冲突之中的案主的健康的心理因素，来帮助案主适应环境。当然，她没能提出如何改变环境使其对案主更加有利，而这在当代社会工作中也是同样重要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