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的领导人在战争结束之前就已经确定了恢复英镑可兑换性的目标，并在战时英格兰银行行长昆利夫（Cunliffe）为主席的委员会的报告中公开。英国回归金本位制与恢复自由贸易意在恢复并加强英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首先是重新激活资本输出进而商品输出，以使伦敦城重回国际金融领域的领导地位。关于英镑汇率是重回战前的金平价即回归传统的1英镑兑4.86美元的水平，还是英镑相对于黄金和美元贬值，争论非常激烈。大多数人支持战前平价，认为这是维持伦敦城连续性、信誉和声望的唯一道路。凯恩斯与前财政大臣和米德兰银行主席麦克肯纳（Reginald McKenna）持不同意见，主张英镑贬值10%。这是务实的措施，但当时被普遍认为是不可接受的，因为这等于公开承认与美国相比英国的地位沦落、与华尔街相比伦敦城的地位沦落。但重建1914年的平价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采取对工业活动极为不利的紧缩性措施。
1925年4月，时任财政大臣的温斯顿·邱吉尔宣布英国货币重回金本位，1英镑含黄金7.32克，恢复了战前1英镑兑4.86美元的汇率。根据当时的看法，英镑被高估了。高估的程度因货币而不同，相对美元高估的程度大于相对法国法郎高估的程度，而这种高估使英国经济在好多年里都背着沉重的负担。
大战之后，英国的金融框架发生的第一个重大变化是英格兰银行的权力扩大。1920年上任一直任职到1944年的行长蒙塔古·诺曼（Montagu Norman）是典型的中央银行家，性格刚强，忠于职守，维护货币传统。诺曼很专业地运用其关系网络来履行其作为伦敦城新领袖的角色，即在国际层面代表英国的金融利益，在国内层面履行金融监管职责。英格兰银行新的监管任务并不是被正式赋予的，但英格兰银行行长能够根据当时治理英格兰银行与伦敦城其他金融机构间关系的不公开的绅士协议，非正式地通过道义劝告使他的意见得以贯彻实施。英格兰银行正是以这种方式禁止了一些代表外国政府的证券发行，限制了外国证券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交易。
（二）伦敦在困境中的发展
美国经济学家、研究国际资本流动的专家金克斯（Leland Jenks）在他1927年出版的著作中认为：纽约肯定在下一代最起码是伦敦金融领导权的一个非常接近的竞争对手。一些直白的分析则宣称第一次世界大战发出了伦敦城不可逆转的衰落与纽约取代其世界金融中心地位的信号。
伦敦城的影响自1914年以来已经在减弱这个事实无可争议。首先，由于要出售持有的外国证券为战争融资以及公共债务的大幅度增加，英国的大部分对外资产被出售。同时，为了储备可利用的外汇支付军事物资进口，不仅现有的可变现外国证券被出售，英国政府还施加各种形式的对外投资控制和干预措施，除了少数被认为是有利于国家利益的，其他对外投资都被禁止。其次，英国的纺织、煤炭、钢铁和造船等传统的出口行业疲软，伦敦货币市场的可用资金被政府吸收用于支持战争开支，美国在战争期间也不再依赖伦敦货币市场进行国际贸易融资，伦敦城的国际贸易融资业务损失巨大。第三，战争期间伦敦作为全球性金融中心的运行能力逐步降低，原来由伦敦经手的业务流向其他的金融中心，从中获利最大的是纽约。由于美国非常高的人均收入水平以及纽约稳固的主要金融中心的地位，它不仅处理欧洲投资者所持有美元证券的赎回以及美国自身进出口贸易的融资，而且也为世界各地的借款人提供所需要的资金。
虽然处于衰落中，但20世纪20年代的伦敦仍似乎是一个所提供金融服务比纽约更全面的国际金融中心，尤其是在贸易融资和专业金融服务方面，虽然它在外国证券发行领域的重要性明显降低。
首先是外国证券发行的重要性与证券市场的国际性显著降低。在1920～1929年海外借款人在伦敦发行了价值12亿英镑的证券，不论是从绝对值还是相对值看，这个数字都大大低于1914年以前的水平，如1910～1913年海外贷款占伦敦全部新证券发行的70%，到20年代这个比例仅为37%。不过各殖民地政府的证券在伦敦仍然受欢迎，石油生产、金属采矿和橡胶种植公司的证券也仍然受欢迎，中欧的企业也在20年代初的金融和货币动荡之后转向伦敦获得融资。与之相应，由于长期的控制以及处置了大量外国证券，伦敦证券交易所的外国证券交易业务受到很大影响。从名义价值看，伦敦证券交易所可转让票据的规模与1913年相比显著增长，达到185亿英镑；政府债券和壳牌、联合利华等大公司的证券在海外也有买主，尤其是在美国。但是伦敦证券交易所再也不能发挥战前所发挥的国际作用，也就是使来自世界各地的短期资金投资于向世界范围分销的证券。这一方面是因为货币市场与证券市场的分离，由于国债发行规模的扩大（由1913年的7亿英镑增加到1919年75亿英镑）和纽约证券交易所的竞争，银行很少向借款人发放短期证券贷款；另一方面，美国证券的流失也使伦敦证券市场失去了能够同时在若干金融中心上市和交易的证券，即使英国投资者在20年代部分地恢复了其外国资产持有。
