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银行业危机及其影响

美国纽约证券市场1929年10月末的崩溃，对欧洲国家证券市场冲击巨大，但是多数欧洲国家的市场并没有崩溃。在纽约股市崩溃之前，伦敦证券市场就已经处于困境。金融家哈特利（Charles Hatry）用从银行借来的钱收购了一批公司，再利用这些公司向公众发行证券募集资金。只要他能够在到期时支付利息和红利，骗局就能持续下去。1929年2月英格兰银行提高利率后这个公司的困难就越来越大。骗局难以支持下去，于当年8月被揭露出来，引发了证券市场的信心危机，也迫使英格兰银行将贴现率从5.5%提高到6.5%以吸引资本回流英国。

巴黎与伦敦的情况相似，股票价格9月开始下跌，一直持续到1934年。虽然股票价格指数下跌的幅度很大，从1929年的426点下跌到1935年的195点，但没有出现大范围的金融危机。这是由于1926～1933年期间巴黎有大量的短期资金流入，使法国的银行资金比较充裕。在若干基本情况与美国类似的国家，股票市场崩溃的后果与美国一样严重。如意大利，1922～1925年证券市场高涨期间，银行大量以工业公司证券作担保放贷；当股价大幅度回落时这些银行就处于崩溃的边缘，它们只能通过买高股票稳定价格来拯救自己。但是，当股票市场于1930～1932年再次崩溃时，它们已无力自救，不得不靠政府干预来拯救自己。

随着经济危机的不断加深，失去流动性的危险时刻笼罩着银行，银行挤兑频发。在欧洲，德国的银行体系出现较严重的危机，而英国和法国的银行体系则相对比较稳固。

（一）德国银行业危机

受世界经济危机冲击的初期，德国银行的众多大工业客户陷入困境，银行不得不向其中的许多客户继续发放信贷以使它们还能活下去，也使它们更加依赖主要债务人。这种做法违反了古老的银行家规则：不要用大量的钱支持一个摇摇欲坠的客户。另一方面，银行持有大量的股票，其中一部分是它们在20世纪20年代接手创立托拉斯时获得的。工业股票价格比较高时就代表着相当量的资产，股利也有助于形成银行的隐形储备；而一旦发生危机，股票的价格下跌到其名义价值以下，这个收入来源就会丧失，资产负债状况也相应地恶化。

这些早期的信号没有警醒银行，特别是当外国债权人还没有上门催债时。1930年9月国家社会主义党（即纳粹）在选举中获胜，动摇了外国债权人对魏玛共和国政治稳定性与信誉度的信心。选举后的6个星期里，外国从德国大银行撤出了6亿帝国马克的信贷和存款。一段时期的稳定后，1931年的前4个月里又有4亿帝国马克撤出。德国的四大债权国美国、英国、荷兰和瑞士各撤出了大致相同比例的资金。

纳粹在选举中获胜之前，银行股票一直保持在比工业股票价格高许多的水平，但是选举后银行股票的价格直线下跌，最后跌破发行价。除柏林商务共济银行外的各大银行都采取支持性行动消除股价波动，并开始购买自己的股票，大银行的净资产及其资本金都相应减少。

1931年5月11日，奥地利最大的银行奥地利信贷银行（Österreichische Creditanstalt）公布了其1930年的财务状况，显示银行巨额亏损，所发放的工业信贷几乎全部成为坏账。财务报表的公布引起了对这家银行的挤兑，在英格兰银行的斡旋下，这家银行靠国际信贷援助才躲过一劫。奥地利信贷银行（Österreichische Creditanstalt）的困境迅速传播到整个德国银行体系，德国的大银行与它有许多相似之处，尤其是内部资本金与外部资源比率都很低。公众认为奥地利最大银行发生的事情在德国的大银行也会发生。柏林大银行的外国债权人立即高度警觉，1931年5月下半月就撤出了2.88亿帝国马克的短期信贷，之后几周里，国际经济、政治局势的紧张使外国债权人更加焦虑。

