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流动与区域经济增长：我国八大经济区具体情况

1996—2018年，东部沿海综合经济区和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人才区位商呈上升趋势，并位于八大综合经济区的前列，表明人才流入较多。同时，大西南综合经济区人才区位商一直居于末位且变化趋势平缓，表明人才流动不大。东北综合经济区人才区位商呈现出持续下降趋势，体现出东北综合经济区人才不断流失的现象。

如图3.25所示，2008年八大综合经济区人才区位商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东部沿海综合经济区、东北综合经济区和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最低的是大西南综合经济区。总体来看，我国人才流动从东部向西部，从北部向南部呈逐渐减少趋势。

图3.25　2008年八大综合经济区人才流动情况

如图3.26所示，2018年八大综合经济区人才区位商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东部沿海综合经济区、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和大西北综合经济区。与2008年人才区位商相比，东北综合经济区人才区位商下降幅度最大，主要是由于自2014年以来，东北综合经济区经济发展持续低迷，经济增速大幅度下降，东北三省的经济增长排名几乎全国垫底，尤其是辽宁省经济出现了“断崖式”下滑。目前东北综合经济区市场上占主导地位的还是国有企业，因此产业投资不够活跃，产业结构比较单一。另外东北综合经济区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够完善，与沿海发达区域有较大差距，因此近年来东北综合经济区人才流失问题较为严重。

图3.26　2018年八大综合经济区人才流动情况

（1）东北综合经济区。

东北综合经济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东北三省在新中国初期就是我国重要的重工业发展基地，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改革开放后，东北三省的经济发展还是主要依靠重工业和国有企业，经济结构单一，导致东北三省经济地位逐渐滑落。

如图3.27所示，2000年东北综合经济区三省人才区位商均远高于1，说明2000年东北综合经济区对人才吸引力比较高，人才流入较多。辽宁人才区位商1.40，在东北综合经济区中最高。吉林人才区位商1.36，在东北综合经济区排第二。黑龙江人才区位商1.20，在东北综合经济区中最低。这说明2000年东北综合经济区中辽宁人才聚集程度最高，黑龙江人才聚集程度最低。

2010年东北综合经济区三省人才区位商均有所降低，但仍大于1，说明该时期东北综合经济区对人才吸引力逐渐降低，人才流失问题显现。辽宁人才区位商1.35，在东北综合经济区中最高。黑龙江人才区位商1.02，在东北综合经济区中最低。吉林人才区位商1.06，比2000年减少了0.3，是东北三省中减少幅度最大的。这说明2010年东北综合经济区中辽宁人才聚集程度最高，黑龙江人才聚集程度最低，吉林人才流失现象最严重。

图3.27　1996—2018年东北综合经济区人才流动情况

2018年，东北综合经济区三省人才区位商均大幅降低，吉林和黑龙江人才区位商低于1。辽宁人才区位商1.07，在东北综合经济区中仍最高。吉林人才区位商0.93，在东北综合经济区排第二。黑龙江人才区位商0.90，在东北综合经济区中仍最低。这说明该时期东北综合经济区对人才吸引力严重降低，人才流失严重。虽然2013年以后我国实施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但是近年来尤其是2010年以后，东北综合经济区经济发展缓慢，人口红利迅速消失，人口流失问题严重，人口流失的同时带来了人才流失。

如图3.28所示，2018年，辽宁就业人口中人才所占比例为20.39%，吉林就业人口中人才所占比例为17.80%，黑龙江就业人口中人才所占比例为17.07%。辽宁就业人口中人才所占比例为东北综合经济区三省中最高的，就业人口数和就业人才数也是最多的，但在全国范围内处于中等水平。辽宁在东北综合经济区三省中距离首都北京最近，并且直至2018年辽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在东北三省中依旧最高。

图3.28　2018年东北综合经济区各省就业人才占比

（2）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

北部沿海经济区包括北京、河北、天津、山东，以京津冀城市群和山东半岛城市群为依托。北京为首都，天津是直辖市，河北临近北京和天津，山东临海地理位置优越，这四个省份总体对人才的吸引力较大。如图3.29所示，总体来看，1996—2018年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人才区位商均大于1，但是内部四省（市）的人才流动差异十分明显。

