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与金融的搜寻匹配研究：技术溢出效应与政策效果

技术溢出指技术通过经济活动在参与主体间的无意识传播。技术溢出理论自产生以来被广泛应用于国际贸易等渠道的技术跨国传播研究。此后，经学者们的不断扩展，研究对象延伸到行业和企业组织，并对模型进行改善，提出诸如距离、开放度、进口技术系数、技术差距等多种权重设定。

早在1993年Boot等就开始关注电子金融带来的金融创新对银行机构的影响，提出金融机构的形式及特征会随着电子金融的发展而发生深刻变化。Merton等（1995）强化了这一观点，认为电子金融在信息搜集与处理方面的能力对融资、风险管理和信息挖掘等功能发挥起到决定性作用。Aboelmaged和Gebba（2013）使用技术接受模型验证了互联网金融创新给银行带来的正网络外部性。Nam等（2016）指出新金融技术的出现使得传统银行的经营模式和获客渠道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传统金融机构须通过差异化服务和革新金融科技来保留自身比较优势。沈悦和郭品（2015）检验了互联网金融给商业银行带来的正向技术溢出效应。刘忠璐（2016）从示范效应、竞争效应、人员流动和联系效应四方面阐述了互联网金融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影响。申创和赵胜民（2017）比较了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银行的技术外溢效应和竞争效应大小，发现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最终对商业银行的收益水平造成显著负向影响。(www.xing528.com)

溢出效果上，普遍肯定技术溢出对企业生产率增长和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但作用大小与先进技术方的防控措施及技术接收方的吸收能力都有密切关系。出于竞争需要的技术防控会导致吸收方得到过时的无价值的标准化知识，会降低吸收企业创新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削弱自主创新能力。更重要的，接收企业自身的吸收能力是有效应用技术溢出的前提和保证。Cohen和Levinthal（1989）最早提出吸收能力是企业获取、吸收、转换和应用外部知识的能力。Griffith等（2004）发现吸收能力会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收敛速度。刘和东（2012）以国内30个省级区域为样本，验证了吸收能力对国际技术溢出的重要性。唐青青等（2018）实证检验了吸收能力对于主体知识创新的影响和调节作用。人力资本和原有R&D存量是影响吸收能力的核心因素。Datta和Mohtadi（2006）发现人力资本水平决定了吸收技术溢出的能力，水平低的国家只能模仿，水平高的国家则可以创新。Cohen和Levinthal（1990）论证了研发投入既能影响企业自身的创新能力，也能影响对外在研发成果的消化吸收。此外，学者们还关注了其他影响要素，如技术差距、经济开放度、制度的完善程度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等。国内现有文献缺乏对微观企业的关注，金融机构的溢出效应研究尚显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