当年5月末，德国一家大型连锁百货公司（Karstadt）和一家大型保险公司 （Nordstern）陷入困境，加快了外国信贷撤出的速度。6月初，德国政府发表声明，要求德国民众作出新的牺牲，包括削减工资、减少福利并开征新税，并发布了要采取措施缓解德国赔款负担的公告。这些虽然是出于国内考虑，却向国外债权人发出了一个形势不妙的信号。公告发布后的4天时间里帝国银行就不得不向商业银行公司提供4亿马克的外币使其能够偿还被追讨的外国信贷。到1931年6月中旬，帝国银行已经拿出了其持有外币的一半以上，仅6月上半个月其黄金和外币保证就已经由59.9%下降到48%。不久，一家大型纺织公司 （Nordwolle）在投机性交易中损失2亿帝国马克，它的破产倒闭对银行业更是雪上加霜，两家大银行丹特银行（Danat）和德累斯顿银行都向它发放了巨额信贷。该公司危机公开后的第二天，帝国银行就不得不拿出7000万帝国马克的外币偿还已经被追讨的外国信贷。

当年6月19日，帝国银行的黄金和外币保证比法定的和国际公认的最低值仅高出1亿帝国马克。外国债权人感到形势危机，要在帝国银行实行外汇管制之前得到其资本，就立即行动撤出信贷。外国债权人的挤兑不仅造成帝国银行外汇储备减少，而且还威胁到商业银行的流动资产。到7月份，国内的投资者和存款人也高度紧张，开始大规模从各商业银行和储蓄银行收回其存款。先是达姆斯塔特银行受到挤兑，然后是德累斯顿银行。而柏林商务共济银行则完全不受影响，这家银行的董事们坚持不接受期限6个月以下的外国信贷，其放贷政策也非常谨慎，成为唯一一家没有靠资本重组和接受国家援助而从危机中生存下来的主要私营银行。

最初，政府方面希望避免干预，由市场力量自身应对危机，并建议大银行组织担保者协会承担起救助问题银行的责任。但是德意志银行拒绝参加，各银行不想承担难以估量的风险。在帝国银行总裁的倡议下，政府根据7月8日由帝国总统签署的紧急事态法令组织了所有德国大企业参与的所谓“担保辛迪加”。帝国银行总裁还出访伦敦、巴黎和巴塞尔争取英国和法国的发行银行和国际清算银行给予信贷支持，但因德国政府感到条件苛刻没有达成协议。由于难以得到新的国际信贷，达姆斯塔特银行岌岌可危，所有人之一戈德史密特（Jakob Goldschmidt）通知政府银行要在下个星期一关门。帝国政府也得知莱茵省的信用合作社中央汇划机构已经出现流动性问题。政府内阁召集大银行一起讨论磋商，但这些银行没有完全向政府报告其问题的实际严重性。德累斯顿银行的代表称其银行有充分清偿力，但36个小时后就被迫宣布完全相反的内容。主要银行之间就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克服危机这个问题也没有达成一致。(www.xing528.com)

1931年7月13日，存款人对所有银行和储蓄银行的大挤兑开始。几个小时里，多数金融机构就决定只支付客户提款额的20%，等同于暂停支付。德国政府宣布两天的银行假期，使银行能够避免公开的、完全的暂停支付。

由于帝国银行的黄金和外汇储备不足以满足全部的短期对外支付承诺，德国政府要求自1931年8月1日起所有私人手中的外汇都要卖给帝国银行，禁止私人外汇交易。德国是大危机期间第一个采取这种措施的国家。美国总统胡佛由于担心德国的银行业危机会传播到美国，就建议美国的大银行与德国磋商其商业贷款的延期偿还问题。在胡佛的倡议下，来自债权国的部长、外交官和银行家于7月21～23日在伦敦与帝国总理和帝国银行行长会谈。8月时债权银行与德国债务银行的代表就延期偿还达成协议，德国人被宽限在6个月里偿还其短期债务。之后，延期协议被延长了好几次，每次都使外债规模降低了一些。短期信贷的最后一期偿还直到1953年的伦敦债务协议后才完毕。

这个延期支付协议使德国银行体系躲开了迫在眉睫的危险。德国对银行体系的重新组织于1932年春天开始，丹特银行与德累斯顿银行在当年初合并。帝国政府和帝国银行的干预造成德国最大三家银行的准国有化，帝国和帝国银行持有德累斯顿银行91%的股份、商业银行的70%和德意志银行的近35%。同时，在政府的支持下，德国的银行就利率、手续费以及广告宣传等达成了类似卡特尔的协议，于1936年成立了中央信贷委员会（Central Credit Committee）作为私营、合作与公共银行协调业务决策与存贷款利率上限的平台。虽然现在已没有这种卡特尔了，但中央信贷委员会仍然存在，并充当德国各大银行业协会整合的游说平台以及监管当局和行政部门联络银行业的平台。