图3.29　1996—2018年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人才流动情况

2000年，北京人才区位商4.43，是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中最高的。天津人才区位商2.33，为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第二。山东人才区位商0.89，为北部沿海经济区第三。河北人才区位商0.78，是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中最低的。这说明北京对人才的吸引力最大，人才流入较多，人才聚集程度最高，而河北人才流失最严重。2000年吴良镛提出的“大北京规划”为京津冀一体化提供了理论基础，但此后政策层面的规划又经历了漫长的过程。

2010年，北京人才区位商3.88，虽然相比于2000年有所下降，但仍为北部沿海经济区中最高的。天津人才区位商2.14，为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第二。山东人才区位商0.88，为北部沿海经济区第三。河北人才区位商0.76，为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中最低的。总体来说，2010年北部沿海经济区四省（市）人才聚集程度都有不同程度减少，北京减少的最为明显。200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对《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作出批复，明确界定了北京的城市功能，并提出实施京、津、冀以及环渤海区域经济合作与协调发展。2011年“十二五”规划首次提及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和首都经济圈。2015年《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出台。2015年和2016年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人才区位商显著减小，一度到达近年来最低点。北京房价过高的“挤出效应”、雾霾等区域环境恶劣、首都经济对周边的虹吸效应成为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人才流动的掣肘。

2018年，北京人才区位商3.02，相比于2000年大幅下降，但仍为北部沿海经济区中最高的。天津人才区位商2.02，为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第二。河北人才区位商0.91，比2010年有了显著增加，为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第三。山东人才区位商0.86，是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中最低的。2017年，中央提出建设雄安新区并定位为“千年大计”，其重要性与珠三角的深圳特区和长三角的浦东新区并列，意在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吸引了一大批人才向河北流动。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总体部署下，京津冀三地协同推进，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生态环境明显改善，产业转移有序开展，促进了人口调控，人口调控又推动了人才流动。

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内四省（市）经济发展情况差距较大，就业人才占比也差距较大。如图3.30所示，2018年，北京就业人口中人才所占比例为57.43%，天津就业人口中人才所占比例为38.48%，河北就业人口中人才所占比例为17.42%，山东就业人口中人才所占比例为16.33%。山东人口基数大，虽然就业总人数在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四省（市）中最多，但就业人才数占总就业人数比例最低。

图3.30　2018年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各省（市）就业人才占比

京津两地分别作为首都和直辖市，在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内占有绝对重要地位。京津两地对于周边的虹吸作用已经远超过辐射带动作用。北京作为首都，第三产业十分发达，科技教育资源雄厚，是我国的政治、文化、国际交往和科技创新中心，对人才的吸引力很高。天津拥有优质的基础教育资源，是全国的高考“洼地”，高考优势仅次于北京，对人才的吸引力也较高。另外，京津两地近年来新型制造业、高技术装备产业发展迅猛，国内外大部分投资也流向这里，因此加速了高素质人才向京津两地的流动。

河北虽然在京津周边，但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科技支撑较弱，产业结构升级缓慢。第二产业是河北的支柱产业，占河北国内生产总值的48%。河北产业转型升级的任务较重，河北第一产业占比将近10%，而北京第一产业占比不足1%。因此河北对人才的吸引力较小，人才聚集程度较低。2017年，中央决定设立国家级新区——雄安新区，将成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雄安新区更加注重发展质量，有望成为国内第一个系统实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平台。河北雄安新区的建成，将促进河北人才流动与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的协调发展。

山东是沿海大省，人口众多，基础设施较为完善，地理位置优越，但是产业结构较为落后。目前山东农业较为发达，但经济以第二产业为主，只是在青岛、烟台等沿海几个城市大力发展第三产业。虽然山东整体经济实力雄厚，但经济严重依赖国企，缺乏培育高新产业，创新驱动发展模式仍未形成，因此人才引进较为困难。

（3）东部沿海综合经济区。

东部沿海综合经济区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处于东亚地理中心和西太平洋的东亚航线要冲，是“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的重要交汇地带。如图3.31所示，1996—2018年东部沿海综合经济区人才区位商均远高于1，2006年最高达到了1.61，且总体呈上升趋势。这说明东部沿海综合经济区对人才吸引力很大，人才流入较多，人才聚集程度高。东部沿海综合经济区在我国各个方面的资源优势都非常显著，区域内部经济发展比较均衡，金融发展水平居于全国之首，同时在政策上注重对外开放，对于新兴产业的发展也十分支持。东部沿海综合经济区基建优势十分强大，陆运、航运和水运均十分发达，上海港更是连续八年蝉联世界第一。目前区域内已建有九个亿吨级大港，可以说东部沿海综合经济区港口群对世界航运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强大的基建给东部沿海综合经济区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支撑，也为东部沿海综合经济区人才流动提供了极大便利。