其次，国际贸易融资业务优势依旧。在经历了大战期间的流失后，伦敦市场上流通的承兑票据规模到1920年又达到1913年名义价值3.5亿英镑的水平，但实际价值仅为当时的一半。1920～1921年的衰退中出现了下降，之后出现了强劲的增长，1926年达到4.15亿英镑。因此，虽然有来自纽约的竞争，伦敦开出的票据仍然是国际贸易融资中最受欢迎的工具，这也使伦敦货币市场的活力有很大程度的恢复。
第三，外汇市场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相对次要的地位发展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主导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取消管制引起的货币混乱产生了对活跃的外汇市场的需要。由于货币间汇率巨大而快速的波动，国家间支付的任何延迟都会有汇率风险，因此需要发展一个外汇远期市场，使市场中的风险可以按一定的价格转移给他人。同时银行家要有一个反向远期相匹配，以消除或降低汇率波动的风险。由于单个银行不可能创造出充足的交易满足这种要求，就需要发展活跃的银行间外汇市场，使每家银行能够通过将未来的外汇支出或收入转变成按当前汇率计算的即时支付或收入，向其客户提供所需要的安全性。这个市场需要大量的银行参与，而且必须是国际性运营，因为抵消性交易要涉及另一个国家的银行。伦敦是最为合适的地点，那里有最为集中的来自世界各地的银行群体以及国际业务联系网络。1909年仅有两家外汇经纪商在伦敦经营，到1922年时增加到22家，1924年进一步增加到40家。外汇市场的存在已经成为伦敦作为全球性金融中心运营中的有机部分，这不仅是外国银行继续在伦敦保持经营机构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而且是伦敦继续吸引新的外国银行的一个重要原因，如1929年中国银行在此设立分行。(www.xing528.com)
第四，20世纪20年代伦敦城仍然保持着世界货币市场的中心地位。欧洲大陆的货币动荡帮了伦敦城的忙，尤其是德国与法国的货币动荡。法郎对英镑的汇率由1919年的1英镑兑31.75法郎下跌到1926年稳定计划之前的1英镑兑152.38法郎，德国马克对外国货币的汇率也波动剧烈。这种波动性破坏了巴黎和柏林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推动短期资金募集活动转移到纽约和伦敦进行。随着英镑于1925年恢复金本位及其带来的稳定性，伦敦确实又赢得了它曾经长期拥有的吸引力，因为它仍然处于国际支付体系的中心并提供可以最容易地使用和进入的市场。这种吸引力非常大，以致更多的外国银行在20世纪20年代到伦敦开设分行，用直接设立的机构取代通过代理行联结的间接关系。特别是许多日本银行在那里开设了分行，如住友（Sumitomo）银行（1919年）、三菱（Mitsubish）银行（1920年）、三井（Mitsui）银行（1924年）。到1930年共有55家外国银行在伦敦城设有机构。同时，伦敦城还通过清算银行的跨国经营在国际上施加影响，而且强度远高于其他金融中心。1913～1928年英格兰各银行的海外分支总数由1387家增加到2253家。
因此，即使没有与1914年以前相同的地位，20世纪20年代的伦敦城也不像是处于衰落中。伦敦城确实已经将外国证券发行第一的位置让给了纽约，但是它在几乎所有其他的领域中都是领先的。伦敦是一个雄心勃勃朝前看而非朝后看的金融中心，各大银行战后所建设或重建的总部大楼较之战前更加宏伟高大，显示出一种自信以及不曾被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动摇的优越感。
