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制度始创于西方国家的观点，基本上得到了认同。[15]然而，在中国历史上，人们并非完全没有知识产权观念，至少并非完全没有版权观念。据有关史料考证，在著作财产权得到承认以前，我国古代的文人墨客就已经对自己的作者身份给予了关注。这种关注主要表现为：其一，作者朦胧的署名观念。先秦诸子著书，言不及利，意在宣传自己的思想和主张，正如《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所说，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时代，诸子“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事主”。为了表明自己的作者身份或学术派别，他们或是在作品上署上自己的姓名或学派始祖的姓名，如《论语》就是孔子的受业弟子和再传弟子所记叙的孔子言行录；或是直接以作者姓名或学派始祖的姓名作为作品的名称，如《老子》《韩非子》《孟子》等著述。这种署名方式亦为后世学人所沿袭，它不仅具有区别不同流派著作的功能，而且还具有昭示作者与作品之主客体关系的功能。其二，作者初显的身份意识。古人认为，抄袭他人的著述犹如偷盗他人的财产，因此，这样的行为常受到舆论的谴责。南朝文学批评家钟嵘编撰的《诗品》中收录了诗人宝月的诗作《行路难》，曾记载：“《行路难》是东阳柴廓所造。宝月尝憩其家，会廓亡，因窃而有之。廓子赍手本出都，欲讼此事，乃厚赂止之。”唐代文学家柳宗元在《五百家注柳先生集》卷四《辩文子》中记载：“文子书十二篇，其传曰老子弟子。其辞时有若可取。其指意皆本老子。然考其书，盖驳书也。其浑而类者少。窃取他书以合之者多。凡孟、管辈数家，皆见剽窃。”无论是文子剽窃孟轲、管仲之言，还是宝月抄袭柴廓之作，都是一种窃取他人精神产品的行为，因而受到古代士人的鄙夷。[16]但是，在此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始终没有制定自己的版权法或者其他相应的法律，从而无法确立自己在知识产权制度创始过程中的应有地位。
关于知识产权法的起源及其基本缘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前总干事卡米尔·伊德里斯先生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他认为，知识产权制度最早出现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北部，以1474年的《威尼斯共和国专利法》为标志。[17]他说，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北方是知识产权制度的发祥地。1474年的《威尼斯共和国专利法》是世界上第一部专利法，开创了知识产权制度的先河。他还认为，大约在15世纪中期，德国的约翰内斯·古腾堡（Johnnes Gutenberg）发明的活字印刷术[18]催生了世界上第一部版权法，即1709年英国颁布的《安娜女王法》。直到19世纪末，制造业内大量的新发明促进了大规模工业化的完成；与此同时，随着各国城市化的加速发展，铁路网络的快速扩建，资金的大量投入以及跨海洋贸易的迅速增长，许多国家工业化的进程越来越快。为了适应这样的国际形势，当时的许多国家工业主义新理念日益高昂，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借机兴起，强烈的民族主义盛行于世，因此而建立了自己的现代知识产权制度。国际知识产权制度正是在此大背景下诞生的。[19]加拿大学者丹尼尔·杰瓦伊斯（Daniel J.Gervais）将知识产权的国际化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其起始阶段（即“BIRPI”阶段）就是在19世纪末。[20]
这样的大背景也催生了我国的知识产权制度，其诞生的第一个标志性立法是1898年的《振兴工艺给奖章程》；然后是1904年的《商标注册试办章程》和1910年的《大清著作权律》。至此，我国早期的知识产权制度之架构基本搭就。在当时的国际社会，知识产权保护对象主要是专利、商标和版权，其他种类的权利及其相应的保护制度都是在20世纪中后期逐渐建立起来的。另外，当时其他国家的做法也基本如此。(www.xing528.com)
从1911年至1949年，我国的知识产权制度继续呈发展进步之趋势，立法处在不断地修改和完善状态，其标志是：《著作权法》（1928年5月14日公布）、《专利法》（1944年5月29日公布）和《商标法》（1930年5月6日公布）都制定了出来，不仅体例规范，制度完善，而且还有一定的实施效果。
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知识产权保护在国际层面有了一定发展，但相对比较缓慢。除了对《巴黎公约》和《伯尔尼公约》作了几次修订外，几乎没有什么创新。在此期间，其他国家的进步也不是很明显，这可能与两次世界大战有关。如果仅从这个角度看，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发展还是比较快的。在这个时期，中国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借鉴、引进与移植其他国家比较成熟的知识产权法律规范和具体实践。学习的是外国的立法技巧，借鉴的是外国的立法经验，引进的是外国的法律理念，移植的是外国的法律制度。为了使立法获得成功，在清政府刚开始立法时，聘请了日本的知识产权法专家。[21]从北洋政府到国民政府的三十多年时间内，除了对清朝知识产权制度的继承之外，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在此时期，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与国际规则基本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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