2000年，上海人才区位商3.43，为东部沿海综合经济区最高，在全国范围内也仅次于北京。江苏人才区位商1.13。在东部沿海综合经济区里居中，浙江人才区位商0.72是三省中最低的。这说明上海人才聚集程度远高于江苏和浙江。

图3.31　1996—2018年东部沿海综合经济区人才流动情况

2010年，上海人才区位商2.82，仍为东部沿海综合经济区最高，但是与2000年相比有所下降。江苏人才区位商1.19，在东部沿海综合经济区里居中，比2000年略有增加。浙江人才区位商1.15，虽然还是三省中最低的，但是在三省中增幅最大，说明浙江对人才的吸引力大幅增加。

2018年，上海人才区位商2.53，仍为东部沿海综合经济区最高，但是与2010年相比有所下降。浙江人才区位商1.44，在东部沿海综合经济区里排第二，已经超过了江苏，这表明浙江在人才吸引力方面越来越强，并成功吸引了大量人才的流入，为经济发展增添了动力。

如图3.32所示，2018年，上海就业人口中人才所占比例为48.18%，在东部沿海综合经济区中排名第一。江苏和浙江就业人口中人才所占比例分别为25.58%和27.38%，也均处于全国领先地位。上海在吸引外资和金融业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上海基金公司和期货公司的比例明显处于领先地位。基金公司占全国比重超过30%，期货公司占比高达23.1%。此外，上海是中国实力最强大学的聚集地之一，也是高学历人群城市之一。因此，上海对人才非常有吸引力。上海就业人才数占总就业人数比重远高于江浙两省，在全国首屈一指。但由于上海房价高、生活成本高、落户门槛高，加之二线城市纷纷启动“抢人”政策，近年来国内一、二线城市之间人才流动的特点发生了变化。据中高端人才职业发展平台猎聘发布的《2018年Q1中高端人才薪酬与流动性大数据报告》显示，2016年第四季度至2018年第一季度，在中国人才净流入率最高的15个城市中，二线城市表现最好，第一到第四名都被二线城市包揽，它们依次为杭州、长沙、成都和武汉。除杭州外，东部沿海综合经济区中的南京、上海、苏州等城市也依次上榜，东部沿海综合经济区最终占据了榜单的三分之一。

图3.32　2018年东部沿海综合经济区各省（市）就业人才占比

（4）南部沿海经济区。

南部沿海经济区包括福建、广东和海南。如图3.33所示，总体来看1996—2000年南部沿海经济区人才区位商先升后降，2001—2018年稳定在1左右，变化趋势较为平稳。南部沿海经济区的人才区位商在全国处于中等水平，说明人才聚集程度一般，人才流动情况适中。南部沿海经济区海岸线较长，水网密布，岛屿众多，地理条件优越，自然环境优美，有着天然良港的条件，有着良好的对外开放和进出口地理优势。并且南部沿海经济区毗邻香港和澳门，绝佳的地理位置使其可以受益于港澳改革开放的政策。20世纪80年代，珠三角引领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潮流。新时期，在“腾笼换鸟”“凤凰涅槃”的战略指导下，广东经历了近十年的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服务业整体发展加快，制造业比重下降。近年来，广东已成为中国创新产业中心。

图3.33　1996—2018年南部沿海经济区人才流动情况

2000年，海南人才区位商1.12，在南部沿海经济区最高。广东人才区位商1.11，在南部沿海经济区中居中。福建人才区位商1.02，在南部沿海经济区中最低。这说明该时期海南对人才的吸引力最强，人才流入较多，福建对人才的吸引力最小，人才流入最少。2010年，广东人才区位商1.07，较2000年有小幅下降，但是南部沿海经济区最高的。海南人才区位商0.90，较2000年大幅下降，从南部沿海经济区的第一变为了倒数第一。福建人才区位商0.99，相比2000年有小幅度下降，在南部沿海经济区中仍处于中等位置。2018年福建人才区位商1.06，成为南部沿海经济区中最高的；广东人才区位商1.04，位于南部沿海经济区三省中等水平；海南人才区位商0.84，为南部沿海经济区三省中最低。