（三）银行业的进一步集中化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银行业并购运动中形成的英格兰的“五大”银行（巴克莱银行、米德兰银行、西敏寺银行、劳艾德银行和国民地方银行）在大战结束后继续其并购战略，并将触角扩大到苏格兰。1919年巴克莱银行收购了爱丁堡的不列颠亚麻银行；米德兰银行在1920年收购了哥拉斯格的克莱德斯戴尔银行（Clydesdale）并于4年后又收购了阿伯丁的北苏格兰银行（North of Scotland Bank）；国民地方银行于1920年收购了著名的私人银行库茨银行（Coutts & Co.）。英国的银行业集中化进程实际上是“五大”不断扩张的进程，1920年“五大”银行已经占到英格兰和威尔士银行业存款的4/5。1929年英国的银行数量已经由大战前1912年的75家减少到34家，但经营场所的数量则由7560个增加到11738个，每万人拥有的银行经营场所数量由1.66个增加到2.57个。虽然英国的银行体系仍然是专业化的，这些清算银行仍然是存款银行，但已经开始有一定程度的融合，尤其是在国际金融业务领域。伦敦的大型商业银行不仅在承兑市场上对商人银行形成了更为巨大的挑战（到20世纪20年代末期已经占到一半多的份额），而且它们越来越多地参与海外业务。它们的国际扩张从欧洲大陆开始，因为大战之前他们已经在那里设立有机构，然后是海外。巴克莱银行是这种国际扩张的倡导者，它控制了殖民银行（Colonial Bank）、英埃银行（the Anglo-Egyptian Bank）以及南非国民银行（the National Bank of South Africa），在1925年形成巴克莱银行DCO（Barclays Bank DCO），成为当时世界最大的跨国银行，有506个海外分支。
金融资源日益集中于少数银行，引起公众广泛担心银行托拉斯的兴起并形成对国内货币市场的垄断。英国政府在1918年设立了财政部银行合并委员会，调查研究银行并购问题。由于委员会的多数成员是银行家，它对过往的合并持赞同的态度。他们的报告指出了建立大型商业银行的好处：通过在全国遍布其业务而获得经济性和稳定性，能够更好地向客户安全地发放大额贷款，英国工业规模的扩大也需要相应的银行规模扩大。虽然承认了过去合并所产生的一些好处，但委员会更加关注的是，合并的类型和构成已经发生了变化，不再是由大银行或经营地域广泛的股份制银行合并地方银行，而是大股份制银行间的联合。委员会认为，进一步的大合并可能产生一定危险，需要某种政府控制。该委员会提出了将银行合并限制在严格的指南范围内的立法议案，但没有形成法律。大型银行与财政部达成谅解，将以后的合并限制于能够极大地扩大客户服务范围或扩大合并银行业务覆盖地域的类型，避免重叠性机构（业务类型和经营地域类似）的联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阻止了“五大”之间合并的任何想法。
1918年后，英国的银行继续奉行其传统的经营政策，偏好发放短期商业信贷、贴现票据以及买卖国债，避免直接投资工业或长期工业贷款。但是，1918年后英国的工业不再像19世纪那样依靠内源融资或当地资源进行投资，工业界依靠自我融资和少数富人的投资难以为继，需要新的融资来源。1931年7月麦克米兰委员会（MacMillan Committee）指出，工业与银行之间的协作不充分，需要长期的紧密合作，英国应该效仿德国那种银行可以投资于竞争性工业的模式，消除破坏性的竞争进而形成卡特尔，使工业发展合理化。
（四）证券市场
直到1922年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8年后，诸多正常的交易做法才逐步在伦敦证券交易所恢复。由于长期的控制以及处置了大量外国证券，伦敦证券交易所的国际业务量大大降低。另外，最低佣金率的实施以及拒绝银行和外国经纪商成为成员，使不少的国际证券业务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之外进行。大战结束后，开始有美国的证券经纪商在伦敦开设机构为伦敦的英国银行和外国银行提供与纽约证券市场的直接联系。英国投资者对外国证券的兴趣也开始恢复，虽然有政府的限制和税收约束。
与外国证券在伦敦的地位弱化相反，国内借款人的债券发行迅猛增长，主要的原因是英国政府为战争融资的借款巨大增长。英国参战时的借款为7亿英镑左右，而战争结束时已经达到75亿英镑左右，其中60亿英镑来自英国储蓄者，这使很大比例的英国人通过购买战争债券而第一次成为证券投资者。1918年的一项估计显示，英国的证券投资者数量达到1300万，而战争爆发时仅100万。到20世纪20年代，投资者被英国优秀的工业和金融业公司发行的股票和债券所吸引，这些公司主要是面向国内市场，在经济的一些分支中处于主导地位，对影响外国政府债券和英国海外经营公司的一些问题有一定免疫性。1926年，英国7大公司的股东数量接近39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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