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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代的联邦储备体系:欧美金融发展

时间:2023-08-0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各联储银行1914年11月开业后,联储委员会要求联储银行实行更低的而且更加统一的贴现率,而联邦储备银行的行长们则予以抵制。财政部长梅隆在1922年要集中公开市场权利,他获得了关于联储委员会具有约束各联邦储备银行公开市场操作权利的法律意见,但各联储行抵制该意见。在联邦储备委员会与联邦储备银行的权力争夺中,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与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对抗最为激烈。

20年代的联邦储备体系:欧美金融发展

联邦储备体系为成员银行提供票据贴现便利或称贴现窗口,使商业银行能够在急需时借到短期资金,联邦储备银行也可以根据市场的资金状况调整贴现利率以使这种借款的吸引力变大或变小,从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调节货币供应量。1921年在纽约出现了联储成员银行间的隔夜借款,这种借款后来又扩大到联储体系的其他银行,这些交易被称为“联邦基金”(Fed Funds),即联储成员银行的超额存款余额。这些联邦基金可以贷给其他银行,利率通常按日计算。联邦基金的兴起使联储成员银行不必使用联邦储备银行的贴现窗口就能够借到短期资金。

自联邦储备体系建立,联邦储备委员会与联邦储备银行之间就存在着对货币政策控制权的争夺。各联储银行1914年11月开业后,联储委员会要求联储银行实行更低的而且更加统一的贴现率,而联邦储备银行的行长们则予以抵制。这种内部的权力争夺由于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要获得高于其他储备银行以及联储委员会的优越地位而更加复杂,争斗的焦点是在联邦储备体系的公开市场操作权力问题上。公开市场操作是通过买卖政府证券与合格的私人债务证券,以扩张或收缩货币供给。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管理着公开市场席位(Open Market Desk),该席位是进行多数公开市场操作的平台,但其他储备银行反对纽约联储行对货币政策的主导性的管理,经常进行自己的公开市场操作。

财政部长梅隆在1922年要集中公开市场权利,他获得了关于联储委员会具有约束各联邦储备银行公开市场操作权利的法律意见,但各联储行抵制该意见。双方经过讨价还价后达成妥协,成立一个委员会协调各联储行在公开市场买卖政府证券的指令,该委员会成员包括纽约、波士顿、费城、芝加哥和克里夫兰储备银行的行长。该委员会只存在了不长的时间,1923年财政部长梅隆就创立了一个新的委员会即公开市场投资委员会(Open Market Investment Committee)为各联邦储备银行经手公开市场操作,其成员与之前的委员会相同。

在联邦储备委员会与联邦储备银行的权力争夺中,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与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对抗最为激烈。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在斗争中相对强势,基本主导了美联储20世纪20年代多数时间里的货币政策。这不仅是由于纽约是美国首要金融中心的地位,而且是由于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本杰明·斯特朗突出的个人影响力。他追求国际主义理想,主张美联储实施低利率政策帮助英国等欧洲国家的战后重建与恢复金本位制度。

本杰明·斯特朗是美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首任行长,1914~1928年任职共15年。这15年是国际与美国国内形势快速变化的时期。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的国际经济地位极大提升,美国制造商为协约国提供了大量战争物资,使黄金滚滚流入美国,国际贸易收支完全转向有利于美国的一面。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欧洲国家战后重建的能力取决于他们能从美国借取资金的能力。(www.xing528.com)

斯特朗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致力于国际主义政策的美国精英人士之一。这些人士一般赞同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针对德国进行干预,赞同美国参与国际组织维持和平并帮助欧洲的战后经济恢复,也认同国际军备限制和美国应该为法国的安全提供一些担保。他们的思想中有强烈的盎格鲁种族优越性情结,其多数认为:正式或非正式的英美联盟以及英美间的外交与经济合作对于形成合理的战后问题解决方案的作用是根本性的。

斯特朗认为美国和美国资本在战后世界经济秩序稳定中极为重要,美国的低利率和廉价的货币能制止黄金从伦敦流到纽约,而且能够稳定国际金融。斯特朗与他的朋友英格兰银行行长蒙塔古·诺曼(Montagu Norman)都持有传统的货币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两个人紧密合作维持扩张性货币政策以重建和维持金本位制。20世纪20年代,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向英格兰银行、法兰西银行、德国帝国银行及其他中央银行发放的信贷是多数西欧国家恢复金本位制的基础。这是斯特朗与纽约金融界紧密协作的结果。尤其是J.P.摩根,只要一个国家决意重回金本位并采取了平衡预算的准备工作、削减开支并总体上遵守传统的经济原则,J.P.摩根就操办对其政府的贷款以及为其提供实现金融稳定的便利。有时,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也向实施稳定措施的国家的中央银行提供信贷。

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联储委员会的两位成员专业经济学家米勒(Adolph C. Miller)和汉姆林(Charles S. Hamlin)常年不断地反对斯特朗将国内需要服从于国际考虑的政策导向。1925年时任商务部长的胡佛(Herbert C. Hoover)也表示对斯特朗降低美国贴现率以便利英国恢复金本位制的政策持极大的保留意见,并推动国会置疑这种政策,虽然20世纪20年代初他曾是斯特朗在支持欧洲经济复兴方面的盟友。政府对外国贷款的控制问题也使斯特朗和纽约的银行家直接与商务部长发生冲突。胡佛认为,美国政府应对一笔对外贷款是否符合国家利益具有最终发言权,并要求美国银行家要从商务部获得对这类贷款的预先审批。斯特朗等人强烈地反对这种限制,认为这是政府监督权不合宜的扩张,这些问题应交由自由市场解决。

货币宽松最遭人诟病的一段发生于1927年7~8月,斯特朗虽然已经得到美国证券市场投机日盛以及通货膨胀走高的警告,但他仍然迫使联储体系将贴现率从4%降低到3%。1927年7月英国、美国和德国的中央银行行长在美国长岛开会,讨论英国的黄金储备以及整个欧洲的通货形势。斯特朗同意降低贴现率并购买了1200万英镑,用黄金向英格兰银行支付。J.P.摩根银行的一位合伙人当时曾评论道:(斯特朗和诺曼)播下了风的种子,我预计我们将不得不收获回旋风(… sowed the wind,I expect we will have to reap the whirl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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