2015年4月，广东自贸区的设立带来了高端服务业的成长。2017年，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粤港澳大湾区。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支持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粤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区域等为重点，全面推进内地同香港、澳门互利合作。”粤港澳大湾区有望引领新一轮的改革开放，同时对南部沿海经济区经济发展和人才流动有正向促进作用。除了毗邻港澳港口众多的地理条件和粤港澳大湾区政策优势外，南部沿海经济区，尤其是广东还凭借与港澳文化环境相近的优势而拥有引入港澳人才的便利性。广深区域的先进制造业集群也增加了对香港人才的吸引力。同时广东房价也远低于港澳，对港澳高端人才有一定吸引力。香港在国际金融与法律上拥有大量人才，香港的众多著名大学也可以给南部沿海经济区提供优秀的科研和管理人才。在当前扩大开放与产业升级紧迫性抬升的背景下，香港高端人才的引入或将显著提高南部沿海经济区的人才储备，这也将给南部沿海经济区的扩大开放、产业升级与创新发展提供持久动力。

如图3.34所示，2018年，福建就业人口中人才占比为20.28%，广东就业人口中人才占比为19.71%，海南就业人口中人才占比为15.96%。其中，海南不论就业人口数还是就业人才数在南部沿海经济区内都处于绝对弱势地位。

图3.34　2018年南部沿海经济区各省就业人才占比

广东科研教育资源较为丰富，拥有43所本科高校、86所专科高校、16所独立高校与22所民办高校。广东“985”高校占全国比重为5.1%，仅低于北京、上海、陕西与湖南，“211”高校占全国比重为3.6%，其中中山大学与华南理工大学均为“985”“211”高校，另外还有暨南大学与华南师范大学两所“211”高校。近几年广东第三产业发展迅速，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显著上升。广州和深圳两地除了拥有平安、广药、白云山等著名集团外，还汇聚了华为、腾讯、大疆、中兴、佳都等大型科技公司，已成为中国的创新产业中心。总之，优质的教育资源、发达的金融业与强大的科创能力促使广东对人才的吸引力越来越强，就业人才占比也越来越高。

近年来，福建经济发展迅速。2014年12月31日，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自2014年年底福建自贸区成立以来，自贸区的政策效应不断显现，一大批企业云集自贸区。同时，自贸区新平台、新业务不断壮大，物联网产业、跨境电商业务、汽车进口、海鲜贸易、航空维修业等快速发展，促进了贸易转型升级。因此，大量外贸、电子商务、港口物流、金融等领域的人才流入福建。2018年，福建就业人口中人才占比居南部沿海经济区三省首位。(www.xing528.com)

海南最近几年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2018年4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央决定支持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为推动自贸区建设，2018年，海南启动了《百万人才进海南行动计划》，旨在通过优化人才引进的方式方法，完善人才激励机制，吸引高层次人才。但是以海南现行的激励政策来看，主要以工资、津贴、安家费等物质激励为主，对精神激励关注度不够，对于帮助高水平人才实现自身价值的激励措施较少，对于成果转化、科学研究等方面的政策尚需完善。总之，尽管海南有经济特区、国际旅游岛和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头衔”，但房价、物价过高等“短板”也是制约海南人才吸引力的重要因素。

（5）黄河中游综合经济区。

黄河中游综合经济区包括山西、内蒙古、河南和陕西。黄河中游综合经济区位于我国中部，地域广袤，人口众多，但城市化水平较低，城市规模多中等，经济发展水平不高，消费与出口相对偏弱。黄河中游综合经济区的优势主要包括地理位置居中、交通便利、自然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较低。如图3.35所示，1996—2018年黄河中游综合经济区人才区位商基本都小于1，对人才的吸引力弱，人才流失严重。

图3.35　1996—2018年黄河中游综合经济区人才流动情况

2000年，内蒙古人才区位商1.28，是黄河中游经济区四省（自治区）中最高的。河南人才区位商0.81，处于黄河中游经济区四省（自治区）中最低水平。山西和陕西人才区位商分别为1.26和1.07，位于黄河中游综合经济区的第二和第三。这表明河南省人才聚集度最低，人才流失最严重，这也与河南人口基数大，人才总量小有关。

