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增长：人才流动和个体发展的影响

在大量理论的支撑下，国外学者对于人才流动和区域经济相互影响的分析多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Puga（1999）被认为最早开展国际人才与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研究。他在文章中研究了区域一体化程度与生产结构和区域收入水平差异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当工人迁移到拥有更多公司和更高实际工资的地点时会加剧集聚，当工人不跨区域流动时，在低贸易成本下，企业对成本差异变得越来越敏感，这会导致产业再次扩张。Taylor和Williamson（1997）通过研究17个国家1870—1910年的历史数据，指出大规模移民对国家经济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其对国家人均GDP的贡献率达到50%。Jacobs（1995）分析了城市和人才流动的相互关系，研究发现：其一，城市各方面优越的条件吸引了大量高素质人才的流入；其二，城市和区域经济蓬勃发展的真正驱动力恰恰是高素质人才集聚所带来的生产力的提高。Klein和Ventura（2009）指出，国际人才流动壁垒以及生活水平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社会生产效率的差异，据此引入全要素生产率构建了一个内部人才流动的增长模型，用以评估内部人才流动对产出、资本积累以及消除人才流动壁垒所带来的影响。

Alessandra和Philip（2009）构建了一个三阶最小二乘法回归模型，用以研究人力资本区际的流动与区域创新和经济发展活力之间的关系，然后基于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大学毕业生流动数据开展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大学毕业生区域的人才流动与区域创新和区域经济发展之间有一个双向因果关系。Andersson和Johansson（2010）对人才流动和区域产品出口流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区域的每一种出口产品都与人才的创新才能、创新行为有关。Thunnissen（2013）研究认为，中国近几年实施引进外国人才、华人回归等系列政策，取得了积极效果，让中国迅速成为“新移民国家”。在人才强国战略之下，签证、外国人出入境规定、申请永居等关键政策变革赢得了外国人才的心，促进了中国更好地加入全球人才竞争。然而，未来中国移民改革的更多红利需要依托多元化的政治格局和法治建设。

我国对于人才流动的研究起步较晚，始于20世纪80年代，研究成果大多是借鉴国外相关理论对我国人才流动情况进行研究。国内学者徐人仲等（1991）首次开展国际人才流动与国家人才集聚研究，指出形成人才由经济欠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流动的结构性倾斜格局的根本原因在于：第一，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强化了国际人才流动的物质力量；第二，高新科技的特殊作用，激化了国际人才流动；第三，信息传递的同步化、现代化，为国际人才流动插上了新的翅膀；第四，经济发达国家凭借经济科技的优势，把吸引国际人才作为国家的一项重要发展战略，采取“利己”政策，强烈地推动了国际人才流动。刘献华（2000）通过理论分析指出，人才的合理流动不仅推动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还带动了区域协同发展。王海芸等（2011）认为，区域产业集聚在动态演化规律的不同阶段，吸引着不同数量和类别的国际人才向产业集聚区流动。牛冲槐（2006）将人才集聚给区域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影响归纳为八个效应，并应用层次分析法对这八种效应的强弱进行了排序，其中排序前三位的为创新效应、区域效应、时间效应，其他五种分别为规模效应、激励效应、信息共享效应、知识溢出效应、集体学习效应。郝昆（2010）指出，工作调整、工作搜寻、迁移是人才流动的三种主要形式。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分析了人才流动的基本流向及其原因，进而探讨了人才流动对个体、流入地、流出地的效益，最后为降低人才外流提出相应的措施，以充分利用人力资源促进流出地的区域经济发展。另外，还有部分学者对人才区域流动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开展了实证研究。方伟等（2008）通过分析2000年以来的统计数据，分别探讨我国科技人力资源密度与区域经济发展在相同条件下与不同条件下的相互关系，并解释了不同地区科技人力资源分布对区域经济增长呈现不同关系的原因。桂昭明和苏琴（2008）建立了人才流动经济效益测算模型，然后根据历史数据对我国1996—2006年的人才流动经济效益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在这11年间全国和东部地区的人才流动经济效益不断提高，但是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人才流动经济效益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南旭光（2009）以实现人才流动对流入地和流出地的双重正效应为目的，综合考虑了逆向知识溢出效应以及知识回流的有效路径之后，构建了人才区域流动的动态知识链接模型，探究了由于人才流动所产生的知识溢出效应对区域经济的影响。研究表明，作为知识载体的高级专门人才及其知识溢出效应，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和贡献是无可争议的。(www.xing528.com)

人才跨国流动是随着全球化进程不断发展的过程，存在不同的阶段和类型。马海涛等（2019）认为人才流失、人才流入、人才回流和人才环流四种形式可以很好地理解人才跨国流动的过程和阶段特征；其次，每一种人才跨国流动形式都存在“推力”和“拉力”，不能将人才流出和流入归结为国家和个人单方面的原因，国家力量和个人动机相互影响共同作用于人才跨国流动。此外，需要从正反两个方面理解人才跨国流动带来的影响，既有促进创新联系的有利影响，也有带来社会冲突的不利影响，应强化有利影响，回避不利影响。李培园等（2019）对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科技人才流动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并构建两者互动关系。其研究结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会显著促进科技人才流动，而无效的科技人才流动则会影响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科技人才的合理流动能促进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科技人才流动较为频繁。在地区产业发展成熟后，科技人才流动逐渐减缓，此时经济高质量发展不再能明显推动科技人才的流动。另外，科技人才集聚会促进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区域产业发展又能显著促进科技人才流动。此外，科技人才的流动路径会影响知识的流转，进而会对创新发展产生深刻影响。

当然，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通过合理的人才流动，区域人才资源得到重组和优化配置，进而推动地方经济更好发展。与此同时，不合理的人才流动会引起区域经济发展失衡，成为社会发展的不安定因素（肖乌妹和张向前，2011）。特别是对于人才流出区域和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人才持续的净流出必定对这些区域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造成严重的阻力（Denvir等，1992；齐家滨，2007；孙敏，2007；周桂瑾等，2008；张成芬，2009）。董国华（2010）研究了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对输出地区和输入地区的影响，指出人才的不合理流动恰恰是造成我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差距越拉越大的根源。人才流失会对移出国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包括经济发展减缓、科技落后和教育水平下滑等。最明显的负面效应就是会减缓人才移出国的科技进步和社会经济发展，加剧国际间不平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间，人才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迁移，牺牲贫穷国家或地区的人才来丰富已经富有的经济体，造成不合理的恶性循环，拉大国家间差距，出现“马太效应”。这不仅意味着发展中国家高端人才资源流失，还可能使移出国因暂时失去高端人才而丧失高生产能力和效率，从长期看会严重限制第三世界国家发展。当然，人才大量流入也会对流入国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一些国家在吸引人才时，常会建立国际社区，让同种族的人才共同居住，为人才提供舒适的工作和生活环境。这样虽然可以让移入人才保持原来的生活方式，无须改变生活习惯，但是也会减少外来人才与当地居民的居住、社会文化和生活融合，可能出现居住隔离相关问题。另外，高端人才大量流入的同时也会吸引一批低水平的劳动力为其提供生活和社会服务，这将加剧社会的两极分化。移入国也会出现外来人才得不到当地人尊重的情况，不同族群人才之间保持各自的习性而相互排斥，进而产生新的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