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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内部流动趋势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时间:2023-08-0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但当前我国人才流动仍存在诸多不合理现象。因此,从宏观的角度系统地研究我国人才流动的趋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从国内来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人才流动趋势的特征主要有以下几点。并且,我国人才区域流动规模不断变大。由表7.1可知,国有单位和集体单位城镇就业人数比重逐年下降,且下降趋势越来越明显。目前,人才从小城镇、小村庄流向大中城市,是人才流动的另一个显著趋势。

人才内部流动趋势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逐步由计划经济市场经济过渡,人才流动机制逐步由以往的刚性流动机制向弹性流动机制过渡。我国政府积极筹建各类人才信息库,探索建立人才流动机制,利用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对人才流动起到导向作用。人才信息库本着以人为本的宗旨,致力于实现价值循环,建立系统的共享式人才信息平台。方便了人才的选拔、录用,在行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三者之间实现了人才自由转换。我国政府也积极鼓励人才“柔性流动”,通过兼职、技术投入和技贸合作等,建立多元化的人才引进体系。

在如今这种开放、动态环境下,人们普遍开始自由择业,职业流动形成了一种潮流。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内人才流动已成为不可忽视的一种宏观现象。总体来看,不断增加的人才流动,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积极性和开拓性,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注入了活力。健康的人才流动环境,使人才与企业实现了双赢。但当前我国人才流动仍存在诸多不合理现象。一方面,由于我国处于人才数字化转型期,人才供求失衡,二线与三线城市存在人才短缺现象,而新一线城市存在人才过剩现象。另一方面,我国人才基础机制不完善,国家宏观调控不到位,观念陈旧、技术偏见等因素的影响依然存在,如很多人才对技术含量低的工作瞧不起。因此,从宏观的角度系统地研究我国人才流动的趋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

从国内来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人才流动趋势的特征主要有以下几点。

(1)从区域角度来看,人才从经济欠发达地区流入经济发达地区。

在市场经济背景下,资源与要素流动、人才资本与区域经济发展通过匹配渠道显示出集聚特征。区域经济发展吸引了人才,人才资本的集聚驱动了区域经济发展,从而产生了技术外部性。技术外部性不仅会形成产业聚集,还会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并提高工资水平,这样又有助于人才的聚集。因此,人才倾向于流入经济发达的地区。

据第3章人才区位商计算可知,我国东部沿海综合经济区是1996—2018年八大综合经济区中人才区位商均值最高的区域,表明东部沿海综合经济区是人才聚集程度最高的经济区。人才分布和流动的不平衡主要是由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造成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人才区域流动的总趋势仍是:人才从我国东北综合经济区、大西南综合经济区、大西北综合经济区向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南部沿海经济区和东部沿海综合经济区流动,由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其中,沿海地区处于人才净流入的状态,而黄河中游综合经济区、长江中游综合经济区、大西南综合经济区、大西北综合经济区和东北综合经济区处于人才净流出的状态。并且,我国人才区域流动规模不断变大。

21世纪以来,广东、浙江、上海、江苏、北京、福建六个省(市)吸引了超过40%的迁移人才数量。聚焦近三年的数据,发现一线城市的人才流入显著放缓,特别是北京和上海开始出现了人才流出。这一“异象”很可能与日益上升的生活经营成本,特别是愈来愈高的房价产生的人才“挤出效应”有关。

(2)从单位性质来看,人才从国企、事业单位流向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引进了大量外资,建立了一大批外商投资企业(包括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FDI(外国直接投资)流入达到2120亿美元,成为全球最大外资流入国。如今,每年都有大量的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这些外资企业大都实施人才本土化战略,吸引中国本土优秀人才,以更好地经营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外企与重组的国企产生了人才竞争。外资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于优越的物质条件和先进的管理模式,因此很多国企的优秀人才离开国企到外资企业。2003年年底,中国社会调查事务所(SSIC)对北京、上海、武汉、重庆、广州等地500家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人才流失情况进行了调查,发现国企人才流失严重,人才流向集中于外资企业、合资企业和实力雄厚的民营企业;国企流失的人才往往具有较高的专业知识素养和丰富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为技术、管理骨干或重点培养对象,是关系企业发展的重要人才。此种现象,引发了人们的思考:国企优秀人才的大量流失是否造成国企核心技术的流出?

另一方面,我国民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大量的中低层次人才选择从国有企业向民营企业流动。尤其是地县级的国有企业民营化,导致了空前规模的人才迅速从原属国有企业向民营企业转移。当前,国企正面临着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在市场竞争下,企业的市场竞争焦点已转移到人才竞争上。然而国企在这场人才竞争中普遍处于劣势地位,缺乏人才吸引力

人才的市场化导致了国企人才的流失,国企领导也意识到人才流失问题的严重性。目前,大部分国企急需跨学科专业人才和国际化管理人才,一些新兴产业由于人才的缺乏,发展受到严重制约。

由表7.1可知,国有单位和集体单位城镇就业人数比重逐年下降,且下降趋势越来越明显。同时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私营企业的城镇就业人数比重在近几年明显上升。这说明城镇人才也在流向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

表7.1 根据就业单位性质划分的城镇就业人数比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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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9》