2010年，内蒙古人才区位商1.23，相比于2000年有小幅降低，但仍是黄河中游经济区中最高的。河南人才区位商0.68比2000年小幅下降，依然是四省中最低的。山西和陕西人才区位商分别为1.08和1.04，仍位于黄河中游综合经济区的第二和第三。

2018年，山西人才区位商1.18，相比于2010年有大幅提升，成为黄河中游经济区四省中人才聚集程度最高的省份，表明有大量的人才回流。河南人才区位商0.7，依旧是黄河中游经济区中最低的，说明河南近年来人才难以留住人才，人才持续外流。内蒙古和陕西人才区位商分别为1.14和1.11，位于黄河中游综合经济区的第二和第三。

如图3.36所示，2018年，山西就业人口中人才所占比例为22.39%，内蒙古就业人口中人才所占比例为21.66%，河南就业人口中人才所占比例为13.34%，陕西就业人口中人才所占比例为21.09%。2018年，河南就业人才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远低于黄河中游综合经济区内其他三个省（区）。

图3.36　2018年黄河中游综合经济区各省（自治区）就业人才占比

作为人口大省，河南经济发展较为缓慢，城市化水平很低。2018年，河南城市化水平只有48.5%，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57.35%。2018年，河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47130元，远低于全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59660元。此外，河南的高等教育资源也很匮乏，仅郑州大学一所“211”院校，也缺乏高新企业，因此河南对人才吸引力很小，人才就业占比很低。山西虽然受到近年来煤炭产业衰败影响，但人才回流情况较好，人才聚集度在黄河中游综合经济区位列第一。

（6）长江中游综合经济区。

长江中游综合经济区包括安徽、江西、湖北、湖南，位于我国中部区域。我国中部区域崛起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其中人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比较突出，引才难、留才难、聚才难的瓶颈亟待突破。如图3.37所示，1996—2018年长江中游综合经济区人才区位商均小于1，并呈现出小范围的波动，说明长江中游综合经济区对人才的吸引力低，难以形成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图3.37　1996—2018年长江中游综合经济区人才流动情况（书后附彩插）

2000年，湖北人才区位商1.04，是长江中游综合经济区四省中最高的。安徽人才区位商0.68，为四省中最低。江西和湖南人才区位商分别为1.01和0.88，位列长江中游经济区的第二和第三。总体来看，长江中游综合经济区四个省份人才流动情况差距较小，发展较为均衡。新中国初期至改革开放前，新中国确立的全国均衡布局的发展战略使得中部区域成为全国的重点建设区域。1978—2005年改革开放之后中部区域成为经济政策的“边缘区”，与其他区域相比无明显的政策优势。

2010年，湖北人才区位商0.92，仍然是长江中游综合经济区四省中最高的。江西人才区位商0.71，是四省中最低的。湖南和安徽人才区位商分别为0.79和0.74，分别位居长江中游综合经济区的第二和第三。长三角地区经济活跃，不仅人才需求量大，而且对人才的吸引力也很强，位于上游的长江中游综合经济区持续为其输送劳动力和人才。2010年，长江中游综合经济区四省人才区位商均小于1，人才均处于流出状态，其中江西人才流出情况最为严重。

2018年，湖北人才区位商0.90，比2010年略有降低，但仍是长江中游综合经济区四省中最高的，说明湖北还是这四省中对人才吸引力最高的省份。江西人才区位商0.67，是四省中最低的，说明江西对人才吸引力仍然最低。总体来看，2006—2016年“中部崛起”战略正式实施，长江中游综合经济区经济的发展速度远高于全国的平均发展速度。近年来长江中游综合经济区经济发展势头较好，对人才的需求增大，人才回流和人才吸引力也逐渐增加。

如图3.38所示，2018年，安徽就业人口中人才占比为14.74%，江西就业人口中人才占比为12.68%，湖北就业人口中人才占比为17.20%，湖南就业人口中人才占比为16.53%。长江中游综合经济区中，湖北和湖南人才就业占比较高，不仅因为这两省是我国铁路运输重要的交通枢纽，拥有交通便利的优势，而且两省的科教水平较高，人才基础牢固，新兴产业发展较快。近年来，武汉、合肥、长沙都是人气指数较高的城市，长江中游综合经济区具有较大发展潜力，对人才的吸引力会越来越强。