（二）英国和法国的银行业相对稳定

德国银行业危机对英国有一定的冲击，伦敦货币市场在1931年7月中期感受到了德国银行业危机的冲击。当时，德国实施外汇管制，英国的银行无法从德国收回资金，美国、瑞士和荷兰的银行就从英国收回其短期信贷以加强自己的流动性状况，从1931年7月中旬到9月20日共从英国撤出了2亿英镑。为控制资金出逃，7月23日英格兰银行将贴现率从2.5%提高到3.5%，一星期后又提高到4.5%，9月20日提高到6%。

伦敦商人银行受货币市场这种不利发展的冲击最大。商人银行的专长是国际承兑信贷，业务过程中它们接收了巨额短期外国资金，又用这些资金发放短期信贷牟利。10家有代表性伦敦城商人银行的数据显示，1931年5月～1932年5月其存款减少了38%，流失的存款达到2370万英镑。它们为了偿还这些资金，不得不卖掉容易变现的资产，遇到一定困难后又不得不承受一定的损失出售证券。在这一年里，10家商人银行持有的证券减少了39.4%。贴现行几乎没有受到国际货币流动的冲击，其外币存款非常少，而且向外国发放信贷的数量非常小，其客户主要是英国的工业客户和英联邦的贸易业客户。

五大银行和伦敦银行家清算所抵御住了1931年夏天到1932年5月的严峻阶段，没有陷入困境。这些机构的存款一直有超过10%的现金作保证，从来不向客户发放期限超过6个月的信贷，即使在危机的高潮时期也只有少量资金从伦敦清算银行撤出。1931年7月，清算所10个成员的总存款为17.88亿英镑，1932年5月下降到16.99亿英镑，到1932年9月又增加到18.65亿英镑。总之，由于英国的银行具有稳健的资本结构并遵守传统的流动性规则，英国银行体系没有遭受大的损失因而度过了世界经济危机，特别是没有大银行倒闭或失去流动性。

德国的银行业危机与1931年夏季伦敦货币市场的动荡也造成法国公众的恐慌，公众纷纷到银行提取存款换成黄金。挤兑也影响到国民信贷银行（Banque Nationale de Crédit）与巴黎联合银行（Banque de l’Union Parisiene）两家大银行。由于这两家银行的资产多是与工业捆绑在一起的，因而都经历了流动性问题。法国政府和法兰西银行立即给予巴黎联合银行支持，而国民信贷银行则被迫进入清算。危机并没有触及大型存款银行，它们一直保持着合理的流动性水平，面对可能的威胁，它们在1931年末将现金比率提高到非常高的平均26%，一年后平均为21.8%，到1933年末则下降到16.7%。其过度的谨慎对经济有抑制效果，产生了信贷挤压并阻碍了法国的反萧条措施的实施，1936年后银行的过度谨慎才有所缓和。

瑞士受德国银行业危机的冲击比较大。1932年德国对瑞士的债务估计为27亿帝国马克，包括11亿的短期银行信贷。与德国的其他债务一样，对瑞士的短期债务清算遵循延长到1945年的连续性清算协议。瑞士八大银行受打击最大，1930～1935年其资产减半、利润减少2/3以上。

日内瓦的银行业危机特别严重，其主要商业银行纷纷倒闭。第一家受到打击的是半公共性质的日内瓦银行（Banque de Geneve）。这家银行于1848年由政府成立，1899年发行权被取消。自那时起，它大力发展其商业银行业务，特别是海外业务，并比较多地冒险进入风险大的交易。1931年初它面临的困难被公开，负面消息被四处传播。最后，这家银行被迫于1931年7月11日在紧张的政治气氛中关门。贴现银行（Comptoir d’escompte）是日内瓦主要的商业银行，自1914年起就在瑞士的八大银行之列，也受到德国银行业危机的冲击而身处困境。邦联采取了很多措施对其进行救助，1931年8月贴现银行与日内瓦金融家联盟合并，之后经过几次重组都未能起死回生，并于1934年4月倒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