(3)从城乡角度来看,人才从小城镇、乡村流向大中城市。

目前,人才从小城镇、小村庄流向大中城市,是人才流动的另一个显著趋势。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这导致农村人才不断外流。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涌现出成千上万的农民企业家,他们遍布各行各业。在发挥创造力的同时,他们的创新精神和进取精神促进了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的重量级人物,如卢冠球、李书福、刘永好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是一个农村人力资本潜力不断释放的过程,也是一个农村人才不断流向其他产业的过程。城乡人才流动主要体现在农民进城务工、青年参军上大学这几个方面。

城乡收入差距较大是造成人才城乡流动的重要原因,甚至可以说是根本原因。从绝对值来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据《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19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为39244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为14389元。尽管近几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逐渐缩小,但从绝对值来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的问题还将持续较长时间。

另外,农村生活条件艰苦、交通不便、工资待遇低、经济不发达、工作环境差等客观因素也是人才从农村流向城市的重要原因。大中城市集中着各种优势资源,如人力资源市场提供的大量高质量就业机会,优秀企业的规模效应,良性的竞争环境,高效的提升空间等。在人才政策方面,无论是宏观政府管理还是微观企业激励,都有着较为完善的制度保障和前沿的思维理念。同时,城市拥有优秀的医疗资源、完善的教育体制、优质的公共安全服务,为居民的居家生活、子女教育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与支持。现行的户籍制度、社会福利体系使得城市的公共物品服务成为一种无形资产,这些工作职位以外的附加服务也成为人才选择城市的一个强有力因素,为人才的集聚提供了强大的吸引力。尤其是大城市国际化的氛围和多元化的环境为各类人才的集聚、先进理念的传播、全球化思维的培养提供了推动力,为先进思想和技术的学习提供了支持。

针对我国农村人才大量流失的状况,国家从政策角度给予了一定的扶持。农业农村部2020年提出,加快农村人才队伍建设,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同时,继续实施农村实用型人才带头人和大学生村官示范培训工程。这项工程全部在贫困地区实施,重点选拔贫困村党组织书记,培训对象为村委会主任、大学生村官、骨干党员、新型农业经营负责人和农村创业带头人,并覆盖所有国家确定的贫困县。开展“全国十大农民”“农业科教兴村优秀带头人”资助项目评选,支持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的优秀农民代表,发挥其带头引领作用,增强农村致富能力。

这种人才从小城镇、乡村流向大中城市的趋势,也受我国城市发展政策的影响。为了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我国于20世纪90年代大力鼓励发展中小城市。到了21世纪,众多中心城市陆续公布了建设国际化城市及国际化大都市的设想。在客观上,其有效促进了大城市的加速发展,使大量人才急剧流入,但这种人才单向流入,导致了中小城市的人才流失问题,同时也造成了大城市人才的过剩和浪费。

(4)从户籍角度来看,户籍对人才流动的束缚渐渐放开。

近年来,城市经济的飞速发展,对于各类人才的需求急剧上升。为了吸纳人才,各地加大了户籍改革力度,放宽了落户政策,如西安、石家庄等城市率先降低了落户门槛,甚至“零门槛”。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发展要求。户籍不再是制约人才流动和发展的桎梏

这意味着,落户政策的分类管理固然重要,但改善城市的工作条件和环境,帮助企业建立完善规范的人才制度,也是吸引年轻人才的重要条件。人才环境的优劣是决定人才的流动的重要因素。人才引进应珍惜人才、爱护人才。用人单位也要为人才提供成长和施展才华的场所,把重视人才贯穿于人才招聘和使用的全过程。

就目前而言,制约人口自由流动的最大制度障碍是户籍制度和基于户籍差异的公共服务保障。要想实现人才的自流动,首要因素是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同时将户籍制度与社会基本公共服务分开。2019年《长三角区域综合发展规划纲要》提出,探索建立不改变户籍、不改变关系、不改变身份、双向选择、能进能出的人才灵活流动机制。这将为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四地的人才提供有竞争力的生存自由,进一步振兴本地区经济社会活力。

从长远来看,户籍改革就是要取消户籍附加的各种门槛,打破户籍对人才流动的障碍,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自由和创造力。因此用人单位也应想方设法优化人才机制,用最大的诚意去招聘、成就、留住人才。只有人才对城市有归属感和认同感,才能更有效地促进城市发展。

(5)从行业角度来看,人才交流频繁的行业集中在软件行业、咨询行业。

据《领英2019人才流动与薪酬趋势报告》显示,行业内部的人才流动仍占据主导地位。人才交流频繁的行业板块集中在软件行业、咨询行业,并且人才流向复杂、数量庞大,呈现出人才的多样性和相关技能的可迁移性。软件行业和咨询行业占据了人才流入及流出总量的一半,行业内的流入流出非常平衡。唯一在人才市场上自给自足的是医药行业,有着相对较高的职业门槛,表现为与其他行业交汇少且人才流动主要发生在行业内部。受到整体人才流动量下行的影响,进入2018年后仅管理咨询行业保持了13.4%人才流入增长,人力资源和招聘行业基本与2017年的人才流动数持平,其他行业普遍存在人才流动速度减缓,未来这一趋势会更加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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