图3.38　2018年长江中游综合经济区各省就业人才占比

（7）大西南综合经济区。

大西南综合经济区包括广西、重庆、四川、贵州和云南。虽然历史文化悠久，人文旅游资源丰富，但大西南综合经济区深居内陆，除四川盆地地势相对平坦外，其他地区均地势险要，如云贵高原、横断山脉、青藏高原等，交通运输的长期落后，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该区域的人才流入。

大西南综合经济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较低，经济结构较为落后。袁伟彦和杨柳（2019）认为，相较于东北综合经济区，大西南综合经济区推进经济发展的速度更快，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程度更深。如图3.39所示，总体来看，1996—2018年大西南综合经济区人才区位商均远低于1，说明大西南综合经济区总体上对人才吸引力很小，人才流动程度很小。

图3.39　1996—2018年大西南综合经济区人才流动情况

2000年，四川人才区位商0.82，是大西南综合经济区中最高的，说明四川在大西南综合经济区中对人才的吸引力最强。云南人才区位商0.41，是大西南综合经济区中最低的，在全国也排名倒数，说明云南对人才的吸引力小、人才聚集程度很低。贵州、重庆、广西的人才区位商分别为0.78、0.69、0.48，可以看出广西和云南的人才流出问题很严重。

2010年，重庆人才区位商1.03，比2000年有大幅提高，成为大西南综合经济区中最高的，说明此时重庆对人才的吸引力迅速加大，人才流入迅速增加。云南人才区位商0.65，虽然相比于2000年有了较大提高，但仍在大西南综合经济区中居于最低位置。广西、贵州、四川人才区位商分别为0.73、0.70、0.70，其中四川人才区位商相比于2000年下降幅度较大。2010年以来，大西南综合经济区承接了沿海区域的部分制造业转移，产业结构逐渐升级，人才回流较多，人才聚集程度提高。

2018年，重庆人才区位商0.99，依旧是大西南综合经济区中最高值，大约是云南人才区位商0.50的两倍，可见云南对人才的吸引力实在太低，人才流失问题严重。广西、贵州、四川人才区位商分别为0.65、0.55、0.67，其中贵州人才聚集程度明显低于广西和四川。

如图3.40所示，2018年广西就业人口中人才占比为12.30%，重庆就业人口中人才占比为18.89%，四川就业人口中人才占比为12.79%，贵州就业人口中人才占比为10.52%，云南就业人口中人才占比为9.47%。可以看出，云南就业人口中人才占比在大西南综合经济区五个省（市、自治区）中最低。

图3.40　2018年大西南综合经济区各省（市、自治区）就业人才占比

聂佃忠等（2019）认为，西部区域应该设立人才基金来应对人才大战。重庆市政府早在2007年就启动了人才引进工作，此后引进人才规模不断壮大。重庆市政府引进人才计划依托于国家人才计划，紧扣全市重点产业发展、重点科技攻关、重大项目建设对人才的需求，以开放灵活的方式积极引进高端人才，取得了一定成效。2018年，重庆就业人才占就业人口比例是大西南综合经济区中最高的，但与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主要是因为重庆经济环境与一线城市有差距，尤其是重庆内部经济发展比较不均衡，人才教育和培训资源有限。

广西目前就业人才占就业人口比例较低，人才缺口很大。广西北部湾具有海运便捷、环境承载能力强以及招商引资优惠力度大等优势，未来津西钢铁、柳钢集团、信义玻璃、太阳纸业、上海华谊等企业将陆续在北部湾投资建厂，转移到北部湾的产业将吸引更多人才聚集广西，为广西经济发展带来更多活力。

云南属于边疆多民族地区，管理区域较大、交通不便、居住分散，加之语言习惯、文化、宗教信仰多元，导致人才区位商较低，人才流失严重。近年来，云南人才发展规划和人才引进政策不断完善。2007年，云南正式实施《云南省人才资源开发促进条例》。2016年，云南出台《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实施意见》，标志着云南人口资源转化为人才红利的破冰体制全面开启。因此，虽然云南就业人才数量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未来人才总量增加的趋势很明显。

