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资本输出的影响与发展

1914年以前，法国是世界第二大债权国。与伦敦相比，巴黎资本市场受政府的影响更大，而且受更多的政治操纵。即使到1914年时，所有要在巴黎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证券都要有许可委员会的正式批准，这个委员会受政府任命的证券交易所专员的监督。外国投资在进入巴黎证券交易所之前要受到政府的特别审查，财政部长从财政角度审查，外交部长从政治角度审查。如果政府认为准许一笔外国贷款从财政上或政治上看不合意，就可以根据部长的判断禁止其在巴黎证券交易所挂牌。由此，政府虽然不能掌握法国对外投资的方向，但是却能够阻止它认为不合意的对外投资，也就能间接地控制资本输出，使资本输出成为法国外交的“金融帮手”（arme financière）。

19世纪70年代以前，巴黎的私人银行在巴黎罗斯柴尔德银行的牵头下从事外国贷款、铁路股票与债券发行时，法国的银行就开始了国际经营。之后，法国的大型股份制银行如里昂信贷、法国兴业银行等成为资本输出重要的中介体。法国也成立了海外银行，但重要性不大，主要是在殖民地充当发行银行。在这些海外银行中，仅1875年成立的印度支那银行（Banque de l’Indochine）获得了大量客户，该银行要受财政部长的监督。与其他殖民地银行不同的是，它不仅作为殖民地区域（法属印度支那和印度洋的法国殖民地）的发行银行经营，银行的政策还要受其大股东的指导，这些大股东都是巴黎的大银行。印度支那银行为来自印度支那的商品贸易提供短期贷款，为印度支那和马达加斯加发行债券，并参与中国的铁路建设融资。奥斯曼帝国银行（Banque Impériale Ottomane）在法国的资本输出中也是领先的机构，这是一家根据公共法律成立的土耳其金融机构，总部设在康斯坦丁堡。这家银行于1863年由英-法联营体成立，是一家全能银行，既充当着奥斯曼帝国的发行银行，也是存款和投资银行，经手奥斯曼帝国债务的偿还，并在君士坦丁堡和奥斯曼帝国的其他有其分行的城市收集财政收入。

在普法战争前夕，约100亿法郎的法国资本投资于外国证券；到1890年，对外投资翻了一番，达到约200亿法郎；1913年达到近450亿法郎，总的对外投资是英国的近一半。1870～1914年英国的对外投资已经逐步从国家债券转向铁路证券，而法国的对外投资依然是国家贷款占主导。1900年法国对外组合资产的近2/3是国家债券，1900～1913年在法国发行的总共300亿法郎外国证券中，国家贷款超过一半。从20世纪初开始，法国的银行在政府和舆论的压力下开始将外国贷款发行与法国工业公司海外订单的谈判更紧地联系起来。但银行并不总是屈从于这种压力，例如在1908～1909年的阿根廷国家贷款中，法国政府要求巴黎的银行要有条件发行贷款，条件是阿根廷政府要订购施耐德而非克卢伯的现代武器装备其军队，但银行不想丢掉生意就没有满足政府的要求。(www.xing528.com)

到19世纪末，法国对外国企业股份的投资几乎完全局限于铁路公司和银行，法国资本直接参与了俄国、西班牙、意大利、南美洲和中国的铁路建设。到19世纪80年代末，伊比利亚半岛、奥斯曼帝国和拉丁美洲是法国资本输出的主要区域，之后俄国就成为法国对外投资的主要接受国。1887年以前，德国一直是俄国沙皇的主要债权人；1887年11月，俾斯麦禁止帝国银行为俄国证券担保，对俄国这个东部邻国关闭了资本市场。于是法国的银行就趁虚而入。1892年后俄国政府强力推进工业化，特别是下大力气吸引外资，法国大银行所提供的资本为此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圣彼得堡、莫斯科、基辅等地的股份制银行都有法国资本的重大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外国人持有的俄国银行股份的一多半掌握在法国人手里。巴黎银行、兴业银行等在俄国的煤矿和大型钢铁企业中也有相当的直接投资参与，俄国轮船码头中外国参与投资的3/4是法国的投资。到1914年，法国对外总投资的25%以上（113亿法郎）是俄国证券。法国在拉美国家的投资有60亿法郎，占法国对外投资的不到10%；对两个伊比利亚国家的投资大约有39亿法郎，在奥斯曼和埃及（苏伊士运河）投资了33亿法郎，在奥匈帝国的投资有22亿法郎。总体看，法国的对外投资明显偏好欧洲国家，到1914年对欧洲国家的投资占其对外投资的60%多。