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是一个会意字，从又，从耳。甲骨文字形中左边是耳朵，右边是手（又），合起来表示用手割耳朵。古代作战，以割取敌人尸体首级或左耳以计数献功。“取”的基本含义是“获取、获得”。哲学意义上的“取”则是选择之义，而“舍”是与“取”相对的范畴，是舍弃、放弃或者丢弃之义。“取”是一种本事，“舍”是一门哲学。没有能力的人，取不足；没有彻悟的人，舍不得。舍之前，总要先取，才有物可舍；取多了之后，常得舍弃，才能再取，所以“取”“舍”虽是反义，却也是一物的两面。[6]
一般情况下，人们总是认为“取”什么东西比较容易，而要“舍”什么东西比较难。从现象上看，“取”是获得，而“舍”是放弃，前者是从无到有，后者是从有到无。事实上，两者是相对的，并无简单的优劣之别。在某种情况下，“取”难于“舍”，例如，在众多美丽的求爱者中，“取”难于“舍”，因为取其一，就意味着舍其多；反之，如果一个都不取，则意味着一个都不舍，总是存在着选择的可能。在出现像“泰坦尼克号”那种特殊情况时，“舍”意味着生，“取”则意味着死。在另一些情况下，“舍”难于“取”。例如，作为一个体制的利益既得者，明明知道该体制已经对社会进步构成障碍，改革意味着“生”，保守意味着“死”。然而，另一方面，改革就得要“舍”，保守就能使自己的“取”继续下去。因此，为了使自己的“取”不受到影响或者不受到太大影响，既得利益者总是以各种美丽的谎言阻碍改革。实际上，在此种情形下，固守其“取”的利益既得者所缺乏的是一种“彻悟”，固守的是一种形“取”而实“舍”。众所周知，社会要进步，必须有“取”有“舍”，所“取”的是顺应时代潮流，符合全体民众利益的新制度和新规则，舍弃的是阻碍社会进步的陈章旧规，此其一；其二，社会进步所“取”的是掌握了时代发展所需要之新思想、新观念、新知识、新举措的新新人类，“舍”弃的则是旧思想、旧观念，以及固守这些陈旧东西的人。其三，在社会变革过程中，首先需要“舍”，而后才能“取”。以知识产权法典化为例，如果我们不放弃现行的体制，不放弃知识产权的各单行法，不放弃各自为政的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格局，那么，知识产权法典化在观念上就不能成立，在实践上就可能行不通。我国的知识产权制度，在恢复重建之初，仿佛人生之初，只能取，无有可舍之资本。一个人来到这个世上，需要从父母那里取得生命求存在，取得食物求生存，取得衣物求温暖，取得知识求内涵，取得关爱求成长。现在已初长成，就需要舍弃父母供给求自立，舍弃沉重负担求前进。尤其是在当前世界范围内的科学技术发展十分迅猛的时代，原地踏步就是退步，向前跨一步就相当于进了两步。
但是，如何正确地进行取舍，需要在理性的指导下，进行深入、细致、全面的研究。该舍的不舍，就仿佛爬山者背着沉重的包袱，觉得每一件东西都十分珍贵，舍不得丢弃，其结果只能是气喘喘地蠕行。虽然该爬山者仍然在攀升，在前行，但是既累且慢。最终的结果一定是，背负着一些过时无用的旧东西，让别人抢得了先机。从经济分析的角度看，这是一种高投入低产出，不划算。然而，换一个角度看，如果把该取的东西也舍弃了，那么，你可能根本就已经没有能力与别人进行竞争，在中途就被淘汰了。因此，合理、科学、正确地进行取舍，才是最重要的。知识产权法典化过程中，需要“取”的，首先是正确的理念或观念。众所周知，人类进入21世纪后，知识经济和数字技术的发展令人应接不暇，各国政府纷纷采用积极应对措施，树立知识产权战略理念。例如，在知识产权领域积累了雄厚历史优势的美国，极力推行知识产权战略。2002年，经过重组后的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发布了《21世纪发展战略纲要》，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以“知识产权保护”作为重要的手段，用知识产权来保护整个美国经济，推动美国在全球的经济战略。[7]2002年，日本也提出了《知识产权战略纲要》，与美国遥相呼应。发展经济学认为，人类的发展模式主要有三种：最简单的是资源投入型，经济要素投入多，回报就比较大。发展中国家一般倾向于以这种发展模式为主，作为向高一级阶段发展的基础。高一级的发展模式就是技术创新型，通过技术创新来创造新的需求，获得垄断利润。目前的美、欧、日诸强就是以此来垄断世界经济的，因为它们的技术创新能力优势明显。最高级的发展模式是制度创新型。此种模式可以使各种经济资源用倍数效应的形式产生结果。无论是技术创新还是制度创新，都是和一个国家的社会开放特性联系在一起的。社会越开放，自由度就会越大，各种各样的创新形式和创新思想就越有机会存在和发展，反之，则会压抑创新。[8]有了正确的知识产权战略理念，才可能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进行相应的制度创新，鼓励技术创新，提高保护水平。(www.xing528.com)
新理念不是装饰用的，而是作为改造现有制度的指导。中国的许多事情，困难之处不在于想不到，说不到，而在于做不到。有一句广告词说：“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这个广告很有气魄，但确实是想到的不一定能做得到。实施知识产权发展战略，也是我国政府在新世纪提出的一种新理念，但是，到目前为止，尚未见相应的实效性对策。以日本为例：当日本政府提出《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后，对保护本国知识产权的关注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因此进行了一系列的重大改革。首先，日本成立以首相亲自挂帅的“日本知识产权战略会议”，随后颁布《知识产权基本法》，并于2003年在内阁成立了“知识产权战略保护部”，按计划，日本还将建立专利法院（或者知识产权法院）。这表明日本是在用自己的行动向世界昭示，它将由过去的“技术立国”向“知识产权立国”转变。[9]面对此情此境，我们如不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中华崛起将只是口号。因此，知识产权法典化就不仅仅是理念，而应当是行动。这样做当然也有一定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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