（8）大西北综合经济区。

大西北综合经济区包括西藏、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大西北综合经济区整体上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在教育资源、人才储备、工作待遇等方面和沿海发达地区还存在很大差距，因此人才流失较为严重。如图3.41所示，从2000年开始，大西北综合经济区人才区位商总体呈下降趋势，说明大西北综合经济区人才聚集程度逐渐降低，虽然国家很重视西部大开发，但依旧很难吸引大量的人才流入大西北综合经济区。

2000年，新疆人才区位商为2.27，是大西北综合经济区中最高的，属于人才流入地区。西藏的人才区位商仅有0.04，是大西北综合经济区中最低的，也是全国所有省（市、自治区）中最低的，表明西藏的就业人才十分匮乏。甘肃、青海、宁夏的人才区位商分别为0.83、0.96、1.23，可以看出宁夏也属于人才流入地区。

图3.41　1996—2018年大西北综合经济区人才流动情况

2010年，新疆人才区位商为1.38，相比于2000年有大幅下降，但仍是大西北综合经济区中最高的。新疆的人才需求很大，徐培江和张洪安（2013）认为，随着新疆兵团产业结构调整和新兴产业的不断出现，对技能劳动者的需求越来越趋向复合化和高技能化，复合技能型人才和知识技能型人才队伍将不断壮大。西藏人才区位商为0.71，虽然还是大西北综合经济区中最低的，但是自身增长比例很大，表明西藏吸引了一大批人才的流入。甘肃、青海、宁夏人才区位商分别为0.81、1.14、1.27，可见宁夏人才聚集程度明显高于甘肃和青海。

2018年，新疆人才区位商为1.31，虽然经历了长期的下降，但依然是大西北综合经济区中最高的。西藏人才区位商为0.68，仍为大西北综合经济区最低。甘肃、青海、宁夏人才区位商分别为0.83、1.09、1.20，相比2010年，青海和宁夏人才聚集程度都有小幅降低，人才小额流出。

如图3.42所示，2018年，西藏就业人口中人才所占比例为13%，甘肃就业人口中人才所占比例为15.88%，青海就业人口中人才所占比例为20.81%，宁夏就业人口中人才所占比例为22.85%，新疆就业人口中人才所占比例为24.86%。由此可见，大西北综合经济区中西藏就业人才占比最低，新疆就业人才占比最高。

图3.42　2018年大西北综合经济区各省（自治区）就业人才占比

西藏是少数民族自治区，经济结构单一，发展水平比较落后。2015年年底，西藏贫困发生率仍高达25.32%，随着国家精准扶贫工作的开展，贫困县逐渐摘帽，直到2019年年底，西藏才基本消除绝对贫困，全区实现脱贫。语言障碍、风俗习惯独特、文化程度低、专业人才缺乏等原因导致当地就业人口中人才比例偏低。

新疆不仅地域面积大，而且人口总量多，人才资源相对丰富，就业人才占就业人口的比例也是大西北综合经济区中最高的，但是与沿海地区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新疆地域辽阔，不同地区的差别较大，尤其是北疆与南疆。新疆特殊的地理位置导致新疆自然环境多荒漠、戈壁，生态环境较差。此外还有基础设施不完善，物流成本高，区域间交通距离较远，物价比内地高，工业基础薄弱，科技创新型企业较少等问题，这些都影响着新疆的人才流动。新疆大中专毕业生就业率占比要比全国大中专毕业生就业率高出不少，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高端人才数量需求缺口大，高端人才流失较为严重。虽然新疆的人才培养和引进计划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要实现长期稳定发展与长治久安，还需要培养和引进更多高端人才作为保障。

甘肃的教育资源在大西北综合经济区中应该是最好的，其中兰州大学是一座有历史底蕴的著名学府，肩负着为大西北综合经济区培育人才的重任，但是仍然留不住人才，培养的学生更向往去沿海地区发展，就连优秀的师资也不断被经济发达地区的高校挖走。而青海、宁夏的问题也同样严重，由于自然环境、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等诸多方面的原因，比较缺乏人才吸引力。

从八大综合经济区人才流动总体情况来看，我国人才流动分布不均、结构失衡。由于自然条件、历史因素、政府政策等原因使得我国八大综合经济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不平衡性，进而导致人才的分布和流动也都受到这种不平衡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